阑夕的互联网手册

文 | 阑夕

1904年，《企业家》杂志在美国创刊，它采用了作家迪恩·阿尔芬奇的一首诗篇作为发刊词：

I do not choose to be a common person.

我拒绝平庸。

It is my right to be uncommon — if I can.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成为一位不寻常的人。

I seek opportunity—not security.

I do not wish to be a kept citizen,

humbled and dulled by having the state look after me.

我渴望冒险，而不是安逸。

我不希望成为一名只顾享受国家福利保障的公民，

那将被人瞧不起而使我感到痛苦不堪。

I want to take the calculated risk,

to dream and to build,

to fail and to succeed.

I refuse to barter incentive for a dole;

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

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我拒绝用自由来换取施舍；

I prefer the challenges of life to the guaranteed existence;

the thrill of fulfillment to the stale calm of Utopia.

我宁愿向生活挑战，而不愿过有保障的生活；

宁愿要达到顶峰时的颤抖，而不愿要乌托邦式毫无生气的平静。

I will not trade my freedom for beneficence

nor my dignity for a handout.

我不会拿我的自由交换福祉，也不会用我的尊严去乞食。

I will never cower before any master

nor bend to any threat.

我决不会在任何一位威权面前发抖，也不会为任何恐吓所屈服。

It is my heritage to stand erect, proud, and unafraid;

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所畏惧。

to think and act for myself;

to enjoy the benefit of my creations;

and to face the world boldly

and say:

“This, with God’s help, I have done.”

我思、我行皆我自主，

我只满足于自己创造的成就，

我要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自豪地说：

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做到了。

在那个黄金一般的年代，全球的机遇似乎全都在向美国集中，联邦党领袖古尔奈尔·莫里斯更是将他的同胞称作是「商业时代的长子」，而开启「柯立芝繁荣」的总统则向每一位公民传递「做生意才是创造价值的头等方式」的信念。

于是，尽管自由市场并非发源于美国，但只有在这片土地上，企业家精神才被真正的尊敬和发扬，它象征着勇敢、冒险以及一切和疯狂沾边的事情，耐克的创始人菲儿·奈特在其自传里写道：「无论你是不是喜欢，这就是一场比赛，懦夫从未启程，弱者死在中途，只剩下我们继续前行。」

而企业家的魅力，除了他们斩获成功的非凡效率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沿承历险传统的本能，财富的确能够引人羡慕，然而真正致人仰慕的，却是那些和财富无关的独特品质。

所以，这次想和你谈谈那些在「分外之事」上做得出类拔萃、甚至不逊色于其主业的企业家。

蒂姆·库克 | 苹果公司CEO | LGBT旗手

这位乔布斯的继任者从未远离过舆论的非议，尽管在他的带领之下，苹果公司的股票已经在乔布斯去世之后上涨了超过230%，但他始终摆脱不了「前任」的阴影，也被恋旧的媒体唱衰了足足五年。

2014年，蒂姆·库克在《商业周刊》发布文章，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并表示为这个身份感到自豪。这个剧情的发生其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关于库克是男同性恋的传闻由来已久，每年硅谷的LGBT游行，库克都会带着员工一起参加，并向民众分发彩虹旗包裹着的iTunes礼品卡。

在西方，LGBT并不仅限于个人性取向的主张，而是代表着平权运动的荣光延续，且逐渐成为捍卫公民权利、反对歧视迫害的一种社会风潮。

蒂姆·库克本可不必卷入这种对其私生活并无益处、甚至可能会给公司带来风险的活动——事实上，在不少宗教势力发达的保守州，对于LGBT的高调行为并不持友善态度，而其中很多人都会是苹果的顾客或是潜在顾客——但是无论是苹果的员工还是股东，都对库克的「假公济私」表示了赞同，这也是健全社会对于企业家的基本要求：公共表达是经营企业的社会责任之一，观念的是非争议绝不是阻碍企业家参与表达的障碍。

在当年的「出柜」声明中，库克写出了他为什么要站出来推动这个话题的原因：「我很荣幸能领导这样一家公司，它长期倡导人权和平等。我们在国会坚决支持职场平等法案，同时坚定支持在加州实现婚姻平等。当亚利桑那州通过针对同性恋的歧视性法案时，我们站出来抗议。我们将继续为我们支持的价值观而奋斗，我相信这家公司的任何CEO，无论种族、性别或性取向，都会做同样的决定。」

理查德·布兰森 | 维珍集团CEO | 冒险者

维珍集团的品牌在英国的家喻户晓，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的特立独行，这个留着披肩金发的男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决定创办一家航空公司时，收到了来自英国廉价航空鼻祖莱克爵士的一封信，后者向他讲述了自己为何开创跨大西洋航线却终因入不敷出而破产的原因，并对这个试图挑战相同课题的后辈提出诚挚的建议：

「确保你的品牌出现在报刊杂志的封面上，你要用尽一切手段推销自己，不然你无法在这个行业生存下去。」

布兰森在随后三十多年人生里的表现证明，他深信这份忠告，并将这种推销发挥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1986年，为了推广步履维艰的维珍航空，布兰森亲自驾驶一艘印着维珍品牌的帆船横渡大西洋，打破了史上最快的世界纪录，次年，他又如法炮制，搭乘一个巨型热气球再度飞越大西洋，出尽风头。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布兰森的历次冒险都是围绕自己的公司展开，比如执着于大西洋的穿越是因为这也是维珍航空成立初期的主营航线，又或曾因打赌输掉而穿上空姐制服在飞机上上班一天则展示出了商业社会最为重要的诚信品质，他的这些行为让维珍品牌迅速壮大，并在多年以来都位居最受尊敬的榜单前列。

理查德·布兰森儿时患有严重的阅读障碍，直到今天，他也未能彻底治愈口吃的疾患，但是他从来不吝于公共发言，甚至还出席过TED大会作为演讲嘉宾，向听众解释了他何以永远保持偏执和疯狂：

「在一次热气球越洋的途中，燃料意外不够用了，我在舱室里给我的家人写了一封信，然后降下气球跳到海里求生，我的公关团队批评我，说作为一家航空公司的老板，最不应该演绎的事情，就是在半空中发生事故而跌到海里……我没有想过要留下多少名声，在剩下可能不到五十年的人生里，我就是想要活在每一分钟，而且加倍的关心这个世界，我不想去做那种空有财力而对世界待以冷漠的人。」

小托马斯·沃森 | IBM继承人 | 国家主义者

在从父亲那里继承IBM这家生产穿孔卡制表器（一种会计职业的工具机器）之前，小托马斯·沃森放出的话掷地有声：「我可不想这么早的就让IBM支配我的生活。」

在二战期间，小托马斯·沃森辞去父亲为他安排的销售经理的锻炼岗位，加入美国空军，在太平洋及亚洲的炮火声中一次次的飞过，还差点在缅甸撞到山上。

盟军取得胜利后，沃森带着零星的战功和不同寻常的人生，回到IBM，帮助身体渐衰的父亲经营IBM公司，在决定进入当时方兴未艾的计算机市场时，他和父亲大吵一场，后者说出了「世界上只需要5台计算机就够了」这席后来进入商学院反面教案的发言，却依然不能阻止沃森倾尽公司财产赌到研制计算机的事业上。

在IBM创建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小托马斯·沃森同时在美国63座城市和全球14个国家举行发布会，开启了个人电脑时代。

沃森不仅是在领导IBM时就和美国政府关系密切，他在退休之后甚至主动请缨依靠政治献金向卡特总统换来了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职位，致力于阻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

终其一生，他被尖锐的媒体称作政府的走狗，被员工抱怨过度热衷于个人崇拜，也被乔布斯通过著名的《1984》广告暗讽为「老大哥」，但是无人怀疑他对国家的忠诚，在他去世之后，人们将他誉为「美国最伟大的资本家」。

梁建章 | 携程创始人 | 人口专家

梁建章也许是当代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他一手创办携程并成功上市，随后辞任CEO前往斯坦福大学获取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携程陷入危机时回归，力挽狂澜的解决麻烦，合并了由百度支持的竞争对手去哪儿，然后再次辞职，专注于一名学者的身份，推进中国的人口问题改革。

加缪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所有独行的人格都意味着强大。」

梁建章长期公开反对计划生育制度，即使是在管理携程时，他也不忘在公司内部成立一支基金，补贴那些因为「超生」而被迫缴纳额外的社会抚养费的员工。

在梁建章看来，人口之于国家从来不是负担，而是珍贵的资源，中国若是想要尽可能的降低老龄化危机的影响，就必须尽早废除对于公民生育的法律限制。

为了贯彻这条信念，梁建章用了接近十年的时间持续上书表达意见，每隔一段时间，刚入行的新记者都会在整理素材时发现这么一个和携程创始人同名的人口专家在时政版上侃侃而谈，并在最后确认得知竟然真的是同一个人时大感不可思议。

潘石屹回忆他和梁建章的交往，称后者总是少谈生意，而是充满热情的推销人口模型，希望在企业家的圈子里加大影响。在中国逐步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之后，梁建章一边认同这是重大的进步，一边继续批评「这还远远不够」，因为生育是一项天然的个人权利，限制胎数始终有着人为的政治味道。

在梁建章的一篇论文里，他写下了如下的谏言：

「不应该把孩子增加当成洪水猛兽。在生育率比我们高得多的西方国家，婴儿潮都被当成社会福祉，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自然资源可从市场上购买，唯有本民族的孩子需要自己生育和培养。即便应对出生反弹需要一些付出，但未来的回报将远远超过这些付出。」

郝义 | 长城会CEO | CXO乐队发起人及主唱

企业家的文艺兴趣往往能够充实外界对于他们的形象补充，比如苹果公司每年秋天的新品发布会会邀请哪一支乐队出场，都是备受关注的悬念。

不过，由企业家亲自来组一支乐队，从来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谈笑风生，比如暴风的CEO冯鑫就在前日和记者的对答中表示如有机会他希望能够和唐岩、周鸿祎、王小川和张一鸣一起成立一支摇滚乐队。所以若是冯鑫真的有这个念头，不妨加入下面这个团体。

正是因为知易行难，所以才有知行合一的考验，所以当长城会的CEO郝义真的践行不务正业搞乐队玩音乐的事情时，业内的懵逼是一致的。

长城会是成立于2008年的企业家社群和创新者平台，中国主流互联网企业的管理者或是高管均为会员，移动互联网领域首屈一指的GMIC大会也是由长城会主办。

郝义萌生在长城会里招揽「C-Level」级别的会员组建乐队的念头，除了是要实现个人的音乐理想之外，也是想要检验这些终日忙于事业的企业家们能否支配各自的时间，通过余光照亮另一种生活方式，做一件对于企业家而言非典型却有趣的事情，让科技性感起来，也让内心摇滚起来。

最后成型的乐队，由主唱郝义（长城会CEO）、主唱兼键盘何佳忆（曾任咪加CEO）、吉他杨宝成（纹路科技CEO）、吉他马良骏（MadhouseCEO）、贝斯沈海争（合纵音乐学院创始人）、鼓手宋洋（麦爱文化CEO）、和声、林震（小米电视副总裁）组成，他们已经先后在去年的GMIC年度盛典和杭州G20峰会上演出两次，让公众看到了商业之外的别样风情。

这支被郝义命名为「CXO」的乐队，还有一些没有上台，但随时能参与演出的CEO们。他们可能也会在今年春天举办的GMIC北京大会上再次登场献唱。

文 | 阑夕

体现某支势力的强盛，往往不在于它的下场争夺，而在于它的离场效果，就像美国从输出秩序到孤立主义的转变，后者带给世界的震动和不安实际上更为显著。

在某种意义上，微信宣布今年退出「红包大战」从而引起同行们的无所适从，也属于上述这种情形，打得激烈凶狠的时候，仿佛各有平分秋色，只是一旦引战者突然宣布撤离，遗留下来的市场真空反而充满了陷阱的味道。

严格来说，微信是放弃了在每年辞旧迎新的假期通过设置手摇红包的互动形式教育用户绑卡的短暂传统，尽管这已形成中文互联网世界的行业惯例，并被认为是移动支付得以普及的重要推手之一。

去年红包大战在春晚的竞价投标尚且历历在目，然而时过境迁，仅仅一年过去，气候的集体降温就倏然而至。

当然，这在逻辑上并不是无迹可寻。

在一方面，红包本身承载的历史使命濒临尾声，即使是在微信失去央视曝光资源的去年，用户在春节期间相互发送的红包总量也达80亿个，人均发送红包超过6个，同比增长800%，这种融入自然交际行为的强大惯性，足以让微信支付摆脱市场焦虑。

微信支付在13年8月上线至今，已经成长成为绑卡用户超过3亿、日均交易笔数过5亿，接入全球超过12个国家和地区，全面覆盖用户衣食住行、全方位生活场景的移动支付产品，它几乎改变了每个人的支付习惯。

另一方面，红包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存在，是为了服务微信支付的扩张，收发红包无疑能够有效激活钱包的使用效率，但在更为具体的场景设计中，转化社交能量连接消费场景才是重中之重。

因此，可预见的社交红包转化的商业潜能引发了新的探索。不止是微信，支付宝和QQ双双扎入AR的水池，欲将红包演绎成可捕捉的宝可梦精灵，有着明星效应的微博以及各大直播平台则借鉴着夜店里给小妹点花篮的模式，发动土豪掏钱、刺激百姓哄抢、于是有了莺声燕语绕梁三尺的期许。

硝烟散尽，海阔天空。

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发生在西部战线的故事那样——德英交战双方因为意识到这天是圣诞节而突然停火，甚至还有隔着战壕探头聊天的士兵行为——这为紧张而胶着的战局赋予了些许生动的趣味。

不过，转型幅度最大的，还是微信。

据说张小龙对于微信这款可能是腾讯当今分量最重的产品的理解，常常连腾讯内部也要费力消化和自圆其说，比如他坚持要将微信定义为「工具」，就让很多预先备好的浓重笔墨难以挥发。

大概也只有微信，能够曾在版本迭代之后的开屏画面，无视KPI而对着数以亿计的用户劝说「放下手机，多和朋友见见面」。

微信在将竞争主动进行降温处理之后，重新升温的是它将纸质红包带回人间的做法。

微信支付希望发动用户在线下使用支付功能，从而在加入合作计划的商户端领取一封加持京绣工艺的纪念版红包，京绣工艺所带来的仪式感无疑是为了提醒每个人珍视这个红包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以及祝福和心意，以及时响应「兑现祝福」的主张。

而这封纸质红包，则可在物理世界继续传播。在定制版的红包礼盒上，饱含深情的书有「每份祝福都应好好珍惜，每个红包都不该辜负」的文案，从昔日的数字游戏到今天的温情脉脉，画风变化惊人。

微信想说，红包的价值在于它所凝结的是来自他人的心意，而这份心意可以通过微信支付随时随地的自由兑现。

在腾讯的深圳总部，每逢年底都有员工排成长队去向马化腾、刘炽平等高管团队讨要红包，这种习俗在广东被称作「逗利是」，而马化腾正是广东潮汕人，在企业文化的构建上显得颇为本色流露。

曾经有人提出过「年关流量」的说法，大意是指：每逢春节，中国就会经历全球绝无仅有的人口迁徙规模，在剧烈的流动性中，互联网产品如同蒲公英，随着智能手机散播流通，这也是发现和影响潜在客群的最佳机遇，不少手游、交友应用都是借着城市和乡镇的年轻人的这场交汇实现了用户激增的弯道超车。

对于微信而言，这个年关的意义同样在于，它能不能像过去几年那样，再度引领用户的广泛认同，没有春晚舞台上主持人们敬业卖力的口播引导，没有花样迭出的互动玩法或是现金刺激，只是凭借回归情感和吟唱温暖的一次转身，把温度无损的传递给它的十亿用户。

历史学家孙隆基认为中国是典型的「人情社会」，在传统的天道观中，连天地这种自然符号都可以被「人情化」，天有雷公电母，地有土地公公，人们献以贡品，求得平安愿景。

和厚重而浩瀚的传统相比，寿命不过数十年的商业公司的所有努力都不过只是投入荒漠中的一粒沙砾，它向前滚动着，或在力量丧失的尽头止步化作装饰风景的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或者足够幸运，能够以混沌的方式酝酿将会改变地貌的风暴，彻底改写整个地区的生态链条。

这也是商业文明的有趣之处：在结局到来之前，结局从来都是未定的。

返璞归真的微信红包，大概会成为朋友圈里照片分享的热门主角，微信支付的小小野心，也就又往前挪了意义非凡的一小步。而将社交能源注入商业引擎的举措，则不可避免的将要成为微信在未来数年的主旋律，微信支付的版图正沿着从中国到全球的路线纵情生长，肌肉和柔情兼有，速度与力量并重。

六年以来，微信的每一次产品决策，都在试图扩大共赢生态的疆域，卷入愈来愈多的同盟共襄盛举，这次也不例外，将纸质红包交给线下商户发放给使用微信支付的顾客，场景颇为一本正经的风趣。

而对于它的对手而言，恐怕不太能够笑得出来，这种超脱规则之外的挑战，连胜负是否存在都难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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