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阑夕
最近几天,大姨吗和美柚两个冤家互相撕逼,弄得朋友圈就像古罗马斗兽场,男人和野兽在泥浆中滚作一团,观众也分辨不清究竟谁占上风,只是茫然却也不失热忱的发出喝彩,有人昨天转了这家痛骂那家数据造假的稿子贴上表情“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今天又转了那家辟谣这家蓄意碰瓷的公告端出鸡汤“无缘无故也躺枪还能不能让人好好创业了”,更重要的是,他在每个时刻都坚信不疑自己的真诚和正义。
可惜和汪峰总是上不了头条的原因相似,终结大姨吗和美柚粉拳互殴的,是宅代洗这个一夜成名的创业公司,它亲自击碎了O2O尸横遍地的谎言,并告诫那些苦于获客成本居高不下的同行:不是商业规律辜负了你们,而是你们还不够努力。
如果洗车O2O公司能够意识到把小区里那些没有在自己这里办卡的车主座驾挨个塞上“如不开户,三天内划车”的卡片,它们又怎会倒在可笑的资本寒冬?
如果生鲜O2O公司及时的雇上一名壮汉奔赴社区商超的蔬果柜台用舍我其谁的气势威慑大爷大妈的采购过程,垄断这片小区的生鲜供应又有什么难处呢?
海底捞你学不会,宅代洗难道你也学会不会吗?
有人说百度应当收购这家敢为人先的创业公司,我起初觉得是在黑百度,但是看了宅代洗团队员工的朋友圈,还真是天作之合:
如果你看了感到隐约有种熟悉的感觉却又记不起来缘由,那么,再看看下面这张图:
这是百度的用户体验总监刘超在两个月前的某场行业会议上用Low爆的PPT和演讲瞎了听众狗眼并引起全网嘘声一片之后,他和他的手下在朋友圈里的得意表态。
简直一模一样啊有没有⋯⋯你们是失散多年的亲生姐弟吗?
从经济学的原理出发,作恶成本的低廉,也就是事后惩戒的消极,会助长那些将脚印踏入灰色地带的行为。尤其是在讲究“成王败寇”的商业市场,公众迷恋成事者的风光,也包容着他们的污点,而宋襄公这种败军之师的仁义情结,反而成了迂腐。
乔布斯就很坦荡的承认他和比尔·盖茨是从施乐那里偷来图形界面的窃贼,因为他知道,这种历史污点会和他反复无常的脾气一样,成为人格魅力的组成部分,没有任何审判机构有权力让他偿还代价。
所以马云当上首富之后,隔着千里喊着“爸爸”的声音此起彼伏,谁要是提起阿里对假货放任不管的过往,谁就是不识趣的碰瓷犯,拘泥于该翻篇儿的事情不放。周鸿祎也可以不必为他一手开创的流氓软件乱局负责,摇身一变化作安全产业教父,用光明正大的恐吓取代偷偷摸摸的潜伏继续占领者用户的终端。
倒是百度悲剧性的承担了互联网的全部之恶,在任何时候似乎只有骂百度才是全方位无死角的政治正确。
还记得余佳文么?这个被资本推到前台的九零后创业代表,在央视的镁光灯下高谈阔论,要将一亿元分给员工,在无法兑现之后改口说“九零后都是这么玩的”,突然就把全国的年轻人给代表了,还嘲笑那些批评他的媒体不懂时代的进步。
还记得许单单么?这位拉勾网的CEO在遭遇竞争对手BOSS直聘控诉被黑掉苹果账户删除应用时亲身上阵,有理有据的反驳对方无中生有,最后发现竟然真的是一名拉勾的员工通过黑进BOSS直聘的企业邮箱实施了上面他所否认的所有事情。
还记得黄修源么?他扒了一辆特斯拉的地盘,套上了自主设计的外壳,然后把车抬到了三里屯,命名为游侠X,宣称这是改变未来的重大发明,而质疑他的都是不懂梦想的粗鄙庸众,让他们等着2017年游侠X量产上市。时至今日,游侠已经悄无声息。
还记得邱懿武么?他的创业项目被包装为最懂年轻人的电动自行车云马X1,成于铺天盖地的网络宣传,也败于这种高调传播让被抄袭的正主——一个爱沙尼亚的高龄设计师——找上门来,欲打一场国际官司。
还记得黄佳佳么?作为51talk的创始人,他在IPO前夕被指出四轮融资全部注水造假,然而带着公司流血上市终让早期股东得以顺利退出,却又让他在VC行业风评颇好,只是上市当日就跌破发行价的股价,则让散户甚感寒心。
还记得刘畅么?她所创办的伴米网,发展硅谷科技公司的华人员工在工作时间兼职带领国内的游客游览观光,导致他们因为违反职业道德而失去工作甚至签证,刘畅的回应则是单方面宣布胜利,称Facebook的小题大做有助于伴米的用户增长。
还记得王信文么?他开发的手游《刀塔传奇》采用暴雪和Valve的版权IP却不曾获得授权,以擦边球的形势在中国成就了国民级手游的地位,尽管后来在App Store里被强制下架,却仗着Android应用商店的碎片化继续安然吸金,坚持躲避诉讼。
⋯⋯
迄今为止,“双创”光环究竟为中国经济拉动了多少体量仍不可考,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在由政府鼓吹、资本兜底和产业合谋的美好图景中,创业本身也有了形式化的色彩,就像“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胡乱逻辑,将创业当成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并决心为此不择手段的年轻人前仆后继,如同长袍加身的殉道者,自顾自的将自己绑在了只可成功不许失败的祭坛上。
创业者并不生而骄傲,这份事业无论有多么激动人心,它同样需要遵从经济规律、公共道德和法律秩序,俞敏洪说创业就是养出一块丰美的草地,着急是没用的,他把新东方做上市的时候已经44岁了,真要抓住了机遇,什么时间都不晚。
何必总是想着如何一夜走红,如何消灭对手,如何功成名就。你还没到站就急着下车,即将面对的必然也不会是你的目的地。
写到这里,突然看到宅代洗发布微博,承认“剪电线”事件是其公关策划而非事实,希望公众能够“再给年轻人一次机会”。
我想说的是,年轻人之所以有第二次机会,是因为他们年轻,受挫之后还有充裕的时间成本可以东山再起,不是在犯错的时候总是以为可以得到原谅和纵容,蛇咬得若是不够疼,永远不会意识到井边有多危险。
1972年,美国人理查德·格林萧在一辆福特汽车内因一场交通事故而被发动机舱的起火烧伤全身90%的皮肤。格林萧的代理律师在查案时发现,这个自燃隐患福特公司在生产实验中已经知晓,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增加的制造成本高达1.4亿美元,而如果任凭小概率事件发生而按常规赔偿数额来理赔,直到这款车型停产,最多也不过会有180人被烧伤,赔偿这180人只需要花费约5千美元。
于是,在1.4亿美元和5千万美元之间,福特公司选择了后者。在获悉原告律师提交的这份证据之后,当时法庭最终判决福特公司做出1.25亿美元的巨额赔偿,你不仅甭想省钱,反而还要出血更多。这在美国的判例史上被称作“惩罚性赔偿”,即:如果企业的作恶成本太低,那么就由司法系统填补进来抬高成本,迫使企业出于忌惮而不敢以身犯险。
宅代洗事件的结果,即使以最严重的程度而言,无论是因为真的剪了电线而被处于十五天以内的拘留,还是没有剪电线只是因为恶意炒作而被舆论鄙夷,相比它的所得——史无前例的品牌曝光和服务传播——都显得太过划算。
我相信有很多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在义愤填膺之余,或许也在恼怒于自己的团队为何没能想到这样性价比惊人的招式。
这大概也是“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当代悲剧,就像所罗门效应所说的那则故事——两个妇人争夺一个孩子,都说是自己亲生的,所罗门让她们各拉一只胳膊往坏里抢,最后获胜的一定不是亲生母亲的那个,因为她才不担心伤着孩子——那样,如果每次都是耍小聪明或是僭越规则的占尽便宜,那么或许不会再有人尊重诚实、守信和节制这些日益稀缺的德性。
另外有个小小的技术性问题我想问问铅笔道的同学,这也是我一直想问的:如果“剪电线”的故事创业者可以无中生有的轻易骗过你们,那么为什么在融资额度这件事情上你们坚信可以不被蒙蔽?
文 | 阑夕
所谓「直播元年」的盛世豪歌,像极了2011年的「千团大战」和2013年的「页游之巅」,简而言之,就是需求端的正向反馈,在变形的信号机制下造就了供给侧的过剩产能。
甚至连运营手段都变得惊人的相似:
如果不是傲慢到自认能够倾覆历史规律的地步,所有人或许都应承认,相较团购的九败一胜和页游的溃不成军,直播产品赴其后尘的概率几近板上钉钉,然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没有哪个贪婪生猛的掘金者会在体力耗尽之前宣告失败,谁都知道,在以人口规模为生产力及消费力起源的市场,意味着胜利的,不是技惊四座的创造,而是坚持到最后一个倒下。
新浪微博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在拖死全部的竞争对手之后,它方才有机会孤身试错,以低风险——不会有同行趁虚而入撬其用户——的代价寻找可期的盈利模式,并终有所成。
看直播的诉求,还是“关系”
用今天的视角来看,钱钟书的论调——爱吃鸡蛋却无必要结识那只下蛋的母鸡——不过只是清高文人的隐世托辞,从东野圭吾的签售会到AKB48的握手会,无论职业、阶层、成就的差异何如,发生关系仍是人格与人格之间最大的情感需要,尤其是在表达内敛而心思慎密的东亚几国,互联网在构建第二层社会皮肤这件事情上居功至伟。
因此,就直播行业而言,一个三象限的图景很容易的就跃于纸面:横贯全球东西的,是游戏直播这个「术业有专攻」的品类,它的背后是游戏无国界的商业设定;在纵轴上,究竟是使用智能手机的前置摄像头还是后置摄像头,则区分了剩余两种品类,也就是以主播为唯一主角的秀)直播和「所见即所得」的现场直播,它们合在一起,就被称之为「泛娱乐」。
游戏、秀场和现场,是直播行业三分天下的格局
捉对厮杀的三个局部战区,拼凑出了风景独好的一块资本热土,账面现金流的充沛更是加剧了僵持不下的时间长度,但是Twitch的早早卖身、Periscope的如日方升、Meerkat的投子认负和Facebook的收拾残局,则让美国的直播行业提前水落石出,残存无几的悬念全都系于内生性的中国市场。
现阶段,依然是烧钱换市场
根据TalkingData的数据显示,中国安装有直播应用的智能终端数量达到1.86亿台,且仅在2016年上半年,直播行业的融资额度就超过了12亿,已经高过直播行业在去年全年的融资额度,且近两年来的融资阶段多集中于早期(B轮以前),仍然呈现出新兴市场的典型特征。
媒体期待的残酷洗牌,看似远未到来。
有种说法,是将直播产品比作机会主义的足球前锋,强于临门一脚的能力,而无统帅全局的魄力,这话颇为有趣。
也就是说,直播的场景优势在于快速创造消费行为,这是很多「赔钱赚吆喝」的产品难以匹敌的,但是直播本身的独立性能否长期维持下去,尚需存疑。
更加自然的商业逻辑是:腾讯在手机QQ里推出NOW直播入口、新浪在微博里加入一直播模块、阿里在淘宝里新增网红直播的通道等,由一个完整的社交或是变现生态来融合直播应用。
这种设想,自然不被破釜沉舟的创业公司接受。
刚刚融到C轮15亿人民币的斗鱼创始人陈少杰以「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来解释这家公司对于资金储备的要求:在一切均可交易的时代,直播业态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内容领域的成果,无论是主播的签约还是节目的自制,都与现金的消耗成正比关系。
QuestMobile的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是在第一梯队里将直播应用的用户叠加起来进行对比,重合用户的数量也仅在一百万到两百万之间,重合度极低。这也就意味着,独占内容是独占用户的前提条件。
换句话说,直播产品的运营是有忠诚度因素存在的
目前,斗鱼是中国的直播产品中跨度最广的一款产品,其虽以垂直化的游戏直播发迹,但是借着「网红经济」的萌芽,向秀场直播的横向拓展早已实施多日。
以用户属性而言,秀场直播相对位于底层位置,容易遭受来自更高层次的侵犯。这也是为什么欢聚时代要在游戏直播品类独立推出虎牙品牌而沿用YY的原因:爱看美女的用户在转化为爱看游戏的用户过程中流失率过高,故而存量用途极其有限。但是反过来,将爱看游戏的用户转化为爱看美女的用户,这个漏斗的底部宽度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细小。
就像Dota游戏的著名主播伍声2009即使是在直播自己到理发店剪头发,也吸引了逾12万人在线围观,这种从垂直化到生活化最后再到泛娱乐化的内容裂变,皆以用户停留时长为基础。
直播产品的重金投入无不为此而生,只要用户在应用中逗留得足够久,那么就像「电视换台」的习惯那样,频道越多,他就越是不想离开沙发(手机),而沉浸则极大的有利于未来的商业化。
斗鱼的另一名联合创始人张文明说「快鱼吃慢鱼」,意思是尽管千军万马都在过独木桥,但是跑得快的才会占据用户的心智。
但是同行看待斗鱼,更喜欢用「激进」这个评价。
早在直播行业尚未演变成为今天这幅局面时,斗鱼就开创了一个月花掉两千万的竞争手段,用抬高市场价码的方式倒逼其他直播产品因为跟进而不得不财务吃紧。
具体的演绎,可以参考在线视频行业的「版权大战」,最后抬价的也自伤其骨,以2015年为例,斗鱼先后传出悍然拖欠主播薪资和签约主播另投明主的新闻,显得格外疲惫不堪。
从2014年开始,集中在游戏领域的主播骤然成为各家竞相追逐的稀缺资源,身价大涨,跳槽频繁,从整体上来看,每家直播平台都痛失过当红花旦,同时也撬来过别家大将,损益自知。
从B轮到C轮,腾讯连续两轮领投出资支持斗鱼,而后者的经营战略,也高度协同的转为「泛娱乐」这个由腾讯互娱(IEG)早年自造的概念。
具体的表现在于,斗鱼离开了「中国版Twitch」的既定路线,甚至也不继续参与游戏主播的竞价,以正面战场的转攻为守,换来特种部队的多线突击。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秀场(女主播陪你解闷)之外,活跃在斗鱼上的主播目前看来是五花八门,从小语种的在线授课到豪车的试驾评测,的确很难真正归纳斗鱼的直播类型,大杂烩的形式仍旧倾向于运营验证,试图重新定义产品的角色:基于兴趣的社交化直播。
兴趣是人性的原始生产力,也是承载时间消耗的重要商品,如果直播行业真的需要在争议中寻求一个立足的理由,去解释缘何会有在陌生人之间隔着玻璃屏幕产生交集,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孤独,或许是唯一合理的原因。
只是这也很难说得上是成型的「泛娱乐」布局,毕竟若是以腾讯为标本,「泛娱乐」涉及多条产业的联动,最终能将内容的生产和消费连成一条线,分配各个环节的利润。斗鱼曾将一名主播送上江苏卫视某档综艺节目,并将之视作草根与名流的「平起平坐」,但是只要这种案例无法在工业机器的驱动下批量复制,它的鼓舞力量就还是有限的。
反而是王思聪力推的熊猫通过全盘复制斗鱼成长历程——深入电竞领域,不惜血本的砸下顶级的游戏选手,换来最为饱满的内容观赏性——的方法,以垂直化的运作不断收复斗鱼因为多元化而无暇顾及的过往城池,并直接殃及战旗这种本就根基不深的同质化直播产品。
王思聪「自带流量」的特性,导致做他的竞争对手通常都很难受
这也让熊猫在业界有了「接盘侠」的绰号,自认奇货可居的主播穷极各种手段实现身价翻番的转会过去,而被王思聪数度「手撕」的斗鱼,或许会回想起2015年年初与这位首富之子眉来眼去的甜蜜关系,那时王思聪甚至愿意挂上斗鱼超管的袖标,兴致勃勃的进出直播间查房,让斗鱼的主播和用户惊喜连连。
直播秀场文化的抢滩登陆
与身世曲折的前辈相比,坐上火箭的映客则属行业异数,它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改写了秀场直播原本的亚文化特性,让那些「卖艺」的身影登堂入室。
注意,登堂入室,是中国互联网接纳非主流文化的核心表现,包括二次元等概念在内,它们能否映入大众眼帘,取决于从媒体到行业的定调。
就在两年前,9158还是一个需要被暗访揭秘的隐秘领地,人们看待那些妆容艳丽声线甜美的女主播和为博美人一笑而一掷千金的土豪就像是在野生动物园里游览观光,目睹了某种原生态的奇异的交配行为。
两年过去,人们开始对那些身处地铁和餐厅的美女举着手机「感谢宝宝点亮」熟视无睹,而企业也将白裙飘飘的直播请到了发布会的前排,从被妖魔化到被常态化,映客无疑居功至伟。
也曾有八十岁高龄的老人,在映客上分享文革的记忆
不过,由于起势凶猛,围绕映客的争议也居高不下,从App Store的刷榜,到涉黄的传闻,每一次似乎都将置映客于死地,但每一次也都让映客变得更火。
金沙江创投的朱啸虎说,投社交就要投湖南的产品经理,唐岩、张小龙都是湖南人。大概也是因为这番认知,朱啸虎投了湖南人奉佑生创建的映客,而湖南人是中国互联网江湖里的一股隐秘势力的说法,也流传了出来。
除了上面几个名字之外,58的姚劲波、世纪佳缘的龚海燕、快播的王欣都是湖南出身,湖南人操刀的产品也有着鲜明的共通点:深谙普通用户的需求,追求简单务实和粗暴可行的大众产品。
分析映客如何成功的稿件多如牛毛,有称其挖角二三线网红的偷天换日,有赞其市场投放敢于大鸣大放,但是少有人提及映客的产品前身:蜜Live,以这个原本主打留学生交流的直播产品的用户为基础,映客完成了它的冷启动,并在前期用户品质的取舍上显得干净利落:高颜值不是推人的唯一条件,更关键的要看她能否刺激用户互动,如果能,那就在短时间内集中将流量倒给极少量的头部主播,让她一夜成名。
这种运营策略并不常见,互联网公司多视流量如金,不太愿意在没有任何契约的情况下通过义务劳动捧红一介普通用户,而映客奉行的「寡而不均」的做法,也开启了它不得不为长尾用户刷量(在线机器人)的先河。
最后的结果证明棋行险招是柄利大于弊的双刃剑,映客成于它的全民性,很快甩开那些新人难以出头的资深秀场,虽然潜规则遭到曝光于声誉有害,却也将整个行业都拖下了水,分摊了谴责压力。
映客的隐患在于它的壁垒过低,虽在一时可以挟用户以令市场,但秀场直播的高流动性人尽皆知,映客的先发优势能否转化为规模效应,还是存在悬念,从数据上来看,陌陌、花椒等产品的追赶速度,已经大大缩短了它们与映客之间的差距。
这是小米的一场新品发布会,被人描述为「像是进了夜店」。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如果说在直播App里给女主播刷礼物就相当于在****里点妹子送花篮,那么风水轮流转,一个城市的****,大概是很难做到百年老店的,老板们都知道,新开业的那家店,往往才是妹子品质最高的店。
前创新工场的合伙人、YY的投资人邱浩认为直播行业搞不好会有前100名都能存活下来的情形发生,因为直播产品已被验证毋须中心化的规模流量也能产生符合对应体量的流水入账,这种能够持续产生收入的生意,很难逼迫落后者完全放弃,「而秀场之后的直播形态,需要满足孤独的人陪伴的需求,可能会有几万个直播间,每个直播间里有三五好友聊天、游戏。」
最为赞同这个论断的,或许是直播产业的中途插班生陌陌,基于社交关系链的实时视频化为陌陌原本黯淡多季的财报添加上了一抹鲜艳的亮色,而陌陌的COO王力也在一次访谈中讲述了他在陌陌里的直播经历: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晚上,他开着手机摄像头直播自己重温经典电影《教父》的过程,而在这长达180分钟的时间里,总有那么几个人驻留在他的直播间里,和他断断续续的聊着某个镜头的精巧或是某场表演的出色,他和他们既算不上是熟人,也不能说完全陌生,可能只是因为共享了各自的情绪,才在直播这扇并不起眼的窗口里横生交集。
说到底,直播是一面不会说谎的镜子,它所映照出来到世间百态,都是原本就活生生的存在的,而惊诧讶异则多半始于孤陋寡闻。
我曾结识一个刚入大学不久的读者,她在某直播应用里小有建树,常被一名土豪钦点,打赏之财对其校园生活品质的改善立竿见影。有一天,她问我该土豪约她出去吃饭,并作出种种暗示,应当如何抉择,我看出她心意已定,只是想要寻求场外支持以获心安,揶揄了几句,便没有继续对话。再后来,她把我屏蔽到了朋友圈之外,我只能看到她的微信头像换成了坐在一辆MINI Cooper中的自拍,笑颜依旧美丽动人。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账号:techread
文 / 阑夕
下半年显然是国内电商企业们狂欢的日子,今年亦如是。眼看着亚马逊、苏宁、网易考拉、洋码头、京东、天猫、唯品会、国美在线、聚美优品、一号店等一家还比一家欢,补贴力度更是一浪还比一浪高,在这中间,或许可以发现,跨境电商的身影正在增加……
政策风向时东时西,加剧了整个行业的紧张感
所有中国的跨境电商创业者大概都还难以忘记今年4月的那场不眠之夜:由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税总局等十一个政府部门联合发布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产品清单》,公布于一天晚上的九点,并将于次日凌晨开始执行,也就是说,仅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可供跨境电商企业来消化、理解和接受这项法规。
猝不及防的袭击,几乎重创了这个方兴未艾的新兴行业,将数以百万计的SKU收拢到一份力求结构清晰而有利监管的清单内——有些商品可以进仓,有些商品不能进仓——毫无疑问是在挑战电商的经营逻辑:通过长尾突破货架的限制。
尽管这份清单的出台在经过政商层面的激烈博弈之后被延迟到了一年以后——也就是明年的5月左右——执行,但是就像那只久未落地的靴子一样,在真正发出声响之前,谁也无法预料届时又会有怎样的变数。
更为诡谲的是政策风向时东时西,加剧了整个行业的紧张感。
从去年开始——吴****那篇出国买马桶盖的文章「立了大功」——跨境电商这个议题开始频现于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上,****将之纳入「供给侧改革」的框架里,曾明确表态「消费是被供给引导的,给国内消费者多一点选择决不是坏事,这会倒逼我们的企业转型升级。」
但是,今年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税收新政——即增收增值税和消费税,并对不全额征税的消费上限进行封顶——又结结实实的给包括企业和用户在内的全产业流通环节打上了一记「闷棍」,这项提高进口商品价格的措施,在新闻中被定义为「保障公平竞争」,其效果实则是对国内商品提供了一层保护壳。
一边是日益高涨的消费升级浪潮,一边是让人永远也猜不透的权力之手,这让跨境电商的剩余玩家充满赌徒色彩,它们将盘口抬得越来越高,让后发制人不再具有可能性。
根据IT桔子的收录统计,在2015年成立的跨境电商企业数字是107家,而在2016年(截止到8月),这个数字是11家。
风云变化之际,跨境电商亦步入了「直邮模式」和「自营模式」的验证时代,黑猫白猫,都相信只有自己才是抓得住那只老鼠的好猫。
先来看一下直邮模式
国内跨境电商的代表、正在做六周年活动的洋码头认为自己押到了正确的那一方,虽然其在杭州也建立了保税仓作为储存中继之处,但是从最初开始它就打定主意海外直邮才是根本,不去涉足自营这趟浑水。
「直邮模式」的出身卑微,最早实际上是源于私人之间的小范围代购业务,代购人的品质决定了商品及服务的品质,但是缺少了中立平台的集约和管理。现在洋码头充当着这样一个中间人,并培养了一批专业买手,在世界各地为国内的消费者搜罗各种不同的商品。
根据官方的数字显示,现在洋码头一天的SKU已经达到28万,已经甩出保税自营的N条大街。可其面对的问题也存在,好的买手在新客面前依然存在信任危机,坏的买手也不会主动离开这个混杂的市场,故而良币和劣币永远共存。
洋码头的创业根基,就是基于自家的物流服务(贝海国际速递),其创始人曾碧波曾对媒体说过这个原则,「物流做不好,肯定不创业。」这与如今的京东、阿里一味保障用户的「最后一公里」异曲同工。
洋码头的电商观念从一开始就异于常态。就像物流公司顺手做一个电商平台的故事,看似逻辑顺理成章,却缺少成功实例,即使是顺丰优选这种尚且称得上生存无恙的,也在上线四年的时间里换了四任CEO,步履艰难。
洋码头所仰仗的,是其用了六年时间招安的遍布68个国家的2万多个买手,以及分布在全球的15个国际物流中心,在接入平台体系之后,用户直接可从每天28万SKU里下单购买,由买手通过贝海国际速递——或是提前储存的保税仓里——发货。
由于涉及国际运输,比「最后一公里」的建设要难得多。「直邮模式」的跨境电商存在体验上的劣势,如商品正伪难以确认、发货速度不够理想、如何与买手建立信任和售后如何完善等问题,这也是让「自营模式」成为后起之秀的原始动因之一。
随手翻了一下洋码头的App,发现其每一分钟基本都有几千场以上的直播正在进行,而正在直播的买手区域则因世界时差不断变化;在上面挂牌的商品,并不需要其亲自去谈入驻协议,而是只要在海外的买手能够在当地组建好相关的供应链——无论是从门店端还是批发端——它就属于可以销售的货品范畴。
这就是「直邮模式」最大的魅力,就理论而言,它可以接受海外零售产业的最大程度的倒灌,而信誉问题,就用物流(不拆包)、运营(买手直播)、服务(慢赔、惩劣)来小火慢熬,最终归于品牌这条线,复制eBay和Etsy的C2C神话。
曾碧波并不讳言身在中国必然面临的政策干预会让「危险和机遇并存」,但在具体的经营层面,洋码头躲过了第一轮干扰,在保税仓「只出不进」的那段日子里,很多「自营模式」的跨境电商遭遇断崖式的销售下跌,而直邮业务则相对稳定,还借着海关通关升级的档口提高了进出口岸的效率及成本的下调。
至于曾碧波口中的「机遇」,同样来自「政府愿意关心你」,因为能在庙堂里讲话——而不是在朝野和民间暗渡陈仓——对跨境电商的业态合法性是一个保证,这也是在中国经商所不可或缺的一道免死金牌。
再来看国内目前的大多玩家的做法「保税自营」
在建仓方面投入巨大成本的网易考拉等巨头,则将基于资金优势的集约化采购作为竞争优势,打算借助自营取得领先地位。
作为「自营模式」的集大成者,网易考拉拥有的保税仓面积据说是跨境电商里的第一,分布于杭州、宁波、郑州和重庆等地,意图最大限度的辐射全国。
保税仓的优势同时也是使它深陷利益集团纠葛的核心因素:在上架售卖之前,海外商品先行进入仓库储存,这种囤货机制和一般贸易的质差有限,但是后者承担的税率及检验成本都相对更大,这让传统外贸商业的游说力量逐年反扑,试图重新定义「公平竞争」的意义。
如果跨境电商做的是进口商的工作,那么仅因搭了一个网店的台子,就能享受一路绿灯的待遇,这种身份认知上的模糊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这也是为什么聚美优品曾在去年指责唯品会售假——其实是在所谓的「独家授权」上,每家跨境电商都有着不同的定义标准,而在标准之间的落差,就有了正品和走私的区别。
此外,他们统一正在做的就是扩大仓储,一方面兴建国内保税仓,另一方面因税改新政之因,逐步涉足海外仓的建设。但无论怎么看,在这条道路上,缩小时间成本的难度是最高的,它需要优先解决供应链上每个环节的调拨流畅度,同时还需扩展品类的宽度。
或许是的确感受到了建仓方面的不易,网易考拉在今年年初宣布让亚马逊接管了自己的保税仓,希望由这个可能是全球最为先进的物流运营网络直接输入成熟经验,从而跳过「缴纳学费」的流程。
只是,网易考拉的做派,不太适合同行照搬,比如它的自我定义——「媒体型电商」——就相当有趣,这里的「媒体」和网易传媒(也就是运营网易新闻等媒体业务的实体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而更像是强调它的流量来源场景的多样化,以及廉价。
其他选择「自营模式」的跨境电商企业就没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背景了,尤其是在耕作细分垂直领域而无丰富品类分摊风险的玩家身上,阵痛远比想象中的要长。
比如尿布师从B2C转型B2B、蜜淘至今生死未卜、明星衣橱被传资金断裂等例,都说明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会由不同的方向吹来,在仓储的巨大成本和获客的巨大成本中间,是必须要保持低价(低利润甚至负利润)用以应对市场竞争的无奈,在这种物竞天择的环境里,弱小者只会被加速淘汰。
也有宁可多押也要求得稳妥的跨境电商企业,它们不仅将直邮和自营混合到了业务中,还将香港仓(归属于海外仓)作为一道保险,冀望能够弹性的应对随时降下的政策,即使徒增经营成本,也不能重演无货可卖的窘境。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显示,2015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2亿人次,境外消费的总量达到1.5万亿人民币,其中有着一半以上是用来购物,且购买对象开始逐渐由奢侈品向日用品延伸。
显然,从这个角度来看,跨境电商的成长空间仍然大得惊人,存量加上增量的产值遐想,只会继续诱发狂放的赌性,乐观者坚信海外的零售产业已被中国的消费者振动,这也构成了全球资源重新配置的条件,而悲观者如刘洋(繁星优选创始人)则表示,中国跨境电商想要输出「价格战」的价值观、让海外重视品牌的商业生态陪着一起赌博,这会是自取灭亡的第一步。
对于很多创业者而言,2015年的O2O泡沫碎裂并不像公众和媒体所渲染的那样恐怖,或者说,在它们眼里更加在意的不是死掉的那些失败者,而是活下来的那个新美大。在跨境电商这个行业,道理或许同样如此,一切都必然变得更加艰难,但只要继续搏下去,就能维持站到最后一刻的希望。
如马克•吐温所言:「若为奇迹一切证据皆可为之,若为事实则必证明之。」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帐号:techread
就在昨天,连B站也公布了内部的一起贪腐案件,令人感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二次元弹幕视频社区Bilibili宣布,前Bilibili游戏运营负责人高楠楠,涉嫌职务犯罪,伙同丈夫以及亲属开办公司进行利益输送,涉及金额超过100万元。在掌握基本事实后,Bilibili已向警方报案。目前高楠楠等涉案人员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处于取保候审阶段。」
以英国政论家阿克顿勋爵的理论而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清水衙门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只要制度无法有效约束人性,那么雁过拔毛的寻租行为就势必难以避免。
由于企业的经济问题很少涉及公共资产,公众对于相关新闻的敏感性往往低于他们对待政府机关滋生的同类事件,围观态度也是以娱乐情绪为主,少有痛定思痛的代入感。
企业的尴尬也在于此,当发展速度不足以掩饰阴暗面积时,主动揭盖或有杀鸡儆猴的威慑效果,却很少能够得到舆论的拥戴,在「仇商文化」的传统浸染下,这种「挥泪斩马谡」的做法更易于被理解为狗咬狗式的宫斗戏份,严肃不足而讥讽有余。
就像百度历次通过「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身份披露贪腐案件时,遍布在社交媒体的反馈通常都是不无戏谑的故意偏题:什么?百度还有「职业道德委员会」?
「职务侵占」是互联网公司最常见的涉案名目之一,在这个热钱涌动的行业,分配权的价值空前稀缺,在其位不仅意味着谋其政,还有相当弹性的财物输送空间,属于在河道在建坝截流的隐秘动作。
纵观市场经济星火燎原的这三十载时光,与天(政策)斗、与地(同行)斗、与人(人性)斗的主旋律从未降过一丝声调。
在这方面,联想或许是人治体制的典范。孙宏斌的故事在业界耳熟能详,「挪用公款」则不过是对这个忤逆者的惩戒教条,罪名的成立与否,委实取决于员工有无低头。
柳传志善于胡萝卜与大棒的管理组合,借给出狱之后的孙宏斌一笔启动资金让他东山再起、并让后者迄今为止在任何场合都只谈感恩不提愤懑,无疑也是柳的驭人之术的高明之处。
事实上,「自曝家丑」也是联想的一项传统,柳传志甚至有过对因贪腐问题而锒铛入狱的前员工再度录用的历史,所谓「改过之心不可无、治病救人最重要」。
相比联想更为「国企化」的华为,则是早在2005年就开始动员内部的管理岗位一致宣誓——通过一份书面的自律宣言——试图杜绝贪腐行为。
显然,这种未雨绸缪的程序,并不比政府官员的入党誓言来得有效。根据媒体报道,2014年华为出现了金额达到上亿元的受贿个案,最终查实了116名员工涉嫌腐败。
当时有人用极为耳熟的逻辑「如果容忍腐败,华为可以发展得更快」来作出评价,然则风气之败坏仍是军人出身的任正非的管理死穴。华为后来力推「特赦方案」,鼓励员工主动交代经济或账目问题,结果在一个月的时间内,选择「坦白从宽」的人数高达「四五千人」(出自2015年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的访谈)。
到了「BAT」的时代,高管犯戒的曝光概率,也随着企业形态趋于稳定而逐渐增多。
由于和「魏则西事件」在时间上发生撞车,百度副总裁、E-Staff成员王湛因「损害百度利益」而被开除。或许是因为王湛的确过于「位高权重」,百度所写的声明亦是语焉不详,没有明确说明他是如何损害了百度利益,少了司法介入的环节,更是保留了足够的体面。只是,除此之外,百度那支由经侦专业退役刑警组成的「职业道德委员会」在动手时很少手软。
同时,作为昔日流量分发的绝对中心,百度每每壮士断腕,也都给业界科普着新的贪腐形式。比如在「搜索资源合作部负责人王庆伟和品牌展示广告部经理陈刚严重违纪案」中,两人伙同参与流量黑市谋取私利,就让公众首次了解到了这么一个隐晦行当的存在:搜索资源合作部手握着流量阀门,品牌展示广告部掌控着变现开关,只要伸手从中舀一勺子流量,便可轻易转化成广告收入套进私人腰包。
流量黑市就是一个提供买卖双方相互接洽的交易市场,「BAT」均是市场上不曾缺席的大户,很多中小型互联网公司为了完成KPI任务,也会积极加入购买流量的队列。在流量与货币能够等值换算的场景内,所谓的贪腐风险也只不过是推升流量售价的因素之一。
前聚划算总经理阎利珉,应该是倒在阿里反腐利剑之下的级别最高的一个祭品。不同的是,阎利珉当时正值盛名,一手将聚划算带到团购行业的第一梯队,且深受团队好评,最后仅因区区五十余万人民币的查证受贿金额而换来七年时间的有期徒刑,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阿里的平台特征,使其私下交易更多的发生在底层的员工和开店的商户之间,淘宝在历史上也多次对「小二」进行削权,来限制他们干预规则的能力。从部分情节来看——借着拜访机会而偷偷塞钱到阿里员工的包里——这个商业江湖的业态早已媲美官场,甚至在创新层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阿里针对内部反腐所成立的廉正部,据说对标就是香港的廉政公署,拥有最高级别的督查权力,虽在最初只是挂靠在淘宝的组织之下,但是几经架构调整,现今已经横跨多条业务线,还被马云授予了「就是应该小题大做」的顶层合法性。
腾讯对于前在线视频总经理刘春宁的追杀,则是剧情最为丰富的一章,虽然腾讯并不希望媒体将事件与刘的叛逃(跳到阿里)作出联想,但是二者的推棋博弈过于微妙,也由不得人们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刘春宁的案子还在法院审理,他在腾讯的直管下属、在线视频总监岳雨(后也随刘奔赴阿里)则已经领取了自己的九年刑期,其被查证的所获好处同样不过是区区数百万元人民币。
不同于时政新闻中动辄出现的巨额数字,即使是「BAT」这样体量的互联网公司,它们的单位贪腐规模都相当有限,尤其是结合当事人本就不低的收入水平,代价未免显得昂贵太多。
也有人说,不劳而获的快慰感受是人的最大弱点,它是一种心理毒品,而非理性可以衡量,就像猛兽血液里流淌的原始侵略性,除非用铁笼锁住,否则死伤便在所难免。
倒是网易状告唐岩的「反转」少之又少:在陌陌上市的大喜日子里,网易发布公告,指责唐岩在担任网易门户总编辑期间向自己妻子开设的广告公司输送利益,让后者来负责网易的几支广告制作。随后,多名网易前高管纷纷站出来「打东家的脸」,称事实是当时网易门户的预算紧张,开出的价码根本无人应承,是唐岩劝说自己妻子的公司以低于市场价的数字接下了活,解决了网易门户的燃眉之急,且事件早已通过内部调查本无异议,丁磊这是真小人之病又犯了。
所以不妨说困境之中见真章,公道也自在人心。
回到B站今天这起头条的话题上来,风光无限的创业公司从来不是净土一片,然而,改变世界的雄伟口号往往产生讳疾忌医的排斥动机。
只可惜假装看不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B站声称这次是在「刮骨疗毒」,勇气固然值得嘉奖,但更重要的是,技术性的反腐和制度性的反腐需要同时并轨而行,这双文明体面之鞋,很多天赋勤勉俱佳的选手都忘了穿上,而跑得愈快,最后需要回头拣鞋的代价,也就愈大。
故而: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账号:tech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