阑夕的互联网手册

文 | 阑夕

从清华大学到斯坦福大学，历经麦肯锡和红杉资本，胡丹作为一名创业者的职业履历足够漂亮，或许这是让他顶着资本寒冬在一年时间内连续两轮拿到逾六千万美元投资的硬实力之一，但是这样一个「含着金钥匙」出身的海归创业者，他选择的市场，却是和中国数以亿计的年轻蓝领打着交道，同时与恶劣的民间诈骗集团斗智斗勇。

「买单侠」这个产品名称充满江湖义气的色彩，而胡丹却自称是一个「宅男」，他坚信智商之于成事的重要性，厌恶一切无效的社交。与一切有着「硅谷情结」的创业者相仿，他拒绝为包括自己在内的高管设立独立办公室，所有工位的设计和安置都秉承开放平等的原则，不给「敲门」这种繁文礼节留下生存空间。

2010年，红杉资本和徐小平、王强一起筹建真格基金，作为红杉方面的代表，胡丹也在一年之内为真格投了一百多个项目，聚美优品的天使轮就是在他的主导下完成。

就在真格基金渐入正轨的时期，徐小平在一天午后突发奇想，把团队聚到会议室里，完整的将已经投出去的两百多个项目罗列出来，一个一个的统计变量，比如创始人的年龄、背景、学历等侧写，将之作为输入量。接下来，再将项目的运行情况——成长现状、健康程度等——作为输出量，进行交换对照。

最后的结果，是完全没有规律，也就是说，就早期投资而言，一个项目的成败，与大多数投资者所关注的那些重点要素，是没有因果上的必然联系的。

徐小平对此倒是很高兴，因为在他看来，天使投资就是这么一件感性的事情，真格的成绩出众，恰好证明自己拥有慧眼识才的独特技能。不过，胡丹则难掩失望之情。与其说他不相信知觉的力量，不如说他近乎偏执的推崇理性，始终认为方法的价值不应沦落到被低估乃至被否认的境地。

这种信念并非没有因为低估人的影响而栽下跟头。「买单侠」为都市蓝领提供3C商品的分期贷款，在其发展初期，常会遇到地下套现产业的团伙作案，导致坏账频出，亦让胡丹感到江湖险恶。

中国的信用环境，以及公民对于信用的敬畏，远远无法和美国相比。因此，现代的银行体系抛弃了这些在资质上良莠不齐、在商业上无利可图的用户，而胡丹想要闯进并征服这片失落的大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游戏，从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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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Rich Fairbank——美国第二大信用卡公司Capital One的创始人——回到母校斯坦福大学演讲，在座无虚席且心潮澎湃的台下听众中，胡丹是其中之一。

若是美国也有「互联网+」这个概念，Capital One必然会是当仁不让的翘楚案例。这家成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私人商业银行，只用了二十余年时间，就已跻身美国十大商业银行之列，市值超过三千亿美元。

Rich Fairbank在演讲中分享了他引以为傲的「对照实验策略」，简而言之，他们从来不会在会议室里做出商量究竟该用蓝色信封还是白色信封给客户邮寄开卡函，而是随机划出两拨分别为5万人的对照组，一组邮寄蓝色信封，一组邮寄白色信封，再以订单的差异数据为标准来做出决策，如果蓝色信封带来的交易量更多，那么他们就会将剩下的客户全部采用蓝色信封邮寄开卡函。

今天的互联网公司或许并不会这种做法感到生疏，他们将之称作「A/B测试」，Google的工程师也善于利用它来最终确定一个广告窗口的展示究竟应该是在左上角还是右上角。

但是，Capital One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1988年，科技行业还是IBM和甲骨文的天下，互联网更是如同一个蜷缩在襁褓之中的婴儿。

用Rich Fairbank的话来讲，他是通过高薪雇佣IT工程师和数据专家，将办银行这门生意塞进了一个基于科学原理的实验室里，「我们的产品设计、营销手段、沟通渠道、信用额度、客户选择和交叉销售，每一个决定都由系统检验得出，而不是开会的结论。」

深入咀嚼数据的价值，让Capital One弯道超车，赢得了大量无法在花旗、运通、巴莱克等主流商业银行获得开户资格的中低收入用户，而「对照试验策略」产生的试错成本，也使Capital One早期的坏账率高达行业平均水平的三倍之多，在抵达「成功」之前，管理团队的经营压力极大。

胡丹认为，三个因素决定了Capital One只会变得越来越强：

• 其一，是数据本身的存量越大，它的精度一定会越高，每一次犯错，都会让数据产生记忆并不再掉进同一个陷阱；
• 其二，计算机的发展，会持续解放机器的计算能力，算法亦将日趋聪明，就像在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能有机器可以在与人类的围棋对弈中获胜；
• 其三，互联网的兴起，带来测试成本的急剧降低，软件或是网页的交互和监测，远比其他渠道要来得廉价。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信贷市场仍显稚嫩，甚至直到2009年，「消费金融」这个专有名词才被中国用户写入百度百科的词条中。在15亿的总人口中信用卡持卡比例不足20%的背景下，胡丹认为这是一个空前浩瀚的蓝海，而Capital One的奇迹，也一定会在东方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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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有着成熟的华人文化圈，经过梁建章的推荐，胡丹认识了沈南鹏，并在后者的盛情邀请下加入红杉资本，重回中国。

先后就职于顶级的咨询公司和顶级的投资公司，胡丹分别从中领会到了对于「方法」和「变化」的敬畏：

「麦肯锡的思维训练非常厉害，我们内部叫坐着直升飞机去看世界，它的方法论能够适用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就是基于多年以来积累下的缜密思维。到了红杉之后，发现很多创业公司其实都很难像以前研究世界五百强那样，容易找到对标和案例，你做的也不是纯粹的服务工作，所以更多的是要去承担风险、代入思考。」

很多被投的创业者喜欢在凌晨时分给胡丹打电话，一顿诉苦下来就是一个多钟头，也不期待回答，这让他曾经感到不可思议。

创业之后，胡丹突然理解了这种情绪，当「买单侠」的团队从十几个人迅速增长到三百多人之后，他发现自己也陷进了美团创始人王兴所说的那种「适度焦虑」当中，也唯独到了此时，才会发现宁可将感性的那一面展示给有着距离的投资人看，而不能轻易暴露在团队眼前。

在率领「买单侠」成长的过程中，胡丹需要同时接触两类极端的人群，一类是由整个社会体系筛选出来的优秀分子，把他们招揽进来，另一类则更加贴近社会的中下层，那些消费能力不足却又对生活品质有着一定期待的年轻蓝领，是「买单侠」的服务群体。

真格基金投了聚美优品的天使轮，借助这层「关系」，胡丹曾到聚美优品位于昆山的仓库里和库管、客服打成一片，调研他们的消费习惯以及手机里会安装哪些App，在这个以电子商务产业闻名的小镇上，他目睹了当代中国第三产业蓬勃上升的、缩影。

「他们的消费支出在整个收入结构中的占比，比城市的白领要高，一个月可能拿到三千到五千块钱，但是因为公司会包掉吃住，所以可支配收入反而更好一些，在面临婚嫁压力——也就是三十岁左右——之前，他们既无房车诉求，也乐于冲动购物。」在感受到他们对于未来的乐观之后，胡丹为自己做出了临门一脚的决定：一定要跟上这扇窗口的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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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君是「买单侠」的首席风控官，他在交通银行信用卡中心做了八年风控管理，经不住胡丹的反复「骚扰」，离开了体制提供的舒适区。

以金融专业的视角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创新和监管都是相互赛跑竞争的关系，创新诞生之处，一定都是监管的盲区。与美国私有银行遍地开花的环境不同，中国的银行体系往往需要充当被监管的模范生，即使有想做的事情，最后也都是不敢做、不能做。

因此，博弈只会发生在体制之外。朱君之所以被胡丹打动，除了「中国的Capital One」的故事之外，还有「以技术支持金融创新」的思路。

比如「冠军vs挑战者」的技术模型。

面对传统意义上的非优质客户，信贷行业普遍面临「逆向选择」的困境，服务愈是完善、便捷，愈是容易吸引那些在其他地方被拦下后投奔而来的不良用户，他如果原本就是冲着骗钱——而不是真的出了问题最后临时还不上钱——来的，那么在金额有限的情况下，信贷企业很难把债务给追回来，更别提追债本身也具有一定成本。

因此，风控系统是遏制坏账率的关键，朱君目前使用的系统，是一套动态的数据程序，「冠军」模型是上个月的优胜算法，它的坏账率是最低的，同时系统里还跑着数个「挑战者」模型，后者会在极小的样本中测试，如果坏账率能够低于「冠军」模型，那么它就会在下个月顶替成为新的「冠军」模型。

根据胡丹的解释，这些模型由不同的技术团队开发和维护，甚至还有着纯粹的机器学习模型，在不断的吸收信息、更新算法的竞争过程中，「买单侠」的识别能力也在逐渐提高。

「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把银行的风控叫做老专家系统，其实就是有一些从业经历几十年的资深专家，他们的审核是最准的，同样的资料审核，他们的容错率就是比年轻的后辈低。但是这种偏重于个人经验的技能，除了内部培训分享这种效率低下的做法，太难同步到所有风控员工那里了。」在民营的信贷行业，朱君也见过不少因为「老专家」团队被竞争对手以数倍薪水连根挖走之后的惨状，而「买单侠」的技术驱动思路则敲开了传统银行业内无法触及的风光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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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讲，消费金融属于信贷业务里的一个部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做现金的借让，转而为用户的实际消费行为提供分期付款服务。

在三大用户种群——白领、学生、蓝领——中，蓝领相对最为特殊：他们的流动性极高，不属于新产品的尝鲜者，且很难适应互联网的前沿消费趋势，比如在买新手机时，他们大多不会通过电商网站下单，而是更愿意选择线下的零售渠道，因为这样如果商品出了故障可以找到具体的对象（卖家）来解决。

因此，「买单侠」没有选择去向他们推广自己的App，而是与其生活半径之内的3C卖场合作，让蓝领用户在走近柜台时才能接触到「买单侠」的服务。

「这样其实也更容易排除那些想要套现的用户，你进了商店，等于有了消费念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告诉你可以不必一次性付几千块钱，而是可以用十二个月来慢慢还，转化率就非常高了。」胡丹为了优化这种全新的消费流程，将商户、店员和商品生产商收进了同一张网中，以用户为圆心，只要用户做出动作，所有环节都会集中响应。

商户同意放置「买单侠」的二维码，因为分期能够刺激顾客的购买决策，以前嫌贵而犹豫不决的流失顾客，有着相当部分都会因为这项服务而选择买下那款价格偏贵的手机商品，店铺的营业额也因而受益。主动向顾客推销使用「买单侠」支付的店员，除了可以拿到销售提成之外，还能从「买单侠」这里获得一笔新的佣金。

与线下渠道足够强势的手机生产商合作，尤其是vivo和OPPO这种在三四线城市有着极高市场感召力的品牌，「买单侠」针对部分主力机型做了捆绑，专门设计一款分期产品，最后的效果也相当可观。

根据胡丹的预测，「买单侠」在今年可以突破百万级的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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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单侠」最具争议之处，在于它有意排斥和电商平台的合作，尽管京东都已是其C轮融资的资方之一。

胡丹认为，电商平台有着天然的基因去做消费金融，数据、场景、入口样样不缺，而「买单侠」若是仅在幕后提供支付服务而无法在前端露出，很容易被被边缘化。

这也应证了消费金融的独立运营难度，其服务不仅要与时间赛跑，而且必须黏住用户，不为成熟的电商平台做嫁衣。

以1996年为起点，中国商业银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推进了整整二十年，在混合着权力、经济和市场的多方角力下，依然长期处于举步维艰的僵局。

朱君曾和汇丰银行——这也是交通银行的股东之一——有过多次交流，他看到的海外经验其实毫无技术门槛，只是利用更为开放的环境，汇丰可以为信用卡用户定制「千人千面」的金融产品，灵活满足不同的细分需求。

在胡丹看来，相比商业银行连刷卡费率都不能自主决定的约束，「买单侠」的技术优势可以动摇「那张塑料卡片」的唯一性。

比如「买单侠」重视保有用户的分层，那些还款能力强的用户，会进入一个相当于白名单的体系，不同的数值评估会让它的信贷利率完全不同，这将孕育一些新的营销机会，「对这些用户，我们再向他们推销一些团购的商券、Q币这种，接受度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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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丹有着较真的性格，他热爱网球，尤其不会错过每年的上海网球大师赛，而当奔驰有一次作为赞助商进入场地参与赛前活动时，他不依不饶的向主办方抗议，抨击「穿着皮鞋进入网球比赛场地对于地面的破坏极大，也非常不专业」。

在「买单侠」的官网和新闻稿中，累计融资金额亦被精确到8697万美元的数字，在金融这个高风险的行当，胡丹希望较真能够作为自己创办企业的基本立场。

「其实这也是在和对于未来的判断对赌，我们甚至做了压力测试的模型，去预判这些蓝领用户的失业率到达一个怎样的水平，就会带来让我们无法承受的坏账，我们把这个模型的名称叫做世界末日。」胡丹并不否认中国经济的扑朔迷离，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危机也让他心有余悸，但是，身为一个信奉工科美学的创业者，他选择站在「大数法则」——也就是谨慎乐观这一边。

「说到底，如果黑天鹅真的来了，那么整个行业都会萧条，不会有谁幸免于难。」

作者：阑夕，微信公众账号：techread

文 | 阑夕

对于很多主张「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论调而言，想要证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闭锁式庇护政策并不特殊，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

能够勉强指责美国「也不公正的对待中国企业」的案例，翻来覆去似乎也只有华为一个，而且还要忍着无视三一重工在美国起诉奥巴马政府并最终胜诉的真实故事。

中国大多数的媒体，无心也好，有意也罢，并不试图了解西方对于契约和律法的极致尊重，当诉讼结果不利于中国企业时，阴谋论便有了合适的发酵环境，而当中国企业打赢官司时，亦为民族主义的扬眉吐气提供了机会。

就事论事，总是难上加难。

前日，阿里在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拿下一城，有关阿里是否在上市时的风险披露中尽到了义务的争议，该法院驳回了不利于阿里的一项集体诉讼。

判决前后的冰火两重天，甚为有趣。

对于阿里遭受的指责，实际上是在其IPO前曾与国家工商总局开会，接受了一定程度的「行政指导」，美国的投资者认为阿里并未披露这一事实，存在隐瞒风险的可能。

这也是美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基因之一：任何募资行为都要把坏话说尽，而不能只是天花乱坠的吹嘘未来。

而阿里被诉之事，既不是「美国在找中国的麻烦」，也绝非它真的没有处理好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在法院的核查结果中，阿里的美国律师团队所呈递出来的证据，反而赢得了「充分坦诚」的评价。

这是一个中国式的立场拷问。

美国的投资者代表担忧中国政府的强大权力会成为制约阿里发展的绊马索，这点似乎又和阿里在国内的实际认知截然不同。阿里的论述关键，则是在于它的确在IPO招股申请书中全面披露了这项生意的风险——其中就包括中国政府在监管层面的不可预知性——这种募资警示的效力，远远高于一场小范围内的闭门会议。

众所周知，法律并不是一个追究对错的游戏，它向原告和被告双方供应公平的武器，「体面的说服」是唯一的实现路径。

阿里说服法官的，正是利用法律条文，针对诉讼方「你刻意隐瞒经营危机」的指控，用「我未曾停止告诫投资者投资阿里这家公司的风险性」做出反击。

做出驳回诉讼判决的法官Colleen McMahon其实素以严苛著称，就在去年，他还在一场由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提交的诉讼中，发放了三张永久性禁令，用于惩戒数家投资机构的虚假宣传。

显然，要想证明阿里为了抬高IPO收益而瞒天过海的掩饰了它和中国政府不和的背景，控方的功课还远未做足。

不过，也不必为阿里赢得诉讼而否认美国人的敏感神经。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行政因素正在「定时炸弹化」，贴在中国民营企业的心脏附近，这在国际资本市场也沦为一种原罪，无法摆脱质疑和审视的目光。

时至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无法被广泛承认，A股更是被MSCI连续三次拒之门外，也让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近乎颜面无存。

并不是说，企业应当全然和政府划江而治，二者可以老死不相往来。而是Google、Facebook需要花在白宫身上的气力，要远远不及阿里、腾讯「伴君如伴虎」式的压力。

在中国，「总理管不了总经理」这句戏言，在更多场景下带有贬义性质，似乎公众也不太待见商人可以依托制度和规则凌驾于政府权力之外。

任志强是这么说的：

中国人在计划经济的培育中形成的劣根正在于对政府的依赖性。政府也早已习惯但当父母官的角色，历来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人民的大救星。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之后的今天，总习惯于替人民当家作主，也总是认为人民欢迎政府替他们当家作主。这种上下公有的劣根性就促成了今天政府合理合法用行政干预的手段对市场进行瞎指挥的局面。

这的确很是尴尬。

至少，在美国互联网企业的招股书中，它们都会强调技术变革、竞争形势、用户偏好等因素都会成为投资风险，但是不会有哪家企业宣称，如果白宫发了一个什么文件，也有可能扼杀这家公司的前景。

所以回到阿里这件事情上来，尊重美国的警惕和担忧、承认阿里的辩护权利，大概是最好的媒体收尾。至于中国政府，它对「BAT」的需求——支撑国家级的软实力——也必将大于钳制，在这点上，企业仍然有着一定空间寻求与政府的一致利益，在复杂的国情下力图走得更远。

文 | 阑夕

CNNIC在今年年初公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给出数据，6.88亿网民总人数中，手机网民的人数为6.2亿，占到总网民人数的90%以上。在2013年手机网民人数首次超过PC网民人数之后，2015年年末这个差距被拉到不容忽视的地步。

报告中还有些能够证明移动互联网强势的地方，例如，手机网民的近三年增长率都在10%以上，而整体网民增长速率其实只有5%左右。新增网民的接入方式中，手机以71.5%的比例大幅领先台式电脑和笔记本。

在不久的以前，我们说，移动互联网是未来。话音犹在梁瓦之间，我们就必须改口：移动互联网是现在。

而这代表了当下的移动互联网，到底属于谁？掌握技术并且和互联网一起成熟的80后，参与缔造互联网文化并且搅动互联网创意的90后，还是在新增网民数量中几乎占到了40%的95和00后？

显然是后者，因为力量永远蕴含在增量之中，无论是对于市场还是对于话语权来说。而95后和00后对于互联网市场的掌权者来说，并不是很好琢磨的一代。也正因此，市面上开始出现各种不同的关于00后的研究报告。

95和00后不同于80和90后的第一个显要特征就是，他们永远不会担心资讯过载。作为摸着电脑长大的一代，小学可能就趁着计算机课的时候逛贴吧了，而且那时候Google还在墙内。对他们来说，互联网上海量而碎片化的资讯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自己获取信息和发布信息的常态。

如果说80后是看图文的一代，90后是看视频的一代，00后就是使用图文和视频的一代。在95和00后的世界里，图文和视频不再是用来观看的，而是用来「使用」的。聊天或者评论的时候，他们可以「斗图」。短视频和直播已经逐渐在成为代替日志的表达手段，用来记录生活和感受。

然而与此同时，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双重性也在95和00后身上被放大。微博上一边「哈哈哈哈哈」的转发和回复，现实中却是一边面无表情打字，这种哈哈党的现象在00后身上也是社交的新常态。他们可能在网络社交的时候言辞大胆，用夸张而富于戏剧性的表情斗图，实际上在现实中却是文静乖巧甚至内向的「三好学生」。

这种脑内世界的极度丰富和夸张，在对比于现实表象世界的冷静之后，更多场合下会被称为「脑洞」。如何迎合这种在00后和大部分90后人群中都正在流行的脑洞文化，很多产品也费劲了心力。比如手机QQ在推出新功能「「厘米秀」」的时候，就反复提到了脑洞这个词和自己产品的结合。「厘米秀」是一个类似手机「QQ秀」升级版的时尚互动产品，用户可以选择自己的虚拟形象，装扮它，然后自己的「厘米人」可以在聊天时和对方的「厘米人」进行即时互动。

开通「厘米秀」之后，它将占据相当前端的交互入口

和PC时代火爆的「QQ秀」产品不同，「厘米秀」不再以单纯的装扮展示为主要功能，而是加上了突破对话框束缚的动作交流为核心，让厘米人成为除了QQ表情之外另一个有力的表达途径——它不仅能够代表用户的审美和形象，同时也是用户脑洞的传达。

与「刷钻」曾经引领的一条虚拟经济产业链相似，「厘米秀」也在邀请制的激励下，成为部分QQ用户提前享受的特权功能。腾讯就像一个技艺高超的魔术师，在其十八年的历史中，始终可以捕捉到年轻用户的心理弱点，并在他们刚刚开启互联网人生的时期就强势介入，灌输一套事先定义的互动娱乐玩法。

很少有人能够摆脱学院式的烙印，「厘米秀」也是这么一门课程，新奇、风趣而又潜移默化。

95和00后群体在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另一个课题，就是消费的问题。按照CNNIC等机构出具的各类报告来看，00后网民的增量带来了网民整体收入结构的波动。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网民占到了整体比例的60%以上，而其中无收入人群比例在2015年突然跃升了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新增网民中职业为学生的占到了近一半比例。

乍一看来95和00后所蕴含的消费潜力并不可观，然而我们往往忽略了收入能力和消费能力并不能直接对等这个问题。实际上95和00后的可支配消费额度并不小，对于他们来说工作收入也许是零，但是生活费和零花钱已经足以支撑他们在移动互联网上不菲的开销，更不用谈这个群体的消费压力会小于所有其它群体——花父母的钱是最没有压力的。

00后和大部分90后面对的父母，和80后面对的父母是截然不同的人群。他们的父母多是置身于市场经济时代的从业者，享受了那个经济高度蓬勃的年代带来的事业感，然而同时也导致了新型亲子问题的出现。家庭中的物质丰富了，情感交流时间却减少了，而多数未能顺利度过俄狄浦斯期的孩子们，在长大之后变得更加渴望证明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手机游戏的营收如此可观的一个侧面原因，虚拟世界的成长体系让还羽翼未丰的他们，找到了自我实现的一种渠道和出口。

可预见的是，IP将是「厘米秀」的运作亮点

几年前，QQ依靠会员成长体系和各类钻石点亮体系，用仅仅十元钱的充值费完成了十几亿的营收。这背后的消费心理逻辑，也是依赖用户对于虚拟成就的渴求。几年过去了，战场转移到手机端，现如今这批用户的需求只会有增无减。因此在手机QQ推出的「「厘米秀」」里自然也加上了这种系统，新的钻石体系和「厘米」概念呼应，被取名「小钻」。售价依旧是10元/月，依旧可以拥有独立的成长体系，和一系列会员才有的特权——特殊服装、道具和动作。毫无疑问，在QQ产品已经极其熟练的这套体系中，00后会享受到自己最渴望得到的成长感和实现感。

在2013年左右的时候，各位大佬在谈及移动互联网的盈利模式的时候，通常会归出三大渠道：广告、付费服务、电子商务。大家当时的思维还聚焦在「用什么样的产品才能够说服用户掏钱」上，而现在，产品这个词已经被替换为IP。

二次元文化的崛起和00后群体的成长几乎有着同步的关联，同时他们也是IP力量爆炸的源头之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在家庭内部缺乏理想偶像（比如理想的父母）的情况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在外部寻找偶像和理想形象的代言者。年轻群体对于虚拟世界的熟悉和依赖，导致二次元IP的大热。这种热度也被手机QQ的「厘米秀」纳入运营范围，厘米人会和青少年喜欢的IP进行合作，推出不同的厘米人形象。这个举措可以说是将「厘米秀」这个产品的二次元属性，从表现形式到灵魂进行了贯穿。

按照流行的说法，每三年会产生一个代沟。而QQ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里，已经容纳了前后六代人。中国互联网的蓬勃期，也基本跨越了这六代人。六代人的推陈出新，人心早就全变了。唯一没有变的，就是产品必须琢磨人心这个事实。

文 | 阑夕

据我所知，很多商业杂志除了头版特稿之外，阅读量最高的，是那种刊载业界声音的集萃篇章：谁谁谁，又说了什么金句——凑成十来条，便是一道秀色可餐的美味甜点。

与受捧程度不相称的，是这类栏目的制作成本。

有编辑用「边角料」来定义相关内容：大多数都是公开发言或是接受采访时的只言片语，可能在某些方向具有足够的力度，同时兼具言简意赅的优点，便可作为积攒的素材，稍作筛选，即可印刷。

这也是再简单不过的经济学原理：需求决定供应。

就像考试前夕，翻着教科书齐刷刷的跟着老师划重点的场景会在中国所有教室里上演那样，功利主义是效率的忠实拥护者，它厌恶冗余、反对浪费，只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路径。

因此，当「谈资」市场的应运而生，或许也和这个生活节奏与工作压力同步剧增的时代有关。

越来越多的微信公号，开始不约而同的在篇首插入一则Tips：「X分钟读完」。

是啊，大家都这么忙，对需要投入的时间成本进行明码标价，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连周星驰，也在《大话西游》拍摄之后的第十八个年头，将「爱你一万年」的炽热改成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理智。

站在这个角度，坦诚对于「谈资」的供应，仍比那些将「谈资」包装成不世出的干货与真理，要不那么流氓一些。

只是，「谈资」纵有千般符合人性，在市场之外，它的遗毒还是不容罔顾。

最大的恶，莫过于助长断章取义的惰性。

贾宝玉对林黛玉所说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固然浪漫，然而若非阅尽繁华，所谓决断也不过是意气罢了。

「谈资」的内容结构，必然不会容纳论证过程，它的脍炙人口的传播，取决于文案的精妙、措辞的机灵、观念的上口以及价值观的市场。

所以「取好标题」也成为了新媒体运营的基本功，当一则标题出现在朋友圈，也就意味着分享者是在借题喊话，将个人意志贯彻到了铿锵的短句上。

有调查表明：在对超过3000字的文章的分享行为中，有着76%的分享者没有读完全文，他们的赞同态度，都集中在标题和正文的前300字。

简而言之，信息的平等，也伴随着信息的误读，人为的裁剪和粘贴，反而加剧了真相的获取难度。

就像前段日子，经过几道拙劣的工序，很多网民真的相信，一个在康奈尔和伦敦政经分别拿到硕士和博士学位、从政以来从来就未缺席过电视辩论和公共演讲的台湾领导人，因为英文和中文不好而在与美国商务部官员的会晤中「结结巴巴」和「丢人现眼」。

毕竟，「谈资」如果足够生动有趣，何必费力的翻出去观看完整视频呢？

科技的进步表现，自然是贩卖懒惰的，汽车让我们不必消耗脚力，空调让我们毋须摇扇求凉，这些成果，都值得敬重和赞美。

不过，鼓励智力上的懒惰，向来争议巨大。

在美国的一些书店，陈列那些大部头名著的货架上，也会对应摆放轻巧俭薄的「精读版」——通常不到原著十分之一的篇幅——在美剧《好汉两个半》里，查理就曾带着他那个不太愿意读书却又必须上交读书作业的侄子，去购买「精读版」的名著缩短阅读时间。

我不否认这种「精读版」的作品有着实用价值，但是，就和方便面的烹饪无法出现在任何一档美食节目上的道理一样，理解速成的需求是一码事，鼓吹速成的价值又是另一码事。

所以在很多时候，「鄙视链」的存在是有其意义的，「谈资」的消费当然不应当被禁止，但它无论如何也都必须遭受鄙夷而非赞同，否则，我们可能真的会永久性的失去对于雄浑知识和苦涩真理的敬畏。

当然，在乐观者看来，「谈资」能够很好的起到入门跳板的作用，适合激发意外的兴趣。

比如斯蒂芬·霍金在撰写《时间简史》时，一边抱怨「书中每多一个公式，读者就会减少一半」，一边极尽通俗的将物理学拆解为华丽的修辞和中学的语言。

罗振宇在面对传授「二手知识」时的辩解，要么那些用户什么书都不读，要么他们还愿意出于虚荣等目的来接收一些所谓的「二手知识」，两害相权，自是取其轻也。

终于，这又到了「分寸」的计较上。

可能我的思维体系还是偏向于陈旧一方吧，我总觉得，将「可做谈资」贴成标签、鼓励用户冲着这种捷径前仆后继，仍然有些匪夷所思。

就像烟草商品的包装必须醒目贴上「有害健康」的标识，如果没了这种自知之明，就会沦为自欺欺人。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帐号：techread

阑大，我一直有一个困惑，为什么即使是广受尊重的媒体，也总是会在某些时候表现得没有节操？

比如一起恶性案件发生之后，媒体总从受害者身上寻找可以避免的原因，比如不要独自走夜路、不应过于露富等，难道不应该批判犯罪者吗？

还有那些擅长人物侧写的特稿，经常会去挖掘犯罪者的家世、经历，这种还原人性的手段似乎也容易激怒社交网络里的情绪，认为媒体是在有意洗地？

可能有些语无伦次，还望见谅。

——即将毕业的一只理工男

答：

媒体是裁剪信息的高手。

注意，这不是一个贬义性的描述。

信息的增长是爆炸性的——互联网只是将之量化出来了——故而媒体的专业剪裁，是解放认知边界的唯一方式。

认识到剪裁行为的必需，有助于我们理解媒体的角色扮演：它提供的是观察和复原事物的窗口，基于市场化的体制，专业主义也被陈上货架，供人挑选。就像赌场的盈利必然建立在赌客的输钱结果上，认识到这个基础事实，你就不会认为赌场从你身上挣钱是一种罪恶。

专业主义的原则，就是不迎合，尤其是与民意保持距离。

如你所举的例子，媒体总是「令人泄气」的，因为它没能领导、牵引那些喊打的声音，不去帮助我们威慑黑暗，反而「三观不正」的逆行到底。

因为这些本就不是媒体的职能。

因为媒体的报道，公众得以切身体验社会形势，生动却孤立的个案也往往比翔实却枯燥的数据更加刺激读者的神经。

媒体关注的是事物的全貌，而非意志的执行，支撑后者职能的可能是行政，也可能是法律，但就是轮不到媒体。

为什么媒体要关心一名凶手的人生过往？为什么媒体不去恐吓潜在的犯罪心理？为什么媒体永远都在「好心」提醒公众注意安全？

因为很多时候，是读者自己无力区分「关联性」和「因果性」。

就像我曾写过，百度贴吧的用户并不支持这款产品的商业化，而这种行为（有着数据支持）最终导致百度贴吧的衰落，以及它不再试图维持运营成本。

这番在专业领域毫无问题的概述，也在微博上遇到愤怒的质问：「原来你贴吧没做好，最后是要用户来背锅喽？是这届用户不行还是怎么着？」

我谈的本是「关联性」，但读者理解的却是「因果性」，于是就产生了误读。

一个年轻女性，当然有着独自走夜路的权利，社会更应保护女性的这种权利。但是，既然我们无法要求一个犯罪率为零的社会存在，同时年轻女性孤身在夜路上流连的做法的确会增加她受到侵害的几率，那么媒体作出这样的提示，就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读者误将媒体对于「关联性」的解释当成了是媒体正在制造「因果性」，那么当然应当是读者改正自己的理解偏差，而不是迫使媒体将错就错。

再比如，为什么在一起案件中，媒体对于施害者的关注要大于受害者？

排开保护原则之外，因为受害者多数是随机的，从受害者身上挖掘苦情成分，没有实际价值，而施害者则通常都是特定的，从他们身上寻找规律，才是了解和改善社会的既定程序。财新传媒的主编王烁是这么说的：

所谓新闻要客观，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就是要认识到新闻调查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假设 - 检验」过程，在每个环节都要致力于克服心理和认知误区。至于克服权力和商业利益的影响，与多数人保持距离，更自不待言。

多说一些。

在从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演进过程中，公民的私有观念觉醒，会带来他们在「泛安全」上的焦虑。具体在主流舆论中，仇富的声音变得少了，批弱的声音变得多了。

而媒体的担当，就是在仇富的时期毫无顾忌的放大企业家精神，而在批弱的时期为弱者建设一条缓冲带。

这种取舍，也在媒体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同步过程中加深了双方的不适感，所谓对于「人文精神」的不懈追求，也包含着批判与关怀两重属性，它意味着媒体既不应成为权力的看门狗，也不会反其道而行的甘做民意的复读机。

希望你能理解——而不必赞同——这种运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