阑夕的互联网手册

在AlphaGo代表电子元件打败了李世乭所代表的神经元之后，各种行业将会被消灭的预言如末世之章般铺展开来。麻省理工的ErikBrynjolfsson出版了一本名为《第二次机器革命》，他将数字技术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情形做了类似的关联，人工智能或者说机器会再度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自己的工作。

“这剧本是人工智能写的吗？”这句话不久前还是烂片之下，令人觉得真是幽默的一句吐槽。而3月底人工智能写出的小说通过第三届日经新闻社的“星新一奖”比赛初审的消息传来，可能很多人已经坐不住了。

人工智能，总是要挑战最为人性化的事件和行业的。

有另一个行业，从诞生之日起就依赖于人类超群的智商，而几十年来却一直经受计算机的无情挑战，那就是翻译行业。

1954年，一个乔治城语言学专家LeonDostert与IBM创始人ThomasWatson共同发起的名为乔治城-IBM实验，拉开了机器向人工翻译挑战的序幕。当时的计算机科学家相信这种能将俄语翻译成英语的电子大脑（electronicbrain），可以让美国领先苏联，促进世界交流和和平。

然而60年过去了，机器还是没能完美解决这件事情，这与当年科学家“5年内”的研发进度预期大相径庭。而我们面对的翻译行业，却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

人们对翻译的需求，意外地有了疯狂的增长，而且需求变得两极化了。

一方面，即时的、少量的、日常的翻译需求成为爆点。随着收入和消费能力的水涨船高，以及互联网提供的全球消费的可能性，海淘让多语言阅读成为常态。而互联网这个基本上没有国界线的信息汪洋，让多语言信息的传递也成为了常态。需要知道一瓶化妆水的使用说明和需要弄懂一张披萨的食谱，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生活里。

另一方面，学术、贸易、艺术的全球化，以及互联网推动的跨国界的技术，都让专业方向的翻译有了急速的增长。而且要求响应的速率成倍提高，商品贸易合同和合作文书像通关文牒一般都无法等待太久。

而和这些需求相对应的，机器翻译在技术上却遭遇了门槛。目前机器翻译最常见带有预言性质的技术，就是神经网络。然而时至今日科学家也无法解释一个问题：为何儿童学习语言需要的数据，会远远小于机器。在充分模拟了人类神经系统之后，机器在语言学习上依旧无法压缩所需的数据量，这不仅意味着计算机技术的瓶颈会直接限制翻译机器的诞生，更意味着某些数据量不足的小语种将永远无法被学会。

于是，现在几乎所有的翻译软件都只是一个词典。最常见的试用场景之一就是，在去异国他乡旅游的时候，打开翻译软件查询一些词组之后，连比划带猜地和外国友人完成必要的友好的交流。

这可能是第一次，互联网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了一个行业的状态，却没有办法及时响应它的改变。

未来应该如何？

一个来自韩国科技公司的产品，Flitto翻易通，想到了关于互联网的另一条路。

就像我在《丝绸之路》那篇译文里提到的，互联网改造一个行业最大的力量，就是改变供需的结构。翻译行业里也是如此，有大量的需求，却同时也有大量的供给。

全球教育结构中对外语学习的重视虽然还有一定的差异化，但是都明显处于上升的状态。因此在全球范围内不乏可以提供翻译服务的供给者，他们一直缺乏的是和需求对接的渠道，一如翻译的需求者无法得到及时而广泛的响应。Flitto做的事情，就是用一个类似社区的产品，将需求和供给聚集到一个平台中。

任何一个注册用户，都可以在Flitto中发布指定语种的翻译任务，或者寻求自己可以完成的翻译任务。每一条任务都会有相应的金币（point）标价，类似悬赏机制，而自己账户中的金币（Point）则来自用户充值兑换或者答题挣取。同时用户的也可以用金币在商城兑换商品，或者直接提现。

在以上这种类似众包的任务模式外，Flitto还为有特殊需求的用户提供1V1的专业翻译服务。用户发布1V1任务后，可以推送到更高级别的翻译家用户的手中，翻译家们给出自己觉得合适的报价，任务发布者再根据报价和报价者的信息进行综合选择。

不得不说，这种任务系统思路极其清晰，让日常的归日常，专业的归专业。而且对于翻译者来说，收入分配也十分有条理，日常任务简单轻松，几分钟赚上一小笔，专业任务则是明显的大单。

除此之外，Flitto还留意到了互联网带给人类的另一个庞大的需求，那就是交流的欲望。尤其是对日常的翻译需求来说，人们也许往往需要的不但是一段逐字逐句的翻译，而是关于这个产品、这段话本身的讨论。例如，看看这本小说是什么内容，或者，这瓶药适不适合50岁以上的老人？所以，这更像是一个关于分享和交流的故事。Flitto为广大用户预留了足够的社交空间，可以互相关注，可跟楼评论，可以在同一个任务里切磋技巧。

在这样的产品模式和思路之下，Flitto的全球扩张很迅速，目前已覆盖170个国家，拥有逾600万用户，支持18种语言。在进入中国之后，Flitto也做了一系列的适应，目前实测来看，无论是众包模式的翻译任务还是1V1的专业任务，响应度都非常快，众包翻译模式下，3-5分钟就能够收到来自翻译家的答案。而更专业的1V1模式中，基本在10分钟左右都会有3个以上的用户前来反馈报价。

另外在新版的Flitto中还加入了地理位置大数据的功能，让用户可以优先看到同地理位置的已解决翻译任务，这一功能对于热爱旅游的用户来说还是相当有意义的。

Flitto创立4年来，保持了令人惊异的盈利状态。目前Flitto的企业服务项目包括针对政府和企业开展的专业翻译服务。另外一种衍生的收入模式，是将平台上累积的翻译数据库卖给一些机器翻译产品，如美国微软和韩国的Naver。这让Flitto一直保持了海外业务的盈利。

互联网这个词是一个多面向的词汇，而我们提及它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人也是互联网的主体之一这个事实。在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当下，我们习惯了用机器的思路解决问题，却很少另辟奇径或者返璞归真回到人的角度来寻求方法。Flitto给用户宽泛的任务和赏金模式，这种自由度就像它的产品思路一样，回到了人的需求的本身。

文 | 阑夕

小米Max的热情造势，让这家年轻的中国公司继续在期许和质疑的是非口舌中度过了自己的第六个生日。

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以结果检验原因，从而获得实证主义的逻辑，比如1936年前的德国和2007年前的诺基亚其实拥有共通的地方：空前绝后的伟大和盛极而衰的转折，其实仅有一线之隔，而在当时的视角看来，一切预测都是不可靠的。

回到当下，若是雷军在2014年喊出“不争第一，开心就好”的口号，那么大概业界也都会敬畏于小米的一骑绝尘和独孤求败。

只是历史不容假设，随着中国智能手机整体市场的增长停滞和国产品牌洗牌完毕之后的优胜劣汰，作为“互联网手机”的概念领头羊，小米突然察觉它在群狼环伺的行业中处于一个被集中火力的显著目标上。

而在2015年的年终答谢会，回归不久的黎万强站在椅子上对媒体记者高喊“没有什么输不起”，更为小米的挣扎与奋武增添了一层麦克白式的歌剧色彩。

剧烈台风偶息，飞猪间或着地，在肝髓流野的幽暗密林中，只在天上的生存技巧都不再管用，地面贴肉搏杀，势所难免。

带动行业升级的“负作用”

创办小米的初期，雷军强迫自己尽量将所有的工作都在手机上解决而不去碰电脑，他称这种约束“非常痛苦”，但又反问自己“是否愿意继续痛苦下去，因为这种痛苦意味着无人解决，也就是未来的机会和主流。”

这是小米快速升空的宏观背景：市场平均体验极差，用户匮乏挑选标的。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互联网已经无数次证明的事实：在糟糕透顶的传统行业，只要稍微做得出色一点儿，一切顶层的资本和资源都会被吸泵效应所聚拢而至。

小米模式的风卷残云，与其说是扫荡掉了那些依然希望躺在渠道和代工中间赚取剪刀差的硬件厂商，不如说是借助强心剂的成分在它自己可能也并未察觉的情况下激活了具备应变基因的剩余企业。

就像超级英雄系列的电影题材，强大的超自然文明本可将地球捏为齑粉，却因为在无意中筛出——或者说启发了——了地球上最能打的几个而陷入对峙的僵局。

除了步步高传奇人物段永平的两大遗产——OPPO和vivo——依然使用颇具中国特色的区域下沉经销玩法维持“高投高产”的罕见成绩之外，华为、魅族、乐视乃至奇酷都以小米模式的复制者角色在侧翼齐驱，而智能手机的江湖也因此获得了整体性受益：

尽管对于国产手机产品的调侃和批判还是不绝于耳，不过，相比电视、相机、DVD、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的艰难历史，中国制造的智能手机在全球竞争格局上的序列的确前所未有。在这其中固然有着供应链全球化的时代红利，却也不能排除中国在应用科技层面的市场容量，最终倒逼出了足以走上世界级搏击场的选手。

暂不追究工业资本而仅以用户体验来讲，小米和三星之间的差异，已经大大小于昔日的波导和诺基亚。

而当“痛苦”不复存在，所有产品说起来都在外观上“美得令人窒息”、在使用上“搭载有史以来最易用的Android ROM”、在发布会上“拳打苹果脚踢三星”，刨除那些粉饰的泡沫，即使是最挑剔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这场“大逃杀”延续至今，随着起跑线的统一抬升，让这个从不及格跃迁到八十分的行业不再存在天地悬殊的竞争差距。

比别人做好一点点就能收割市场——这种“好日子”已经走到了尽头。对于在2014年底遽然登上中国市场首位的小米而言，也意味着正式进入了“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的发展阶段。

洋务运动之后的商业民族主义

倍受雷军鼓吹的“新国货运动”的本质，就是小米从拆解姿态转为建设姿态的结果，前端的消费产业已经被电子商务彻底改写，剩下的硬骨头就到了后端的制造产业身上。

迷恋情结的背后，是曾令整整一代中国企业家难以企及的日本速度。

两个人物和两大管理思路——石川馨的质量控制和大野耐一的精益生产——是助力日本制造业快速腾飞的理论引擎，前者教育企业以“零缺陷”为目标投产，后者带领企业发现成本与效率的最优解决。

有了这样的基础上，即使随着经济波动而走下神坛，日本制造在上游领域的稳固优势都未曾失去，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每一次地震都会让全球尖端工业供应感到“心头一紧”。

简而言之，日本速度的品质附加值和工业效率，是依赖廉价成本和规模化倾销的中国企业必然瞄准的上升通道。

前段时间，雷军在一次面向企业家的活动中讲了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过去中国市场的消费能力决定了制造业无法承担过于高昂的生产成本，所以中国出不了“工匠精神”，说到底是一个经济课题。

根据小林义雄的《战后日本经济史》，日本制造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均月度收入就已相当于今天的463美元（购买力），这和人民币约为3000元，这也是中国当前制造业人力工资的水准。

所以雷军才会以美国零售业巨头Costco来作为案例，为小米赋予新的未来：随着国民经济的爬升，中国的消费行为开始由纯粹的价格导向变成二者之间的游离导向，为品质买单并非天方夜谭，只是存在如何重建信赖关系以及周期长度的问题。

Costco的示范效应其实与日本制造异曲同工——只是因为它在渠道的经营上更加接近小米向往的故事——通过管理结构的创新，把好东西卖出便宜价。

这也是小米的“新国货运动”与其日本老师的不同之处：在互联网改造后的商业法则里，制造与销售在企业职能里的边界是趋于模糊的，小米及其竞争对手都不再满足仅仅是将商品生产出来然后摆到陈列架上，零售系统的加固同样无比重要。

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类比是，直到今年4月，索尼才在日本本土开设了第四家直营店，而只是2016年一年，小米就打算在全国投建不低于三十家小米之家。

与“专注”有关的辩证

雷军的个人微博俨然已是小米的新品测试窗口，免费的营销增益在博得围观的同时，也构成了外界对于雷军身为企业家想象和定义的些许争议：四面出击的小米，究竟能否把持住“专注”的经营原则？

小米上下的口径则是标准而统一化的：手机、电视、路由器，这三大件是小米矢志不渝的核心产品矩阵。而在丰富生态的考虑上，小米必须通过自研和投资来扩大品牌的覆盖度，解决品牌的辨识度问题，同时也能巩固以个人手机为中心的“泛小米牌”数字生活前景。

另一方面，专注需要克服增长诱惑，跨界则在想象空间上别具魅力，这也是另一家企业乐视能在巨大的争议中频频慑服资本市场，就是因其腾挪能力有着激励资本赌性的一面。而资本局属性愈来愈重的贾跃亭，更是公然宣称“互联网巨头将死于专注，因为颠覆性的创新都是跨领域的。”

所以，“专注”与否的判断尺度，似乎永远都不在于过程，就像苹果半路出家做手机，做成了可被视作是“专注”的伟大胜利，如若失败了，亦能被写为不够“专注”的血泪教训。

而所谓的生态链品牌米家，固然相比纯血小米产品有着资本、产品研发归属的异构属性，但依然像是小米在营销策略上的“副牌”，在对供应链进行长达五年的“淘洗”之后，至少在部分硬创业者眼中，小米已将“伙伴还是敌人”的选项做成了这个圈子的入行测验，不管这种揣度是否虚妄，都昭示着在这方面的消费整合上，无论是“BAT”还是华为联想，都不及之。

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是，互联网正在消灭垂直品类的独立生存能力。至少，这种效应已经体现在软件层面，如同Google和腾讯这样的企业，能够凭借通用性的服务说服用户融入自己的生态，生态内部的畅通便捷亦在无形中给外部造成障碍重重的对比结果。

那么，在硬件层面会不会产生相似的协同作用？

无论如何，小米已经在这么做了，凭借小米的综合能力，华米科技一年多时间卖出了几千万个小米手环。

小米Max和自研芯片的绯闻

如果说iPhone SE是向那些执迷于小屏iPhone而无换机动力的“果粉”投诚，那么撞破小米两横两纵——红米、红米Note、小米、小米Note——产品布局的小米Max就是对另一个全新品类市场的取悦：重度用户。

根据小米内部的统计，随着手机屏幕尺寸的变大，用户在阅读和影视两项内容上的人均消费时长就越高，为了获得大屏带来的视觉快感和续航增益，他们倒是选择无视了别人眼中握持及携带上可能存在的不适感。

苹果向左，小米向右。看起来是大小屏背离，其实是智能手机“祛魅”进程多年后的用户心理重构表征。

如果我们把2007年初代iPhone出现视为当前时代智能手机形态确立的开端，直到2010年iPhone横空出世，都是乔布斯连同智能手机“被神话”的滥觞演变进程。人们膜拜多点触控带来的“点、划直觉操作”，膜拜“被神格”的乔布斯灌输的先验论断——还记得“3.5寸是最适合人类的手机尺寸”吗？在iPhone 4双面玻璃设计、Retina屏幕的轰击下，大众处于近似被催眠的“神性情绪”下，万街一机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烙印。

那时，机器指引了大众的审美和判断，充满后朋克带点后工业风格统一、戒律性的审美风格。

2011年后，智能手机开始“祛魅”，转向快速消费品属性，成为众人一饭一蔬的日常体验，人们更重视手机的属性是否对自己合用。千人千面，各取所需，大屏小屏，自然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六英寸级别的智能手机市场因为的确过于冷门，不充分竞争的环境为小米这类“价格屠夫”造就了进入机会，也让这条相对独特的产品线得以起到“演习”的作用。

比如自研芯片。

尽管第一代小米Max据闻依旧搭载高通骁龙的处理器，但是根据线报，最迟在今年第三或第四季度，由松果电子研发的拥有自主专利的手机芯片就将被用于小米的新上市产品中。

成立超过500天后，松果电子的官方网站还是仅有一张背景图片和联系信息，这家由小米占股51%、与大唐电信深度合作的创业公司——相当于海思之于华为——至今仍然处于全员签署保密协议的生效期，在小米公司早在2012年就已是每周双休的工作节奏后，松果电子还在坚持“996”的玩命制。

业界有句调侃，称手机元器件的自主研发及专利申请，和电商行业的自建仓储与物流相似，都是在短期内开销巨大而意义希微的事情，只是一旦研发成型足以商用，便成企业的十年之功，等于在环山公路之外搭建了直通山顶的一架云梯。

再把时间往前拨上数月，Intel就将三百余件美国专利打包卖给了小米。也就是说，从“软硬件一体化”的产品路线到进军秩序规整的海外市场，这颗手机芯片的好坏都关乎小米的未来成败。

以及……

宏碁集团的创始人施振荣提出过非常知名的“微笑曲线”：在产品研发、制造加工和流通销售三个环节中，附加值最高的是前后两个，可替代性最高的中间一个，呈现一个“U字型”的图案。

在他看来，技术导向和客户导向是制造业升级的必然之路。但是，经过日本的崛起，亚洲更多的市场——中国、韩国和台湾等——都在偏好于右侧的客户导向，因为消费端的模仿效率最高，而左侧的技术导向则需要时间、资源、能力的总和积累。

索尼和三星的案例无不说明，基于产业链的扩张，“站稳”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而小米想要接过这些尚未落幕的巨头衣钵，它的领先优势还远远不够。

不过，历史的钟摆也的确为小米呈现了相似的机会：不稳定的汇率、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尤其是对美国的金融挑战，日本所经历的一切，都在今天的中国上演，如果我们暂时不去理会结局的反转，那么中国有无概率产生一批与其国家地位相匹配的上流企业及商业品牌，以及勤奋的小米是否能够跻身其中？

等待雷军提交的答案。

文 | 阑夕

4月伊始，QQ和KFC联手推出了“QQ伴伴套餐”，500多万份全新的套餐覆盖了KFC全国5000家门店。套餐中除了以QQ形象包装的“伴鸡伴虾堡”和“伴柠伴桔果茶”外，还特意添加了一张随机的QQ充值闪卡。而使用这张闪卡充值自己的QQ后，会随机收到QQ空间黄钻、QQ音乐绿钻、QQ会员或者KFC蛋挞券等价值10元的权益。

除了这样交融的合作套餐之外，QQ和KFC还联合宣布将会推出“QQ × KFC”线上店，以及线下主题形象店等等。毫无悬疑的，QQ和KFC都将此次盛大的合作Campaign称作与年轻的“网一代”无障碍沟通的尝试。

此次合作，对于QQ而言，是对年轻化的坚定拥抱，而在KFC这边，则是将餐饮IP向网络融合的首次尝试。一个社交网络巨头，一个美式快餐代表，同时遇到了汹涌的“小时代”，需要取悦那些和他们的父辈与兄长完全不同的、泡在蜜罐和个性中长大的年轻人。

“年轻人”推动的营销变革

年轻这个词，就像放在河流里的一张渔网。以前被兜在其中的“八零后”们随着赫拉克利特的滔滔时光河水一去不返，“九零后”则成为了渔网里金光闪闪的新主人。以平均3年一个代沟的说法来说，“九零后”的确已经是一群完全不同的人类了。

这群逐渐占据了互联网主力的年轻人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娱乐化倾向，有很多调查数据在证明这个特点，但是实际上不需要任何理性的数据，直接用肉眼观察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比如《太子妃升职记》作为一个从剧本到演员都不知名、制作粗糙、道具和布景简直没法看的网剧，火得令人猝不及防。原因可能仅仅只是因为它足够奇葩。“九零后”追捧它的心态，和当年硬要让汪峰上头条一样，没什么理由，甚至连不讲逻辑的粉丝效应都不是，唯一的理由就是这事让人觉得好玩。

很多人在探究这种娱乐化心态在全球各国蔓延的原因，其实可能归根结底只是一个粗浅而简单的道理。那就是，“九零后”比以往的任何一代人，都快乐。在复旦大学主持的一项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心态调查里显示，“九零后”对未来普遍呈现乐观态度。76.7%的“九零后”对未来政治局势保持乐观，85.7%的“九零后”对未来经济局势保持乐观。要知道，这两个局势，都有个定语是“国内的”。这么高的社会满意度，在“八零后”或者“七零后”之类的人群中，根本无法想象。而与此同时，“九零后”在调查中显示出了真的不关心社会议题和政治话题。

简单来说，“哈哈党”名副其实。

因此，诸多营销和传播学研究人士疾呼的“硬广将死”在“九零后”这个群体来说可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不再会去接受传统的硬板的信息传递方式，而在互联网上，以往简单粗暴的卖流量方式也会和传统的硬广一样，逐渐僵硬在“九零后”离去的沙滩上。

KFC的年轻化步伐

2015年10月底的时候，百胜餐饮集团（YUM. NYSE）在传闻许久之后终于正式将中国业务剥离而出，独立成为中国百胜。这个决定的根源，在于肯德基和必胜客在中国的业务在之前连续5个季度的疲软。而针对中国业务的不景气，业界探讨除了聚焦在内部结构改革、负面事件的影响之外，更多也讨论到了百胜在中国业务曾经的定位问题。肯德基和必胜客一直将自己的客户定位为中产阶级，甚至以此做出了餐厅数量扩张节奏的预估。然而实际上，KFC的门店里，从来就很少见到“中产阶级”。

于是中国百胜正式独立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针对KFC的形象重塑。而这个形象转变的核心词汇之一，就是年轻化。

其实KFC年轻化的尝试在2015年的早些时候已经开始启动，例如在全国推出全新设计的肯德基餐厅等等。在新的餐厅设计方面，KFC甚至减少了“肯德基红”的比例，转而增加了更受年轻群体亲睐的带有现代感的灰色、浅咖等色彩。

无独有偶的是，百胜旗下另一家快餐必胜客，也同样做出了年轻化的姿态。今年3月的时候，必胜客和LINE FRIENDS联合推出了复活节主题玩偶，这批玩偶会在必胜客门店售卖或赠送，而且必胜客的星空体验餐厅还做出了LINE FRIENDS主题的装饰。借由社交体系内的萌物IP来亲近年轻群体，这一营销策略也完整复制到了KFC上。

在理解了KFC的战略转型之后，此次和国内IP的首次合作会选择QQ，便是一件显得必然的事情。QQ作为国内最大的社交体系平台，拥有最多的年轻群体用户，更重要的是，QQ近来在IP布局上的野心也十分切合KFC的需要。

QQ的主航道在哪里

移动互联网的庞大背影之下，微信的崛起让人总是忍不住去对比与它同门的QQ。实际上针对95后的调查结果显示，QQ在年轻群体里拥有不错的优势。不仅是在作为通讯工具的时候，QQ在使用频率上胜过了微信，在产品平台中QQ空间更是以一马当先的姿态占据了社交软件头牌。在腾讯自己公布的数据中也显示，8亿的QQ月活跃账户中，有超过6成是年轻群体。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说，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将变得越来越难以划分，那些“Young一代”正在彻底改变商业的结构。

投奔娱乐化，也是QQ应对年轻群体的变化而做出的决策。从2015年底，QQ就和二十世纪福斯、迪士尼等多家影视巨头展开了合作，从《火星救援》到《疯狂动物城》，QQ随着影片上映的脚步，推出了一系列的电影主题虚拟表情，而成绩也是一路飙升。《火星救援》的表情上线24小时下载量突破150万，发送500万，已经是去年年底让人惊喜的成功。而今年《疯狂动物城》的表情在上线后，发送累计已经突破了1亿大关。

不过，这些合作还依旧是停留在虚拟层面，QQ并没有将自己的长处运用自如。相比之下，日本社交应用LINE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就能够在全球数十座中心城市大建名为LINE FRIENDS的实体商店，并将形象充分输出给必胜客、星巴克等流行文化品牌，潜力相当惊人。

QQ的企鹅形象其实由来已久，而且大家对红围巾的胖企鹅已经有了很深刻的印象。只是这种印象更类似一个桌面或者App的图标，而不是鲜活的、带有萌感的可沟通的存在，还远没有渗透到消费场景里。

与KFC的合作，也是向外迈出的第一步。

在“QQ伴伴套餐”的包装和广宣方面，已经可以看到QQ企鹅的形象有了较大的改变，更丰富的色彩、装扮和出现的场景，都展示了QQ在外部场景的应用方面所蕴含的野心。同时，和KFC这样的餐饮企业的合作，QQ无疑是在表达对于年轻人来说，企鹅或者QQfamily不仅仅是线上的一个图标，更是可以融入生活的形象，比如套餐、闪卡、线上店、线下店、虚拟周边等多种触客形态。

年轻化的价值当然不止是宣传这么简单，它还意味着各类增值收益的可能性。作为第一个出现在KFC餐牌上的IP形象，QQ和KFC有着极高的用户重合度。在这场大家都富有野心的合作之下，两家企业可能都会焕发出新的光芒。

文 | 阑夕

在世界版权日（4月23日）的当天，中国平安联合腾讯和新榜，推出了针对自媒体的保险产品：网络原创保护险。

这份另类险种的保护对象，是广泛意义上的互联网内容生产个体，受益者如若遭遇版权剽窃等抄袭现象，可获最高不超过3万元人民币的理赔金额。

保险行业的互联网化，总是始于噱头十足的定制，这是传统的行销话语——通常活跃于住宅社区和银行大厅——失灵的必然结果，在尚未厘清数字居民的商品需求之前，圈定群落而后投石问路，成为小幅试错的最佳手段。

在此之前，中国平安还曾发行“足球运动意外险”，专门针对户外的“约球族”。显而易见的是，对于金融大户的保险公司而言，类似的新型险种开发费时费力，但是相比常规险种，营收贡献却是小到近乎忽略不计的程度。

要点在于，经济效益低下的另一面，是营销效益激增的利好。

网络原创保护险的庇荫对象，是内容创业浪潮的全体参与者，基于政治正确——打击抄袭盗版，自然人人有责——的做法十分容易赢取口碑。而腾讯正在力推的企鹅媒体平台和徐达内所创办的新榜都是服务于自媒体的一线商业机构，借由优质通道将网络原创保护险“似卖实送”的发给自媒体，恐怕不会遇到多少抵触。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原创保护险并不是直接赔付盗版产生的经济损失——其数字的确难以精确衡量——而是对维权成本予以资金支持。

这也是大多数内容生产者的“不可承受之痛”：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面对抄袭行为，追究成本十倍甚至百倍于追究回报，仅是举证流程和律师费用，就已全面压倒个人的物力与财力，同时诱发“小题何必大做”的无奈心态。

“在保险期间内，购买该“原创保护险”的自媒体人作为原告因遭遇知识产权类的民事纠纷事项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果法院受理并立案的，对于被保险人实际支付的律师费及诉讼费，中国平安将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金额内进行赔偿，赔付金额最高不超过3万元。”

网络原创保护险的作用，则是提供追诉的动力，主张维权的自媒体，可在保费“兜底”的支持下委托法务团队向侵权方索赔，而无成本上的后顾之忧。

然而，“大数法则”决定了这类小众险种的象征意义，版权的维护也不过是版权运作体系的最基础原则，在全民创造的当下，内容创作者缺少的未必只是用来筑起高台的砖石，如果能够搭建一套合理授权的规则及分配体系，内容的价值亦可能得到更为充分的释放。

所以，平台方和服务方的角色缺一不可，这也是网络原创保护险的侧翼另有腾讯和新榜协同作战的原因。

腾讯的产品驱动基因，其实在解决原创归属的问题上有过非常成功的先例。

比如微信公众平台的原创标识功能。

这也需要归功于微信跻身成为移动互联网最大内容入口的独占优势。在内容平台无法具有垄断性时，跨平台的合作往往造成争辩不下的僵局，在博客盛行的年代就曾发生诸多博客平台争抢同一作者从而造成“原创”、“首发”争议不休的事故。

以通用产品而非纸上文本来强化原创的另一个好处在于：可以迭代完善。

还是微信公众平台。其原创标识一度只被允许使用不低于300字的内容上，但是因为有人反馈“难道诗歌就没有版权”，很快便做出了修正。

亦有资深媒体人持续质疑原创标识的唯一性，譬如经由媒体约稿之后的文章其实版权是被分摊到了媒体账号和个人帐号二者共有状态，此时若是媒体帐号给文章打上原创标记，无疑会让个人吃亏。而微信后来则是通过白名单机制解决了这个麻烦，依然还是基于产品端的改动。

而在腾讯的部署中，微信这款产品的媒体属性其实有限，自媒体依托于微信的连接能力而耕耘不止，实际上是从行为层面改写了微信的产品用途。所以尽管微信公众平台已经空前成功且地位稳固，腾讯依然需要推出“目的单纯”的媒体产品，是为有心栽花之举。

所以，也就能够理解腾讯企鹅媒体平台近来的不甘寂寞，其团队加强了面向自媒体资源的运营力度，随着网络原创保护险的发布——第一批险种发放的幕后买单者其实就是腾讯——这里的原创激励机制也将逐渐上线，标识功能、流量扶持、现金奖励等都是用来争取优质用户的糖衣。

内容资本的市价水涨船高，在中国历来轻视创作价值的历史事实里，看上去是走上了拨乱反正的路线。

而在版权的经营上，则出现了新榜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

就像互联网的免费分享模式倒逼唱片行业离开舒适区而与iTune等渠道进行合作的故事一样，有关对与错的争论注定要为变化让步，判例高于习惯。

Copyright不合时宜，Copyleft又过于慷慨，在操作性上，有无可能衍生出一种开放式的版权采购制度，让这种小额虚拟资产如同商品一般的流通起来？

新榜的创始人徐达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显得相对乐观。

当然，这大概也是因为新榜正在致力于对接自媒体，有着丰厚的资源池作为议价筹码。另一方面，徐成新榜也在洽谈视觉中国这类图片版权中心，试图以一个“较为经济”的方式解决自媒体普遍存在的主动侵权行为：配图。

至于为什么版权这件历来不受重视的小事，突然成为了整个内容产业竞相推进的重要项目？这个问题的答案，管仲在两千多年前就解释过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就像有人说的，当文人不再以穷酸自豪，铜臭也就同时带来了体面。

最后，讲一个或能引起议论的故事：

日本的熊本县最近发生地震，一时物资短缺，日本不少其他城市都设立了募捐点为熊本出力。而熊本县在感谢的同时，亦不忘警告这些第三方，不许在没有取得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使用熊本县的吉祥物“熊本熊”制作物料进行募捐宣传。

在微博里，很多中国网友感到“无法理解”，明明人家是在好心帮你，即使在没打招呼的情况下用了“熊本熊”的形象，那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捐助啊，你怎么还守着死规矩给人泼冷水？

怎么说呢，文明的特征之一，大概就有“认死理”这么一条吧。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帐号：techread

文 | 阑夕

最近两年时间，网易的市值翻了三倍。

在唯品会褪色之后，这个以门户与邮箱业务起家的中国互联网老兵成为中概股中仅剩的一支“妖股”。

对慢性子的丁磊而言，这份成绩足够骄傲。

年初，《投资者商业日报》一度将网易放到了美股50强榜单的首位，此时，距离网易股价跌破1美元沦为投资者唯恐避之不及的垃圾股，已经过去15年之久。

透明的财报，向业界披露了网易的崛起路径：作为第一代互联网企业，巩固优势的重要性甚于捕捉机会，在硬币的另一面，“慢”亦是风险的止损线，网易没有全力争取的新兴市场同时也是投入巨大的红海，相反，对于成熟市场的打捞，让网易成为一个黑马式的变数。

根据前网易相册产品总监郭子威的说法，善于后来居上的“网易定律”有着三个背景条件：“1、网易的权力分散而不集中，几个实权部门的负责人有相当不错的产品素养；2、边沿业务的自由度很高，往往由中层发起而不是高层指派；3、网易产品矩阵能提供足够的启动流量支持。”

网易新闻推出的“网易号”，也是一个“谋定而后动”的非新兴产品，市场标的显然就是今日头条的“头条号”，而在一系列的扶持计划上，又十分接近腾讯为其自媒体定制的“芒种计划”。

“网易号”的发力支点有两个，其一是“本地直播”，其二是“自媒体补贴”。

“本地直播”是网易新闻下沉到地方传媒的玩法延续，与秀场和游戏的直播模式不同，网易实际上是在改造新闻线索的流通过程。在地方报业主导的媒体生态中，突发新闻多以“热线电话报料”的方式送到报纸及电视台，经由专业团队甄选之后，再将团队遣往前方发起直播。

另一方面，智能手机可以满足大量去中心化的策划型直播需求——如学校的毕业典礼、商铺的营销活动、个人的脱口秀表演等——网易希望能以“新闻”的概念统筹分发，甚至将“网易号”的后台与网易的编辑员工进行统一，不再做出内容标识的区分。

最后，自媒体和媒体之间，不再有着清晰分明的界限。

而在如何转化目标用户加入“网易号”，则由第二个支点“自媒体补贴”来解决。

进入成熟市场必然需要承担更高的难度和成本，当“两微一端”——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已经完整吸收了从头部到长尾的海量自媒体资源，显然，网易很难撬动那些当红的意见领袖，事实上，这对任何一个媒体产品而言，都如登天之难。

所以，“网易号”试图争取的，用其发布会上的话来讲，是“小众而新锐”的自媒体，这些内容生产者由于错过“两微一端”的红利，且并不具有面向平台的议价权，因而“叛逃”的动机和概率也是最高的。

在具体的补贴政策上，网易做了三级奖金池，分别对应不同品质的自媒体帐号，加上读者打赏、广告分成等收入，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不过，对于媒体化的新闻客户端而言，将庞大的流量引入分众视野似乎也是必经之路，以“网易号”在“本地直播”方面制定的2016年目标——10000个帐号，25000场直播——为例，这更像是自网易新闻客户端5.0版本推出以来的战略延续：本地资讯是一个竞争压力相对更小的市场，与各地的都市报抢夺残余用户的可能性要远高于和腾讯等巨头在正面战场相撞。

而这种针对市民阶层的长期渗透，的确是可以“慢慢来”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民直播的场景。

2009年，《三联生活周刊》引入了一个舶来词语：无聊经济，用于专指那些受到互联网的免费模式鼓励而变得泛滥的信息碎片。但是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无聊情绪，却的确能够实现可观的经济效益，从网络门户的密集堆砌，到直播网红的异军突起，无不体现出无聊背后的群体性孤独。

根据媒体统计，前知名电竞选手伍声在斗鱼直播自己在理发店剪头发，最高达到12万人同时观看。

愈是诧异，愈是疯狂，这就是互联网与资本结合之后绽放出来的花朵。

目前，网易已是除了“BAT”和京东之外的中国第五大互联网上市公司，它的慢热或许也不具有太强的可复制性，因为与同行不同的是，网易基本上没有接受太多风险投资，也没有除丁磊之外的合伙人，丁磊的股权集中度之高（五成以上）相当罕见。

随着网易传媒、网易电商等业务的分拆，原本不切实际的上市股权激励也将具有可操作性，在“以小博大”的搅局中，来自网易的变数或许也将变得更大。

文/阑夕

一个月前，作为网红papi酱的资方身份，罗振宇将广告资源招标沟通会的门票定价到了8000元的水位。罗辑思维的微信消息刚刚推送完毕，拉勾网的CMO鲍艾乐果断的下了单，她称自己也没想明白papi酱的未来会怎样，然而“市场的变化在被看懂之前都是招骂的”，所以，与其说是豪赌papi酱的想象空间，倒不如说是在敬畏的驱使下购得一张高价的学习门票。

这种并不精确的动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papi酱这场招标事件的商业纯度，硝烟四起的争议更是放大了业界对于罗振宇的不满：在崭露头角的新秀和老奸巨猾的商人之间，公众内心的天枰太过容易倒向前者，从而自然脑补出提线木偶式的剧情。

就像小众多年的万能青年旅店被韩寒推荐之后一夜成名，反而引起原教旨拥趸的不满，他们忧虑且警惕商业化将会改变文艺作品的理想情结，并在一厢情愿的情况下对偶像做出逆向的祝福：“宁可不希望你红”。

不过，无论如何，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于：papi酱并非初涉江湖的少女，这个已为人妇的28岁姑娘致力于网红之路已经投入多年时间，冰山之上的巍峨耸立往往会掩盖那些不为人知的努力和汗水，而当她终有一日可以索取回报的时候，任何关于变现的指责或多或少都有些过于傲慢了。

至少，在罗振宇看来，他将大多数批评都称作是“没有黑到点上”，即使是在广电总局的突袭发生之后，罗振宇在电话里的声音依然显得信心十足。

72小时的危局

4月18日，广电总局发布通告，评定papi酱的视频存在粗口等不良内容，要求下架整改。

在招标大会的前三天发生如此变故，对各方的影响无疑都是巨大的。基于拍卖形式的特殊性，罗振宇甚至做了一次摸底，试图了解这些金主的心态，“最后发现其实影响是被高估了，很多企业觉得有了这么一出转折之后可能会更红。”

最终，2200万的中标价格，证实了罗振宇的判断，这个数字也超出了业内大多数的事前预测。

不过，与罗振宇关心的可能有些不同，papi酱的合伙人、承担运营及商业工作的杨铭更加在意“抚平波澜”的效果。直到招标大会开幕前夕，papi酱在多个视频平台的历史内容仍然处于下架状态，对于内容的修改——比如将所有的“粗口”皆数打码——都还在连夜执行中。

而杨铭在2200万出炉之后的短暂致辞中，“正能量”的出现词频极高，显然，这是心有余悸之后的如释重负。至于将2200万的此项收入全部捐给papi酱的母校中央戏剧学院“报以栽培之恩”，则更像是投桃报李的谨慎行为。

有着央视体制履历的罗振宇则认为，这是一次官方与民间的“良性互动”标杆，两边其实都预先留有台阶可下。换句话说，整改而非封杀，已有治病救人的用意，服从而非对抗，则是网红向上传递的姿态，只要双方在国情框架里的默契达成一致，外部的纷扰实质上并不重要。

只是，对于papi酱未来发展的担忧——同时也是对网红前景的审视——始终会对跃跃欲试的资本造成困扰。社交网络上的一句戏言更是道出事件本质：“将吐槽赋予‘正能量’的整改要求，不是让人家投资机构花1200万买回来了一个于丹吗？”

网红行业非议不少，但恐怕没有人会乐于见到它赴中国相声行当的“正能量”后尘。

2200万的值与不值

知名FA易凯资本的CEO王冉曾对IP泡沫大倒苦水：“最近一些IP、网络版权、导演、演员、影视公司的价码已经让我们这些最擅长帮内容产业忽悠资本的人都觉得有点挂不住了。”

矛盾的核心，在于内容的价值无法通过理性来作出评估。

papi酱这次完成的价值2200万的资源销售，其实平铺下来十分简单：主要权益是任选一期视频节目的尾部贴片，衍生权益包括当期papi酱微信公众帐号推送的二条位置、当期papi酱微博的转发一次、罗辑思维微信公众帐号的口播及两次内容推送露出。

无论算作广告还是营销，任何ROI的模型都无法支撑2200万这个数字。也就是说，在对拍卖结果进行理解时，需要将理性资产和非理性资产分开计算。

根据当下的“行情”，一名当红的内地一线艺人的年度代言价格约在800万到1200万之间，而papi酱的“标王”丽人丽妆等于说是放弃了两个范冰冰而选择了“低配版的苏菲玛索”，有关这笔买卖的划算与否，注定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战业界。

罗振宇则认为，这个价码不过是丽人丽妆年度广告支出预算的不到10%，在整个广告执行尚未启动、仅是中标结果公布的当天，这家“闷声挣钱”的上海企业品牌就随着媒体的热议一夕成名。

作为招标事件的操盘手，罗振宇始终位于一线活动，就像其一贯标榜的坦诚——“我就是一个买卖人”——他也并不讳言对于成交价格的事先期待和事后惊喜：“只有真的拥有了面向上游的定价权，新媒体的市场入口才是真正的被打开了。”

至于盛传对此次竞拍志在必得的微鲸电视，则在举牌喊价至1830万之后停手，微鲸方面表示，papi酱的商业价值难以评估，而在企业这端，更加看重的是这种全新的业态。

比如，仅是因为发布投票鼓励用户选择“到底拍不拍papi酱”，在没有花费一分钱的情况下，微鲸就吸引了近2000人参与互动，效果远超微鲸的多数抽奖微博。

“这就是势能”，罗振宇特别热爱这个新酒装旧瓶的词语。

与人捆绑的IP壁垒最高

与很多人的解释不同，IP概念的日趋壮大，并不是因为IP的开源能力，而在于其节流能力。

基于互联网的市场规则始于获客成本，这是一切生意的差价开端。随着各种渠道和平台的格局进入稳定形态，接触用户的代价愈加昂贵，应用商店、搜索引擎、中心媒体的营收增长，正是共同守住价格底线而无竞争冲击的约定俗成。

举个例子，之所以移动游戏开始大举改造端游IP，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户太贵，实在买不起，所以原本就有群众基础及品牌辨识度的端游，就在获客层面帮助企业省掉了惊人的开销。

因此，“言必谈IP”，和内容创业的大受欢迎，委实是一脉相通的。

papi酱的示范意义，则是“以人为中心”的IP在不确定性上的突破。

利好之处自然不必多言，或许在一些法律的盲区，市场中的恶意角色仍然可以借由非法拷贝版权——山寨一款《火影忍者》的游戏，或是代工《疯狂动物城》的动物玩偶，都并不为国人陌生——而干预正常的利润归属，但是恐怕没有谁可以复制papi酱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格形象。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里在papi酱身上投入心力颇多：除了游戏之外，电商平台也是寸土寸金的流量驿站，papi酱是一个自带用户信赖关系的分发高地。

只是，人的多变能力亦从来不缺反面教程，就在一门之隔的娱乐圈，因为出轨、吸毒和经纪纠纷等各种因素而导致事业严重受阻的案例每年都在层出不穷。以人为目标的投资，这也是最大的风险。

罗振宇的观点则是，既然“江郎才尽”对所有创作者而言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你永远无法知道这一天会在何时到来——那么抢在日暮西山之前将未来的影响力充分变现，是一个在功利主义层面毫无挑剔的选择。

“长远的稳定增长是工业化的思维，以人为组织结构的商业逻辑不是这样的，兔子可以吃草，草吃没了，它随时可以蹿去别的地方吃。”罗振宇将那些唱衰papi酱的声音形容为“恐慌中的踩踏事故”，亦懒于作出辩解。

另一方面，杨铭宣布推出的“Papitube”网红平台，则是关于papi酱可塑性的一次前途未卜的自证。根据全球最大的域名注册商GoDaddy提供的信息，papitube.com已于一个月前被注册，结合知情人的说法，papi酱及其团队极有可能上线一款短视频产品，通过个人品牌带动那些同样有志于成为网红的后入者，将利益和风险同时分摊出去。

这种“以老带新”的做法在文创产业并不少见，畅销书作家郭敬明、江南等人均以工作室的方式将旗下作者精心包装并推向市场，成功路径似乎确实值得效仿。

网红产业的消费经济逻辑

天使投资这个行业并不回避“抬价”的话题，或者说，任何一个成熟的天使投资人，都应当具备“抬价”这个技能。

在真格基金、罗辑思维、光源资本和星图资本四家合注的天使轮融资中，papi酱的创始团队持股保留在88%，这是非常充足的占比数字。有着徐小平和罗振宇的“加持”，以及招标事件的验证，papi酱的A轮筹码只会更重。

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的结构，papi酱的外壳随时可以置换，相比重视退出回报的财务投资者，能够接入成熟事业的战略投资者可能更加匹配。

与科技行业的“友邦惊诧”不同的是，娱乐行业将更多的紧张放在了对网红这一物种入侵的既定事实上。

娱乐行业的传统造星链条冗长而讲究可控度，虽然偶有艺人成名之后违约撕毁早年协议的事情发生，但是总体而言，经纪公司与艺人之间的合作基础依托于亲密的人情关系和合理的利益分配，机构的栽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艺人的早期发展。

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全民选秀活动，是挑战造星工厂防线的第一次攻势，名利场的权力一旦外流，便难以再度回收。papi酱等网红的成名在史上首次摆脱传统媒体的领土，在新的财富创造过程中，娱乐行业的陈旧资本不再具有魅力，广泛意义上的互联网和在新媒体上布局多年的前沿商业成为盆满钵满的赢家。

消费经济的逻辑也正在于此：谁距离消费者更近，谁就更有能力改写消费行为。

有趣的是，资本大鳄乔治·索罗斯提出的“反身性”理论也在papi酱身上得以显现。一个月来，因为这场毫不掩饰的拍卖会的缘故，papi酱的微信粉丝翻了一倍，市场偏向预期的趋势非常明显。

以及……

2010年，韩寒为其新作《1988》发行100册限量版，单价988元，业界闻之哗然，而这100个甘愿掏钱买单的忠实读者亦被冠以“冤大头”的嘲讽称谓。

售罄之后，韩寒悠然宣布，这100册限量版的图书里均夹有10克的金箔，根据黄金的市价计算，这些金箔如果转手卖掉，可以获得988元的2-3倍收益，这种反转再度惊起鸥鹭一片。

相似的剧情可能会在papi酱的第一个买单者身上重演，罗振宇已经表示他会全程帮助丽人丽妆策划这次重金砸下的广告权益使用，而在罗辑思维的团队里，还有吴声这种精于营销的高手在。

至于papi酱未来的常态化商业运作，则仍然依赖于papi酱本人的想法，与电商对接或许也是最为顺畅的选项之一。我的朋友评论尸也这么说过：

“好多人在想papi酱怎么变现，我觉得papi酱好适合做服装代言，3分钟视频能换十几套衣服。重要的是，papi酱还有一个别的女网红没有的天生做服装模特的优势，就是她没有胸。”

文 | 阑夕

即使到了所谓的“全球化时代”，互联网的共同繁荣依然极易受到国境线的阻拦，尤其是在涉及政经及文化等领域的扩张时，互联网总被赋予意识形态的色彩，产生“龙生九子，各有不同”的现象。

相比之下，技术的纯粹性，往往使其能够成为畅通无阻的通行语言，所以无论是桌面互联网还是移动互联网，工具类型的软件/应用都是普及速度最快的产品。

以Google Play的全球榜单为例，在多个国家的工具分类里，来自中国的出海应用都在激烈厮杀之后占据着Top 10中超过半数的席位，猎豹、360、久邦数码和Apus，均为红海泛舟的幸存翘楚。

从产品设计出发，工具应用解决的问题——抑或说是痛点——都以Android系统本身的缺陷和智能手机性能的不足为主，对现有系统进行优化，成为不同国家的用户共同选择的主流需求。

因此，当LBE科技（原LBE安全大师）决定以“双开”作为一款全新的冲榜产品时，外部的看法呈现两极分化：支持的观点认为这是出奇制胜的杠杆，而反对的意见则将之列为旨在“自嗨”的伪需求。

事实证明，“双开”工具上线不足两月，它在印度、巴西等多个人口大国的Google Play工具榜单里就已进入Top 10，而在一场国内的发布会上，LBE科技也发布了这款名为“平行空间（Parallel Space）”的正式版本。

“平行空间”相当于桌面系统中的虚拟机产品，它在Android的运行环境里割出了一个独立的系统空间，从而实现了双开各类应用的功能。

只是，即使是在桌面互联网时代，虚拟机也并不是一款主流的C端产品，普通的网民很难触发需要使用虚拟机的场景。而据LBE科技的统计——据说达到了上万份调查问卷和10亿次Facebook投放测试——反馈，智能手机的用户习惯发生了有趣的转变。

简而言之，就是硬件使用黏性的大幅增加，使得流量黑洞——社交网络和移动游戏——大量瓜分用户的时间投入，而愈是重视这些产品，就愈是催生用户的“分身”念头。

在LBE的统计报告里，71%的社交App用户需要多个社交账号，34%的游戏用户需要多个游戏帐号，在对“马甲”的爱好上，全球用户都是高度一致的。

在此之前，用户对于“双开”的需求会在部分特定场景得到回应，比如奇酷手机就内置了“双开微信”的功能用来增加商品卖点，而《部落冲突》等热门手游也会有技术爱好者义务开发“双开”工具。

把这件事情上升到系统层面来完成，实际上的难度相当大，在“平行空间”的产品底层，有着一个名为MultiDroid的虚拟化引擎作为技术支持，而后者才是LBE科技的战略重心。

移动平台的虚拟化应用，掣肘于硬件的计算能力和海量用户的基数规模，所以直到2015年，LBE科技才对MultiDroid立项，在其团队看来，天时和地利——即智能手机的性能高度和Android系统的使用广度——都已就位，剩下的就只有愿意把这件事情做完的互联网玩家了。

“平行空间”对C端市场的教育和侵占，则有着“项庄舞剑”的显著意图。在Windows和Mac平台，专注于输出虚拟化能力的VMWare和Parallels都是相当成功的科技公司，LBE科技的思路，是将MultiDroid置于Android虚拟化的前列，在市场尚处空白阶段时建立第一支品牌。

LBE科技对于Android系统的耕耘，恐怕要早于很多商业公司，其前身是一支活跃于手机论坛的民间团队，其LBE隐私卫士也是中国首个在Android上可以进行底层权限管理的产品。

而在转型的过程中，工具应用的变现能力过差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加上国内的手机厂商也都开始试图打造封闭化的生态，LBE科技的方向选择显得美国化而非中国化。

所谓的中国化，其实指的就是经营流量，充分使用用户在应用内的停留时间，把这些流量卖给企业，这是一切免费产品最为主流的生存逻辑。

而美国化的方向，则是指的将技术授权及开放作为长远的盈利方向，将产品向企业端进行商业部署，此时的考核标准则在于掏出方案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也就是说，除了能以“沙盒”特性吸引消费客群之外，MultiDroid还能够支持BYOD（即在用户的设备上安装多个公司的软件，便于灵活调用公司的资源）的解决方案，对于那些有着虚拟数据隔离及强调隐私防护的企业，移动办公的封闭化是可以实现的。

同时，考虑到云计算脱胎于虚拟机的历史，如果坚信Android系统的未来——它的统治疆域会大到包括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等贯穿人类生活的多数场景——那么，企业基于硬件加速和弹性供应的需求和预算，会更加迫切而充盈。

目前，LBE科技的产品矩阵在海外的营收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技术出身的创始人张勇也坦言自己“不是很关注这一块”，至今为止，拥有2.8亿用户的LBE科技仍然只有不超过百人的团队规模，在整体的运作上倾向于保守而不是激进。

再过一段时间，我们或许可以在新三板上看到这家公司的身影。

文 | 阑夕

时至今日，应该不会再有人质疑母婴市场的磅礴，毕竟数据已经令人叹服。从2010年开始，母婴市场整体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15年底已经突破2万亿。而其中，母婴的线上市场，已经连续三年保持40-50%的增长速度。换句话说，互联网母婴已经成为了一块快速膨胀的蛋糕。

资本市场基本是闻“香”而动。2015年前9个月，关于母婴的投资总额超过13亿美金，而且绝大多数投入了互联网母婴。虽然说互联网内涌动的资本的确已经走到了细分和垂直的道路上，但是母婴市场被看好的理由其实更多来自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层面。

在经历了人口出生率的一路暴跌之后，二胎终于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用三段式的节奏被放开了限制。每一次松绑都会迎来一次跃升，归根结底中国社会对子女的渴望是绵延千年的传统。于此进程同时发生的，是中国恩格尔系数的一降再降，在2015年到了30.6%，我们离富裕终于只剩临门一脚。和恩格尔系数相互印证的，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崛起。2015年综合各项数据来看，符合国际流行标准的中产阶级数量大约已经突破了1亿人。

中产阶级和母婴市场人群的重合度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家中有0-12岁子女的人群正是手握全国32%财富的70后和80后们。而互联网，已经深入这群人的骨髓之中。从这种背景来说互联网母婴市场被资本追捧是毫无悬念的事情。

说到互联网母婴市场，可能第一联想就是母婴电商，尤其是在奶粉的海淘浪潮逐渐成为常态之后，所有人都见识到了“母亲”一词象征的购买力。也正是因此，有77%的资本在入场投资时流向了母婴电商。然而母婴电商的市场份额里，天猫和京东联手占据了70%，其它几家知名的B2C平台类似苏宁红孩子、当当、1号店、唯品会、亚马逊中国等又快20%，留给小而美的母婴电商或者创业公司的机会，只有10%左右。用通俗的概念来说，母婴电商早就是红海。

然而和母婴电商沸腾景象相映成趣的，是母婴市场其它区域的空白。

比如社交。这一代的互联网妈妈们本身就具备网络社交的惯性，而成为母亲这件事情让她们面临一种身兼数职的状态，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双向高压导致的焦虑不容忽视。与相同状况的妈妈交流，则是纾解压力和寻求安慰的必须。

再比如育儿知识。缺乏安全感且竞争激烈的社会氛围，让妈妈们急于在网上寻找更多的育儿资讯和经验，以助她们给孩子更好的甚至最好的照料和培养。还有母婴细分的生活服务，就近推荐和口碑查询与释放。

想要解决这些空缺，移动端显然是最好的选择。最近QuestMobile发布的数据显示，移动母婴的行业渗透率虽然一直平稳爬升，但是依旧只有5.2%。相对于母婴电商来说，这里是阳光明媚的一片蓝色汪洋。

QuestMobile的报告中比较了目前排名前十的移动母婴APP，其中包含了宝宝树孕育、美柚、大姨吗这种经期孕期应用。如果除开它们，在育儿社区类别，亲宝宝在包括月度活跃用户、日活跃用户、以及N日留存方面，都排在第一位，而且甩开第二名一定差距。

如果研究下亲宝宝的产品设计，就不难发现它赢得好成绩的原因——它不仅满足了妈妈间的社交需求，更满足了家庭内部代际交流的需求。

美国亚马逊的某款玩具下一条给了5星的商品评价是这样写的：我并不知道这件商品的好坏，它送到我一千多公里外的孙子手中了，但是从我儿子发来的孙子和它的合影来看，我孙子很开心，因此我也很开心。距离和亲情，同样深刻同样无法消弭。在中国的家庭结构中，代际间的远距离相处存在同样的问题，更不用说在中国中老年人中社交软件的普及率比美国更低。

因此亲宝宝在除了给妈妈们一个社区之外，在APP的首页呈现的是宝宝成长日志。所有关心孩子的人，长辈、亲朋只要做好账号关联之后，就可以随时进来分享其照片、日记、体重等等详细情况。这种分享虽然不够实时，但是有两大显而易见的好处。

一是它满足随时翻阅的需求。相比电话、视频通话来说，分享成长日志不需要要求所有人同时在线。相比微信、电邮发送照片或者视频来说，它操作更为简单，点开APP就能看到，而且随时方便翻看。

二是它可以避免其它社交工具晒娃引起的社交尴尬。无节制的晒娃已经成为朋友圈三大骚扰之一，然而晒娃某种程度上来说又是有子女家庭必须的社交行为。自己圈出一亩三分地来晒，两全其美。

实际上，打好一个痛点，就能够成功一款产品。这个通则在母婴行业当然不会例外。亲宝宝的设计除了满足社交需求之外，实际上还满足了另一个母婴相关的需求，那就是记录的需求。

以崔玉涛为首的母婴类科普力量的出现和壮大，让育儿这件事在中国终于走向了科学和规范的境界，而不再以长辈的经验为指导原则。在此进程中，WHO（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国际儿童生长曲线的广泛运用，算是标志性的成就。而这就意味着婴幼儿的父母需要定期对孩子的身高、体重、头围等数据进行记录和分析——亲宝宝当然也提供了这样的工具——而同样需要记录的还有更多，疫苗的接种情况、大动作的发育情况、语言功能的进展、早教的成果……

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育儿科学是一件必须投入的事情，它既让人觉得复杂繁琐，又同时给家庭成员带来分享的乐趣。让关心孩子的人能够一起分享这条小生命的茁壮成长，是给所有父母带来成就感的事情。既是记录，又是社交，这就是亲宝宝提供的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在凭借核心功能拿下排名第一的用户活跃度和留存率之后，亲宝宝的电商和生活服务等变现模式就加载得十分轻松。基于妈妈社区产品讨论和使用心得，衍生出来了有针对性的品牌特卖会。基于妈妈们地理位置，呈现各类亲子生活服务和口碑排行，涵盖从孕产护理到亲子摄影、幼儿教育等全类别。

实际上这个在行业内一直保持低调的细分市场第一名，已经在14年年底就A轮拿下顺为资本的数百万美元。如此低调可能与CEO冯培华资深软件师的出身有关，在访谈中他从来只强调如何把产品设计做到极致，如何以用户为基础。而这种以用户痛点为出发的母婴产品却正是市场上极度需要的，这也是为何一个A轮公司可以获得和市面上C轮公司媲美的运营数据的根源所在。而且在拿到A轮后不久，2016年的2月就实现了电商的变现。

母婴市场作为一个已经有相当规模而且可预见高速率成长的垂直领域，正在以一种不平衡的姿态发展。电商版块因为显而易见的购买力和足够快的变现速度，抢在整个行业之前变成了红海，而且还在持续蜂拥入场。其它的母婴需求，尤其是移动端的需求，却被电商版块抢去了关注力。

也许仔细看看亲宝宝的成功，能够看到它背后母婴市场被忽略的那片蓝海，以及寻找到母婴市场更多的可能性。

文 | 阑夕

百度似乎找到了它的桑达尔·皮查伊，只是这个角色不是年轻有为的产品领袖李明远，而是老成持重的销售领袖向海龙。

在这个决断的前端，是百度连续一年以来的第三次架构调整，一个名为百度搜索的公司被设立在百度集团的旗下，主管百度的支柱业务，而金融服务事业群组和新兴业务事业群组则作为侧翼，支撑百度的想象空间。

业界若是对此感到眼熟，委实并不意外。因为就在2015年8月，Google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组建新的公司Alphabet，以伞状结构统领包括Google、投资、健康、实验室等平行子公司。

左右比照，百度集团对应的就是Alphabet，百度搜索对应的就是Google，而Google的新掌门人、印度裔工程师桑达尔·皮查伊，则和百度本次被委以重任的向海龙一样，都是在各自企业中服役超过十年的老兵。

将公司架构从简单向复杂演进，唯一的原因就是满足华尔街的需要。

即使是在重视价值投资的美国，科技公司想要说服资本对于非赢利项目的长期投入抱以友好的支持立场，并不总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同时，华尔街固然有着利润导向的天性，但就商业体系而言，将上市公司的现金流砸向不可预见的市场，也确实会在股东层面存在疑问：所谓的股份制公司，对股东负责始终是第一位的，这份契约构成了现代商业的基石。

Alphabet的出世，其实是一个有关妥协与坚持的巧妙处理，它既取悦了避险型的华尔街对Google保持主营业务增长的要求，又将新兴业务拆为独立公司，用以吸引新的风险型投资者。

而百度的新一轮调整，同样基于相似的背景。

作为对标Google的中国企业，百度的处境远比Google恶劣：它在搜索引擎之外的建树不多，尤其没有Android之于Google这样一锤定音的统治级产品，这让资本市场时刻忧心百度的可持续性，除此之外，百度亦需要跟随Google瞄准未知领域的探索节奏，否则便会失掉光环。

最终，百度掷下的骰子表现出了李彦宏的思考结果。

简单来说，与现金流相关的，交给向海龙负责，与前沿市场及技术相关的，则极有可能继续调整和优化。

向海龙和桑达尔·皮查伊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不是百度和Google的创始团队成员，向海龙是在百度上市的那一年连同他所创办的广告公司一起被百度收购从而加入进来，巧合的是，桑达尔·皮查伊也是在Google上市的2005年从一家半导体公司跳槽到了Google。

科技公司的魅力之一，就是才能与权势是对等的。向海龙和桑达尔·皮查伊都在短短数年时间就爬升到了公司高位，但是这两个人的技能点数却有着迥异之处。

向海龙的长处是挣钱，在加入百度之前，他的广告公司就是百度广告系统的上海地区总代理，为百度创造了丰富的营收。而在向海龙成为百度高管之后，跑在一线提振业绩也是他的功勋簿上最为厚重的记录。

桑达尔·皮查伊则是工程师，他主导并参与了Google的重量级桌面产品Chrome和Chrome OS，并从安迪·鲁宾手中接管了Android这个明星项目。除了需要提防Facebook之外，Google的广告收入仍然增长健康，这使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可以从容带着埃里克·施密特退居幕后管理，让充满干劲的后辈沿着画好的轨道纵情前行。

百度几乎用了2015年一整年的时间去向华尔街证明O2O业务的重要性，而在每个季度财报公布的电话会议上，李彦宏及其高管团队都要面对围绕利润率的提问，这让百度的多次架构调整都有了必然性。

尽管李彦宏曾说“不在乎华尔街怎么看”，但是只要在纳斯达克挂牌一天，恐怕就没有任何企业能够真的“不在乎华尔街”。

回顾百度做的几件事情：剥离去哪儿业务、对爱奇艺进行私有化、将搜索和O2O视为两根业务管道……其实都有优化财务报表的考虑。2015年第四季度百度净利润被拉到“BAT”中的榜首——同比增长达到变态的663.0%——其实就已经充分预示了后面的做法。

显而易见的是，若要论及师从Google，组织架构和权力分配本身并没有多少难度，Google的变数——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医疗健康、云和大数据等——才是百度更应瞄准的对象。

只有一个吴恩达偶尔出来露面演讲，恐怕远远不够。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帐号：techread

译 | 阑夕

首先，让我们搞清楚“丝绸之路”是什么——

是这个：

不是这个：

丝绸之路是一个臭名昭彰的违禁药品（或许还包括其他的非法商品）交易网站，2年来一直保持着自己“匿名、暗网、Tor加密”的关键词属性。它的创始人Ross Ulbricht已经被捕了。FBI曾经两次关停这个网站，于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它的第三个版本——由新的继承者创建的。

目前大约有50家从事线上药品交易的网站，例如Agora、Amazon Dark和丝绸之路3.0。

在丝绸之路的1.0版本上，不到2年的时间，交易额就超过12亿美元（950万比特币）。

平均而言，他们对每笔交易收取了10%的费用。因此，他们在那段时间收入超过1亿2000万美元，再加上比特币的升值情况，相信这样的数额是绝大多数公司都期望拥有的。

显而易见，丝绸之路有其独门秘诀。而这个秘诀，是初创公司们都可以尝试的。

“信任”导致的成功——

以前，药贩子是这么销售的：

现在，他们更加隐蔽，且可以记录自己的信誉：

丝绸之路和Airbnb、Uber以及Getaround一样，都是一项基于信任和效率的生意。

市场的力量在于可以通过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改变，重塑老旧工业体系，让业务变得平台化。例如，互惠行为（评级和评论），标准化（标准和复制性），稀缺度（供需关系调整）。这些都是由市场来解决的。

所以，丝绸之路带来了21世纪风格的毒品交易。

丝绸之路的用户们不用再去面对可疑的毒品贩子、假药、或者是里面掺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的药物。丝绸之路消除了面对毒贩子和假药的恐惧，并且保证药物里面没有不知名的化学物品。

如果卖家卖了假药，会被删号。好评的卖家和买家都会提升到更显眼的位置。任何用户的违规行为都会被迅速处理。

传统的毒品贸易总是由社团或者寡头控制。以前你可能因为毒品的交易间接支持了某个墨西哥的犯罪团伙。而现在，你可以直接从独立卖家那里拿货了。就像Lyft改造了出租车行业一样，“丝绸之路”让毒品交易变得安全、有趣而“友善”。

相比其他行业来说，违禁药品这一行其实更需要信息的透明和流通。人类大规模滥用药物的行为，其实恰恰说明大家能够从此中获益而且并不太懂得如何安全使用这些药物。“丝绸之路”将自己的论坛和一家药品知识学术网站关联，这种开放的行为可能会从源头上改变一个行业。

如今，“丝绸之路”增速已经超过了Etsy和Ebay。

“丝绸之路”的1.0被FBI关停8个月后，2.0版本上线，上线时有13600多条药品信息在架上。

而它的1.0版本，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营收达到12亿美元。

丝绸之路的增长曲线大约是在1年后开始迅猛上升，在被关停前开始略微放缓。

像丝绸之路这样潜于暗网深处的网站竟然能取得如此可怕的增长速度。甚至很多人将它的增长速率和eBay、Uber 或者Airbnb这样的大规模网站比较。

丝绸之路的成功之道可能是这样几条：

1、论坛——丝绸之路会潜伏到他们的顾客们经常出没和讨论违禁药物的地方，论坛、网站、或者其它的在线交流版。论坛同样也会给一个封闭的行业带来人际之间的熟稔、信任和口碑信息。

2、公关——丝绸之路成立之后不到5个月，Gawker首先为丝绸之路进行了引流，数千个潜客被引入。这大大增加了品牌的可信度，并且提供了可靠的客源来源。

3、口碑——丝绸之路提供了市场上最好的解决方案。违禁品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市场，并且供需双向稀缺。丝绸之路就像市场上突然出现的一剂病毒，提供了让买卖双方能够合作无间的渠道。价格公道，互惠互利。

4、同好联盟——丝绸之路的老客以及广泛的瘾君子中存在抱团的现象。他们潜伏在暗处，却彼此照顾。在嗨趴时一起分享药物，看顾彼此，也共享很多其他的生活资源。同样他们也会共同承担测药的责任。实际上 Airbnb和Lyft等网站也开始试探同好和老客对于自己网站的作用，利用这些资源可以建立更大的品牌效应。

总之，丝绸之路让它所处的行业，变得更加安全、友好、高效和可靠，这是对行业强有力的改造。

丝绸之路面对的行业里，绝大多数的商品是违法的。然而从不涉及法律或者教育的层面来说，丝绸之路给这个行业提供的解决方案和价值观是颠覆性的。

从各方面来看，丝绸之路都像是给“科技如何快速而大规模地改变社会”这个课题，来了一次“冒烟测试”（指编程上的试跑）。它显示出了社会对与更快革新速度的追求，而陈旧的思想和政府的政策往往成为了绊脚石。

现代社会还从未实现过如此高水准的个人意志和自由选择。而在大麻工业之后，一切都会变得停不下来。

注1：丝绸之路的精确营收数值会随着比特币的价格波动而变化。

注2：对于一个未受监管的行业来说，追踪每个用户的药物来源是不可能的。

本文作者Tristan Pollock，来自美国科技媒体500.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