阑夕的互联网手册

文 | 阑夕

Facebook在美国本土之外投资建立的第一座数据中心，将选址定位到了接近北极圈的瑞典北部。

并不是因为Facebook有着北极科考的额外使命，而是这种大型机房的发热需要消耗极高成本的能源进行冷却，相比通用的水冷手段，直接利用极地环境本身的寒冷消化热量，无疑性价比相当高。

业内的一项常识在于，一座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费，不出三年时间就会累积超过整座机房的建设费用。而且，由于数据中心对于能源的剧烈吸食和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即使是在美国这种鼓励高新产业的国家，也会因为州政府的驱逐而让Google等巨头公司不断寻求理想的政策支持，比如通过一次性签约买断多年的清洁能源，来换取像是弗吉尼亚这样相对“开明”的州的落地许可。

根据麦肯锡对70个大型数据中心的调研报告显示，即使排除散热等能源消耗，用于维持服务器运行的电力也有高达88%到94%的比例浪费在闲置服务器上，在短暂的高峰期之外，这些闲置服务器都是在白白消耗它的使用寿命和电力输入。

所以在这个市场，云正在革掉IDC的命，亚马逊的AWS就是亚马逊把闲置服务器划分出来租给科技公司，在B端实现了共享经济。

更有意思的案例，在中国。

中国的互联网通信网络，受到三大运营商的钳制，其中的南北互通、跨网结算等“国情特色”长期未能得到彻底解决，导致CDN的需求随着流量规模的逐年增长而同步提高，其重要性甚至可与IDC并驾齐驱。

简单来说，如果IDC是用来储存数据的——用户访问一个网站或是使用一款应用，就等同于他所使用的个人终端与服务器发生了数据交换——那么CDN就是用来优化这个交换速度的。

比如，如果某个网站的服务器部署在北京，那么一个广州的用户在点开这个网站时，就需要从本地连接到北京的IDC机房，由于数据交换的路径过长、节点过多，返回效率非常容易受到影响。

CDN提供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大量的第三方节点提前缓存部分静态数据，从而在上面那位广州用户发起访问请求时，让这些数据由离他最近的——可能就在广东省境内——的CDN服务器释放，最终实现加速的目的。

更形象一些，一汽大众的总部在吉林，但是顾客买车不必特意跑到吉利去买，而是可以通过当地的经销商来完成，这些经销商的作用，就类似于互联网里的CDN。

相比IDC，CDN的成本很低，主要是在流量的购买上，所以盈利难度也相对更高，很多IDC本身也兼具CDN的业务作为搭配，从技术创新或是云的角度来看，还是一个结构简单的B2B生意，与共享经济无关。

在这个基础上，迅雷在近一年前做了一件事情，让故事变得生动起来：

它的子公司网心科技向C端用户销售一款名为“赚钱宝”的智能硬件，将之与路由器和储存设备连接，就可以利用用户的闲置带宽，将用户的网络终端直接改造成为一个CDN节点，去做数据的缓存和发放，同时作为补偿，网心科技会从客户企业对使用其CDN服务的付费中拿出现金分成，按量补贴给个人用户。

雷军——小米是迅雷的投资方之一——对这项业务的评价是：CDN届的Uber。

我们知道，美国和中国尽管都对共享经济吹捧有加，但在整个事情的因果上，区别还是很大的。

美国的共享经济，始于物资的空前丰裕，在这个背景下，整个社会需要主动调控物资总量的增加了，将产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也可以更好的改善生活，每个人都会是受益者，省下来的钱也可以用到更有用的地方去。

而中国的共享经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高度市场化、商业化、职业化的局面。基于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社会远远没有达到物资盈余的阶段，从专车、短租、P2P金融等领域涌现大量职业或半职业的服务供应者就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享经济实际上是嫁接了一个劳动力市场，挣钱——乃至养家糊口——才是第一要素。

所以，网心科技的CDN共享计划也是有着迎合国情的色彩，尤其是在电信运营商开始提速、将30M、50M、100M等带宽推广入户的今天，用户的网络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造成闲置，而这种闲置在CDN企业看来，又是它需要向中国电信们出真金白银采购的真实成本。

不用白不用，只是应该如何“取之有道”的去用。

根据媒体报道，“赚钱宝”的补贴视用户带宽能力不同每年约能带来几百到数千的人民币收益，而这种共享经济也为网心科技名为“星域CDN”的业务开拓了完美世界、爱奇艺、陌陌等高价值的付费客户。

就像是比特币的玩家对挖矿效率精打细算那样，那些贡献网络帮助“星域CDN”完善服务的天南海北的用户，也多把这个事情认真的当作一次理财，他们常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对于“回本”时间的计算，推导自己会在什么时间“免费挣了一台智能设备”、从什么时间开始“可以产生净收入”。

其实早在“星域CDN”上线之前，网心科技的CEO、迅雷的联席CEO陈磊就在一次演讲中预测未来的CDN节点数“不会是数以百计，而是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同时价格将至少会被腰斩”，当时业内一片哗然，按这个逻辑，把成本超出十倍、百倍的堆砌出来，还要砍掉一半以上的售价，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回头来看，陈磊的那次演讲，其实是货真价实的“夹带了私货”，他故意没说这些增加的CDN节点其实毋需迅雷投资一分钱建设——从时间上讲，“星域CDN”在那时已经接近上线前夕了——当这些负担可以分摊给自带服务器（主机及硬盘）的用户后，价格也一定会大大少于传统模式。

这也说明，共享经济从不欠缺实践，唯一制约它的只有想象力。曾经业界认为车房这种大宗商品才有共享余地，人们永远不会把家里的电脑抱出去和人共享，但事实上，共享的确发生了，只是形式并不是常规的使用权共享，而是把电脑里的运算能力、它所享用的物理带宽共享出去，最终也让每一个参与角色都能获益。

《零边际成本社会》的作者、共享经济概念的奠基者之一杰里米·里夫金曾经举例：1970年，一块太阳能发电片的价格是1150美元，而在如今，差不多66美分就可以买到一个。当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出现25美元甚至更低售价的智能手机时，所有科技行业的从业者都应该思考即将到来一个怎样的时代。

自由和共荣，他如此总结道。

文 | 阑夕

传统媒体的组织形态遭到剧烈颠覆，却并未削减其中那些能力出众的从业者的价值，尤其是在内容品质的拿捏和把控上，摧枯拉朽的新媒体同样将之视若瑰宝，广为接收。

这里要说的例子，是腾讯新闻刚刚完成的直播选题：一个女孩的车站。

在日本北海道的一个边远乡村，因为一名女学生需要搭乘新干线上学，所以铁道公司暂缓了这条亏损路线的关闭，将停运时间定在了这个女学生高中毕业之后，而这个车站和经停的这班列车，则成为了仅仅服务于一个人的“极地特快”。

这则洋溢着温度的故事在社交网络上流传极久，直到落幕的一天终于到来：今年三月，日本进入“毕业季”，那名女学生不再需要往返家和学校，而这个车站也将宣告退役，整个日本的互联网都在关注最后一趟列车的停靠和远去，就像一本厚重的长篇小说，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

尽管故事动人、情节丰富，但是站在中国媒体的角度，这个选题其实欠缺可操作性：

传统媒体很难批准制作预算，让一支团队带着设备专程跑到日本去记录这么一件“小事”，它们更愿意在事后直接采购日本电视媒体的影像版权，经过裁剪和编译之后放到日常新闻的垃圾时间播放。

而新媒体的困难则主要在于囊中羞涩，不可能自行掏钱做一个商业价值极其有限的项目，在碎片化快餐阅读的趋势下，海量刷新的重要性要远高于说服用户在一个新闻内驻足停留。

所以，即使媒体人的本能敏感都对这件事情多有留意，最后能够付诸于执行的，只有腾讯新闻一家。当然，不是说腾讯新闻有钱任性，这固然是事实，但不是有效的事实。

腾讯新闻的做法也相当省钱，它以拍客的形式在现场传回视频，并鼓励实时观看的用户通过评论发言来补充新闻细节，在短短半天时间里，实现了对社交网络——特别是微信朋友圈——的高频占据。

在操作这个选题的团队中，前央视《社会记录》的编导孟田芳等传统媒体人的作用巨大。离开体制之后，那种其实并无必要的谨慎被专业主义的娴熟手法取代，加上新媒体的灵活渠道和不同玩法，二者叠加之后，成效卓著。

梁文道评价说，为什么要直播这种新闻，因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人都有值得关注的地方。

显然，梁文道自己对媒体行业的冷暖是感同身受的，他在凤凰卫视的读书类节目《开卷八分钟》在非商业化的条件下苦撑七年终告停播，转投网络媒介的《一千零一夜》——可以理解为用自媒体的方式继续向社会和受众推销阅读这种生活情趣——依然收视欠佳。

他曾剖析因果，称“大众媒体市场有着‘向下’的习惯，即扩大它的观众基础”，所以“向上”的文化类节目就容易曲高和寡。但是，中国的稠密人口，把任何一个小众市场拿到全球范畴，绝对值都不低，而海外可以做好（文化类节目）而中国尚且笨拙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内容本身没有掌握好和小众观众群体之间的黏性。

直白的说，在不属于学习状态的场景里，没有人喜欢接受居高临下的传道授业，他们要的是平等，沟通，以及共鸣。

理解了梁文道对于这次行动的赞赏与宽慰，也就理解了传统媒体人和新媒体人的价值观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前者习惯谈论的始终是内容的品性，后者则愈来愈擅长分享增粉的技巧，而这两种能力，融合比对立的效果要好得多。

“一个人的车站”无疑起到了非常杰出的示范效应，在戾气、八卦、跪舔和耸人听闻割据公众视线的当下，媒体应当留住一些有关坚守的责任。

这与市场无关，与本职有关。

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媒体（包括学界）左翼化的趋势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都相当明显，因为左翼天然保有人文情怀，相比推崇物竞天择的右翼观点，媒体这个殉道色彩浓郁的行当，多半也只有“圣母”适合担当了。

比如，我的一些右翼朋友就对这则新闻颇为不以为然，他们从经济理论出发，认为专为满足这么一个人的交通需求而承担一整条铁道线路的多年亏损，不如直接停掉列车，把省下来的那笔钱分给女学生让她在高中附近租间房子，全家搬过去得了。

个中差异，还是挺有趣的。

王小 波说，时事的价值评判有着两个独立的方面：“一个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纬线。”而中国自古以来的特点就是经线长得漫无边际，纬线则短得肉眼都难以辨识。

作为亚洲文明的代表，发生在日本的这件小事经由中国媒体的引渡和放大，或许对媒体行业、对大国民众都有一些意料不到的益处。

关心人的尊严，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文/阑夕

中国IT领袖峰会进入第八年，这是中国互联网巨头汇聚深圳的年度节目，作为潜在意义上的东道主，深圳及其明星企业腾讯竭力招待那些远道而来的大佬嘉宾，就像厨师在材料不多的情况下设法通过排列组合制造新品菜肴，委实有些困难。

媒体和公众所关注的，无非是“BAT”的罕见碰头，除了2014年的峰会匪夷所思——“BAT”谁也没来，最重磅的嘉宾是当时还在微软的张亚勤——之外，基本上马化腾和李彦宏是出勤最为积极的，马云则是时隐时见，来不来完全看心情。

最为惹人注目的领袖对话的环节，尽管由于各说各话的成分居多而导致专业价值不大，却是了解和获取巨头掌门一手观点的稀缺机会，尽管有着管中窥豹和公关推动之嫌，但总体而言，这种场合仍然足以观测中国互联网的最新动向。

今年的对话，出自马化腾、李彦宏、杨元庆和贾跃亭，前二者位于领先的舒适区，象征科技行业的前沿力量，后二者则身负巨大的压力，无论是遭到挑战还是发起挑战，都身陷巨大的争议当中。

马化腾对于企业（2B）级市场的克制表态，可能容易引起误读，毕竟，微信企业号高调上线未久，加上阿里的钉钉早已领跑数个身位，从资金雄厚的企业级市场撬动传统软件服务的收入，早已成为一块被盯上的肥肉。

而马化腾的心结，就是RTX。这款旨在连接企业内部组织的通讯应用是腾讯在QQ攻陷消费级市场之后意图染指企业级市场的作品，但是迄今为止的成绩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只是作为一枚拼图被留存至今，等待更具战略性的整合——包括邮箱、OA、私有云等——发生。

所以，面对李彦宏的疑问——你是不是否认企业级市场的重要性——马化腾的回应依旧不置可否，将时间轴拉到了十年二十年的尺度。

这也映衬出了腾讯的静与百度的动。

在贾跃亭和马化腾都对竞争做出回避——准确来说，是不愿公开触碰你死我活这个容易落人话柄的议题——时，李彦宏主动谈起了竞争。

显然，人工智能等新一代工业技术的方兴未艾，对同样着力于此的百度刺激不小。李彦宏认为商业是继承战争之后推动创新的第一驱动力，如果说一战和二战是拉动工业创新的两次源头，那么资本的繁荣和契约的完善就以一种不那么血腥的和平方式维持了创新：“战争是死亡的威胁，商业的竞争某种意义上也是死亡的威胁，只不过这个死亡是企业的死亡。你如果天天觉得我这个企业不会死，那你可能慢慢真的就死了，你天天觉得你这个公司会死，你这个公司反而会越做越大。”

或者，这也可以视为李彦宏对于百度发展方向的声辩：互联网不是一个用于检验理想主义的地方，除了“偏执狂才能生存”的逻辑之外，还要回到现实，在符合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用资本、资源和资质去推动技术前进，比如百度做的自动翻译，如果最后不能干掉翻译这个职业，那么就永远只会是一个玩具。

因此李彦宏更担忧百度在搜索、O2O、大数据等领域的死亡威胁，他复述了一个近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同时表示并不相信贾跃亭宣称的“乐视不和‘BAT’竞争的发言”。

站在这个角度，李彦宏是最坦诚的一个。他说“‘BAT’这三座大山其实都是盆景”，劝诫那些动辄发出不可战胜论的同行不要过于当真，其实也可以算作独白：在这个时代，并不存在高枕无忧。

而贾跃亭的有备而来，让他在气场上并不逊于另外三个都比他年龄要大的前辈企业家。

乐视已在A股达到千亿人民币的市值，所谓横跨“7个产业”的布局，使得乐视落入处处与人为敌的局势当中。所以贾跃亭不再像他在发布会上那样张扬，而是以示好为主旋律，大谈合作的可能性。

他还畅想乐视和联想“结合”的可能性——把一旁的杨元庆吓得不轻——认为做出这样的加法之后，就能够和“BAT”有着平起平坐的机会。

如果我们将贾跃亭所宣称的“乐视其实不擅长资本运作”当作一句黑色幽默，那么资本在乐视身上掷下的骰子实际上牵系多个垂直行业的业务兴衰，贾跃亭有信心把影视、硬件、汽车、体育等入口全都占住，同时相互之间可以发生化学反应，这个赌局其实不止是如他所说的那样违背传统经济理论，更是否认了从硅谷发源、被全球广为推崇的成功模式，贾跃亭说，未来的互联网巨头会死于专注。

难怪连周鸿祎都忌惮贾跃亭，这个山西企业家的路子太野，万一跌落，也会是最惨的一个。

至于杨元庆的寂寥，则可以从他的保守态度透露出来。他一边赞同贾跃亭那番打破企业边界的主张，一边又忙不迭的回归中庸，说企业“毕竟还是需要一定的边界”。

这种表达，其实非常贴合官僚的那套话语体系，既加油门又踩刹车，便于随时揽下功绩或是卸掉责任。与腾讯、百度和乐视相比，联想集团的式微难以掩盖，杨元庆固然是这家公司过去辉煌历史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但是被柳传志钦点为守成人的他，并未证明自己有力挽狂澜的能力。

当然，客观的说，在华为一枝独秀的情况下，中兴、联想、酷派都是黯然失色的。杨元庆甚至在会后的媒体采访环节诉以衷肠，称“没有一个人比我投入更多心血在联想”。在商业社会需要依靠表忠心来捍卫自身价值，毋庸置疑是悲哀的。

“跟不上节奏”，这是媒体人对杨元庆的评价和总结。

最后，其实今天这席对话的主题是“共享经济”，老江湖吴鹰在主持时也设法串场把几个大佬的讲话拉回主线，但是收效甚微。

另一个信号在于，当功利主义盛行的中国互联网也开始在产业峰会上广泛的谈论AI和VR这种长周期市场时，又一次技术革命的春天恐怕真的就要来了。

1、“山东5.7亿非法疫苗案”的真正致命之处在于，即使距离事情发生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同时民间舆论的反弹也罕见的激烈，但是迄今为止，这批问题疫苗的流向还是没有公布。仅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是政府有意隐瞒和弹压，而是真的做不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监管制度的失灵也不是一朝之患，在千疮百孔的材料中追溯线索，加上官僚体系对于烫手山芋的避之不及，的确太易撞上悬案。

2、于是就有了恐慌，专业人士痛心疾首，认为这让疫苗科普的多年之功毁于一旦。在相似的逻辑推演下，媒体变成煽风点火的反派，民愤化身愚昧不堪的丑角，仿佛铁屋之中的岁月静好被窗外的失火呼叫骤然打破，从睡梦里被吵醒的人们开始皱着眉头诅咒噪声：其实只是一堆茅草被点燃罢了，蔓延过来的可能性极小，不必危言耸听，叨扰美梦甚是可恶。

3、只是，恐慌和疼痛一样，属于正常生理机制的应激反应，有利于提升避祸意识及习惯，压制恐慌只会降低神经的敏感度，无异于在炮弹外面裹上糖衣喂人服下。疫苗这事，大量有效信息被庇护、隐藏，媒体报道有疏漏、有错误很正常，责备媒体煽动民愤，如果不是奉旨，便是真的自以为是的蠢。在这个国家，恐慌从来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

4、“道理我都懂，但是为什么要在报到疫苗案时拼凑旧闻、专业缺失呢？”因为有能力有勇气深挖且多年以前就在这里为此奔走的调查记者们都被迫转行了啊，剩下来的乖记者只能做到这种程度，这是自然的匹配结果，劣币驱良币，是你们自己首先不对良币的离场感到痛心的。

5、吾国吾民，总是热衷于基于微不足道的矛盾小题大做，比如为了介入维珍航空上的一场吵架而汹涌出征发动“网络圣战”，却在遭遇切肤之痛时弯腰摸索所谓的“冷静”和“理性”。就像那则老段子所言，高喊愿意杀进日本与鬼子拼刺刀的人往往会对公交车上的偷窃行为默不作声，因为他知道后者真的有被刺伤的风险。

6、稍作功课便不难发现，《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在六年前的查访中就已提出冷链系统外包的风险：部分地区的疾控中心为了维护由权力衍生出来的市场，故意将疫苗运输做成物流买卖，一旦出事，就由“蒸发掉”的商业公司承担所有罪责。

7、一个山西省农村的家庭，第一个孩子打完乙脑疫苗后变成智障，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备受宠爱，喝着名牌三鹿奶粉，然后得了尿结石……这不是作家笔下的剧本，而是出自《中国青年报》的特稿《最倒霉的家庭》。在这个悲惨而又现实的案例里，涉事疫苗就是“高温疫苗”，而专家组的调查结论是“不排除与接种疫苗有关”。

8、郎咸平和时寒冰两位经济学家曾经在一档电视节目中争论疫苗程序，前者支持完全的市场化，后者则认为应当由国有垄断经营。坦率的讲，由于婴孩及儿童的身体发育和运作能力本就不及成年人，注射疫苗始终都是一个高危区域，强如美日等国也无法杜绝隐患滋生。但是，在不同的体制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各有不同，但是站在受害民众对立面的情形，少之又少。

9、比如日本，疫苗侧重于国有经营，因而政府在疫苗事故中处于被索赔的立场，国库赔偿、官员下台、制度重修成为三个标准步骤。而在美国，政府在疫苗接种领域定义为公众服务机构，并不过多参与生产经营，于是此时政府所提供的就是救济保障体系，如果疫苗出事，政府有义务带动司法机构帮助受害者进行商业索赔，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换句话说，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及处理模式当中，没有任何关于“遏制恐慌、疏导民愤”的考虑。

10、务必听好，是因为有了坏事，才有民愤，不是因为有了民愤，才引发坏事。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帐号：techread

文 | 阑夕

阿里对于数字符号的仪式感，恐怕冠绝中国互联网，从“双十一”的交易额纪录到一度惊人的美股市值，这些其实只对这家民营企业具有特殊意义的数字，无不经由市场的推动，卷入大量的围观及议论，而马云也在升华中逐渐有别于技术出身的马化腾、李彦宏等科技领袖，成为一名偶像式的商界传奇，每一次的坐而论道，都会平添万千信徒。

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从传销到微商，这些鼓吹一夜暴富的灰色产业最热衷于引述或是杜撰的就是“马云语录”。人们迷恋平地而起的马云和他的电商帝国，后者亦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及演说能力，于是，庙堂与江湖都喜闻乐见的故事便有了丰富的素材。

最新的故事开端，是3万亿的财年GMV。

尽管基于全球最大的人口市场，中国迟早会在科技领域毫不例外的创造并保持“第一”——比如网民数量、域名注册量、智能手机出货量等——但是，与真金白银有关的数字仍然足以吸引关注与研读。

与其一贯作风相仿，阿里并不忌讳展示它是多么能够驱动用户消费。若换成一家游戏运营商也这么做，大概会被“奸商坑钱竟然还敢炫耀”式的骂声淹没。这无疑应证了阿里多年以来运营用户的成绩：“剁手党”、“马云爸爸”、“买买买”等调侃风俗的背后，是新生代用户对于“仇富情结”的淡忘，他们乐于加入其中，正常的看待交易双方的互利关系，从而温顺棉柔的为“自己参与缔造的阿里”鼓掌喝彩。

*比如刷爆社交网络的这类海报

而与3万亿GMV并驾齐驱的，则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低迷阴云。作为力挺中国经济的一支“形象股”——这种立场于公于私都有利于阿里，并不值得批判——阿里也将消费市场乐观与活力有意公布了出来。看上去，这实在不像是大厦将倾的危局。

回顾阿里的上市宣传片和它近两年大力推进的全球购就不难发现，促进并保障商业的流通是阿里的发展命脉。它百般鼓励中国的中小商贩将商品卖出小镇、卖出国境，也想方设法的迎合消费升级引入品质优越的海外商户，虽然整体占比还在中国零售业中艰难爬升，而整个零售业又并非中国经济的重点区域，但是阿里确实穷极所能，做出了同行乃至世界都难以企及的份量。

更早一些时候，马云更是有过表态，认为对未来有信心的标志之一就是“敢于消费”，而对于经济的恐慌“要比经济问题本身还要严重”。换句话说，阿里永远不会脱离中国经济的框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此时的3万亿，就是十足的信心。

至于未来究竟会怎样，其实谁也不知道，无非“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作为被超越的对象，沃尔玛的悲情色彩则代表着传统产业的局限。电商平台开拓商户的速度和效率远胜实体商超的选址盖楼，物流革命更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而未决的插在非体验型的商业地产头上。

这是一个变化速度令人目不暇接的时代，教科书里刚刚替换掉了柯达的成功历史换上数码相机的颠覆案例，不料智能手机又开始在越来越多的场景中把数码相机给抹杀掉了。

“新经济”的魔力也正在于此，阿里、亚马逊们都在不断巩固自己的城池，它们消灭了一些岗位，又创造了一些岗位，新旧轮替之间，技术和商业的模式就已天翻地覆。

近二十年前，王峻涛的8848——这个可能不太有太多人记得的名字是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名副其实的先驱——举办了一个“72小时网络生存赛”，参赛者要在电视镜头的直播下，仅仅用一台连着网线的电脑，来完成日常生活，比如解决吃饭问题、购买卫生纸等。

而今，当这个故事给新生代网民讲起的时候，他们多是一脸不可思议，并反问道：确定没有把条件弄反吗？如果你让我72小时不上网还能活着，那才是挑战好吗！

往事如烟，倒也不只这么一件。

比如更具有悬念的，是2012年马云和王健林的一亿赌局：前者坚定的宣称电商会在中国零售市场占比超过50%。虽然距离2022年还有超过半个赛程，不过就电商的增长趋势来看——到2020年可能只会达到20%到25%的占比——除非发生颠覆性的洗牌，否则这个目标还是很难完成。

无论胜负，无论成败，旁观和经历这样的过程都是激动人心的。

回到3万亿的议程上来，在缺少强劲竞争者以及保持自身增长的背景下，阿里引领零售业龙头的地位基本上不会遭到动摇，尤其是要考虑到它还没有深入欧美发达市场的腹地，这当然是一件难度巨大的事情，但也同时意味着潜力和增量巨大，就像Facebook试图为进入中国所做的努力一样。

在资本的一级市场方面，蚂蚁金服和菜鸟物流都是极其抢手的香饽饽，投资者看重它们之于阿里的协同力量，也期待金融、运输、文化等领域产生新的搅局巨头。

有人说，阿里或许在产品上有着不少失误和败笔，但就布局而言，没有一枚落子是废的。

这才是阿里帝国真正的恐怖之处，不是所谓的垄断，而是毫无压力的领先。

用巴菲特的话来讲，适合价值投资的企业就像滚雪球一样，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足够长的坡，足够实的雪。

而在阿里这条滑道上，雪是丰裕的，只是坡是不是够长，还待观察。

文 | 阑夕

1、“承认吧，你既不懂围棋，也对AI的深度学习能力兴致寡然，你跟着瞎咋乎，只是唯恐在社交网络中置身事外。街上全是抬头望天伫立不动的人，只有第一个人是因为想要止住鼻血。”之所以这么说，倒是并非看轻这场人工智能挑战自然智能的竞技活动，而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始终都是专业领域向外释放影响的唯一模式，你一次次学会引力波的通俗定义、地震防灾的十三条技巧以及美联储加息会如何改变世界经济，然后随着时间流逝而彻底遗忘，如同日晷指针的周而复始。

2、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幻文艺的断章引发——或许还要加上埃隆·马斯克为了宣传他的OpenAI平台而做出的广告辞令“保护人类免于人工智能的毁灭”——这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刚刚表态核武器随时可以发射的当前，显得更加诙谐。事实上，与人类本身的恶意相比，人工智能的可控性和可预见性都要高出太多。

3、Google需要展示那些耗资巨大却无法取得短期盈利的项目，这是企业之于资本的义务，而再多的数据粉饰也比不上一场公开自信的演示。事后来看，作为媒体口中的“人类代表”，李世石的合适程度相当之高，这不仅关乎他长期以来的稳定棋力，更是此君的心态与气度不曾削弱比赛的历史意义，更没有引起某种近乎民族主义的过度认真。

4、坦率的讲，我厌恶中国棋手柯洁及其那些新晋拥趸的旺盛精力，就像一场上演世纪之战的足球场里突然闯进一个裸奔的肥胖男人，这副图景或许有些突如其来的新奇，却依然属于教养礼数全无的抢镜行径。人们惯于从一种刻板印象跌落到另一种刻板印象，于是谦逊沦为伪善，粗鲁化身率真，一切都是镜花水月。

5、科技的天敌，永远都是无趣。中美的社会性差异同样印刻在两国的互联网中，前者对于AlphaGo与李世石之战的关注多在胜负乃至荣辱层面，而后者的议论则通常停留在这件事情本身的有趣之处：我们还能教会人工智能哪些事情？

6、这个世界的残酷之处在于，一旦缺少资本财力的输入，人工智能无法独立存活于实验室之内，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物理层面的学习网络，它的未来取决于如何支撑应用层面的商业产品。Google的无人驾驶汽车项目在过去15个月里的68万公里行驶中有272次“因为系统检测到无法自行解决的隐患而向随车的Google测试员交出驾驶控制权”，而这些情况多半是遇到了违章驾驶的其他车辆，导致仅仅是遵守规则正常驾驶也已不够用了。

7、美国人工智能学界还一度讨论过类似场景中的伦理悖论：当无人驾驶汽车遇到小概率意外——比如无法避开的突发事故——而不得不撞到无辜行人时，人工智能系统是否会选择牺牲驾驶员的安全而避让行人。如果答案是“是”，那么这种汽车的销售注定会产生危机。就主观调研来看，如果要在行人和自己之间选择一个必然产生的受害者，多数司机会选择“保自己”，哪怕自付全责。

8、一个逻辑自洽的未来是：无人驾驶汽车全面上路的一天，就是人类驾驶员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天。换句话说，人工智能的兴盛将伴随人类主动让渡权利的过程，至于如何确保开关永远握在人类这边，那则是远超“机器人三定律”的设计命题。

9、这些超出棋局之外的想象空间，才是为机器心脏赋予温度的科技之光。AlphaGo没有挑战围棋的尊严——这种所谓的尊严是否存在都亟待证明——它只是一项浩大工程的开端，没有人可以阻止它，也没有人可以助长它，一切都是自然发生、水到渠成。

10、“对不起，戴夫，我恐怕不能那么做。”这是《2001：太空漫游》里的智能电脑HAL的回应。有那么一天，你在公寓里想要点燃香烟，但是公寓的管理者——服务于你的人工智能系统——出于健康考虑而拒绝你的要求，不知你是否会想起从前那个费力而又落后的年代。

很久没有看到这样“零差评”的动画电影了，就像现在称赞美女一定要加上“零死角”的定语一样，这个世界上素来不会缺少苛刻挑剔的批评家，却罕见让非议荡然无存的干净回敬。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出产于迪士尼的第55部动画长片，本身已经不再带有迪士尼的符号式桎梏，充满自我革命的蓬勃气色。

商业市场就是如此奇妙，在经历漫长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之后，迪士尼支付巨大的财务风险将皮克斯放入购物车，并挽留住约翰·拉赛特成为两家公司共享的首席创意官，这种融合让迪士尼和皮克斯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比如迪士尼出品的《无敌破坏王》，无论是从设定还是剧情而言，其实有着皮克斯的《怪兽电力公司》的影子。而挂名于皮克斯旗下的《勇敢传说》，则又隐隐透露出迪士尼擅长的女孩梦幻风情。

当然，从结果出发，皮克斯尚在消化和适应的阶段，2006年的《赛车总动员》作为迪士尼持续多年力主推进的一个合作项目，最终票房数字为皮克斯迄今为止的倒数第二，2012年的《勇敢传说》更是灾难，连《怪兽大学》都遭受牵连，没能趟过皮克斯8亿美元的历史票房均线。

迪士尼的逆袭则有目共睹，这在2013年的《冰雪奇缘》上触及顶峰。只是，这部胜于美术和音乐的“又一个公主的故事”依然没有离开迪士尼的舒适区，尽管它用力吸取了皮克斯“用成人的视角构建童话，用孩童的语言娓娓叙事”的特长，票房及衍生品的成绩也相当辉煌，但迪士尼的表现的确只能说是再度接近了自己的极限，而非超越了它。

《疯狂动物城》的横空出世，却是自我革命的典型产物，它甚至摆脱了迪士尼在架空世界观的建构上一贯的贫瘠，将政治寓言和童话故事合二为一，同时满足家庭两代观众的欣赏取向，而这正是好莱坞所推崇的“合家欢”电影的追求效果。

第一个谎言：社会可以被设计

“Zootopia”显然是“Utopia”的变体，这个起源于古希腊哲学时代的概念性名词经过多年的解释和演绎，已经如同应许之地那样变得面目模糊而阴霾密布，以至于批判乌托邦转而演变为近代文学的某种主流姿态，《黑客帝国》亦道出众人的共同忧虑：若有完美，必有谎言。

动物城的理念“Anyone can be anything”则是《独立宣言》“All mem created equal”的变体，或者说得更加直白一点，动物城的魅力和引力，与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所定义的“美国梦”是一脉相承的：““任何人，不管他出身如何，也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更不管他有何种得天独厚的机遇……他有权生存，有权工作，有权活出自我，有权依自身先天和后天条件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这块以移民建国并能持续吸引全球人才越洋奔赴的世外土地，正是基于“人人皆可成功”的普世信念而运转自如。

从十九世纪开始，当革命的暴戾火焰与阶级的传统枷锁成为整个欧亚大陆仅剩的两个选项，北美那块以移民建国的世外土地，就被历史托付了乌托邦的角色。

于是，我们很快遇到了乌托邦的第一个谎言：它无法被设计。

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起点，空想派学者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凭借智慧，人类可以设计出一种没有瑕疵的社会制度”，从傅立叶到欧文，从布朗基到马克思，乌托邦的参数愈来愈具体，实现它的方式也愈来愈激进，而流星的陨落，也一个比一个声势浩大。

动物城及其蓝本美国无法幸免于外。动物城赖以生存的“和平条约”——它使草食动物与肉食动物有了相处的共识，并维系起了一个走出蛮荒时代的现代文明——像极了美国人念兹在兹的国父杰作，即《独立宣言》及其衍生出来的合众国律法体系。

但是，一纸文本框架的伟大，并不能就此永葆子民的安康，就像机器图稿的美妙绝伦，也要依赖每一颗零部件的打磨和操作机器的手艺。《疯狂动物城》的矛盾和冲突所隐喻的，是那些经过设计之后的复杂运转，你可以看到傲慢与偏见，也可以看到种族或是信仰歧视，还可以看到自由与权利的相互摩擦。

兔子朱迪和狐狸尼克的初次相遇，是在一间由大象开设的冰淇淋店里，大象拒绝向名声不佳的狐狸出售冰棍，并拿出一张写有“每个动物都有权拒绝向其他动物提供服务的权利”的告示作为法律支撑。

这并不是虚构的场景。在美国，许多商店都有“We reserve the right to refuse service to anyone（我们保留拒绝为任何人服务的权利）”的标语，这是宪法保障个人自由和私有产权的条文，比如一个骂骂咧咧的醉汉，便利店可以拒绝为他服务，一个衣冠不整的男人，也不被允许进入对着装有要求的高档餐厅。

比如，美国曾发生过多起有着宗教信仰的蛋糕店店主拒绝为同性恋情侣制作婚礼蛋糕的司法案件，前者认为违背个人信仰去用双手烹饪歌颂同性婚姻文案的糕点实在太过痛苦，他们有权不被强迫做这么一件难受的事情，而后者则搬出《民权法案》指控蛋糕店的歧视行为，并在政治正确的语境下赢得了从劳工局到法院再到主流民意的支持。

除非虚伪到自认为先知的地步，否则我们应当承认，在类似事件上做出价值判断的难度之高，恐怕并不适合在短期内设立底线之上的规则。就像美国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终在去年获得最高法院的认可，但是他们仍然必须尊重“人们有讨厌同性恋的权利”，而不是提出将保守主义者统统扔进监狱的主张。

《疯狂动物城》的处理细节仍然令人赞叹，它没有让身为警官的兔子朱迪使用权力强迫大象把冰棍卖给狐狸，而是挑出了大象违规操作的行为，以和解交易的形式让大象不得不配合这一次的例外要求。

这就到了乌托邦的第二个谎言：救世主是必要的。

第二个谎言：救世主是必要的

显而易见的是，冰淇淋店的大象可以继续“歧视”那些令他讨厌的顾客，他并没有被兔子朱迪说服，以后进店的狐狸大概依旧会被他拒绝服务。而兔子朱迪在帮助自己萍水相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自己误解买单——的狐狸尼克之后，也不会继续驻店设法解决大象的政治错误问题，这既非她的职责，也不在她的能力范畴之内。

事实上，与超级漫画英雄所代表的青年文化潮流不同，《疯狂动物城》缺少对于一招制敌的路径依赖，兔子朱迪从事警察工作也没有多少悬壶济世的初心，她只是恰好将这份职业作为个人理想并坚持始终，是自私早于无私的个人主义表率。

兔子朱迪之所以查收失踪案件，是因为她不甘心做交通协管的平庸工作——尽管这种预设职业不平等关系的心态本身就有些微妙的失语——但是当她成为这座城市的英雄时，她才发现自己其实搞砸了一切。

只有身为“幕后黑手”的绵羊副市长，才绞尽脑汁的要为动物城树立一个英雄，她以为上进而又积极的兔子朱迪会毫不犹豫的接受这份迟来却应得的嘉奖，却算错了这只兔子的本性：她只是想加入这座理想中的城市，并没有任何动力去改变这座城市。

而让草食动物凌驾于肉食动物之上的反派阴谋，则与《动物庄园》里“所有动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的黑色幽默遥相呼应。动物城丝毫没有康帕内拉和莫里斯笔下那种扁平化、公有化的乌托邦结构，其反差之处更像是《美丽新世界》的设想：所有幸福都是被安排好的。

因此，“蒙冤”的狮子市长也有着一张典型的政客面目：他囚禁那些失控的肉食动物，目的只是保住地位以及避免引起公众恐慌。只是，这种心思过于好猜，才有羊副市长的精巧策划，一步一步的制造对立，把狮子和其他肉食动物推下深渊。而身为“坏蛋”的羊副市长，则有着长期不被重视与尊重的职业生涯，她明白自己之所以被委以副市长的高位，只是因为狮子市长想要争取草食动物的选票罢了。

一切都逼真得栩栩如生。

至于兔子朱迪是如何挣脱成为一枚掉在棋盘之外的棋子，其实已经不太重要了，动物城恢复往昔的生机，却不会将兔子朱迪的雕像树满全城，这里依然吸引着追求梦想的动物，也依然存在欺诈、犯罪和黑帮，你来或是不来，它都在那里，不增不减。

如果说救世主意味着人们心存侥幸而不切实际的憧憬——盼望有种超越常规的力量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那么承认缺陷则是另一种现实层面的妥协和机智。就像维护一个多元性的城市——一个连兔子和狐狸都能当上警官的城市——说服性，要远胜于一个有能力将歌颂多元性的伟大语录贴遍大街小巷的领袖。

机会平等，优于一切。

第三个谎言：人人皆为螺丝钉

美国民权运动的历史极其短暂，马丁·路德·金高举上帝的旗帜批判种族替换阶级之后的种种不公，却难以回答他所率领的民权团体中女性地位低下甚至遭到刻意忽视的现象。

而这只是乌托邦的梦想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之一，当无孔不入的政治正确开始干涉公众的自由意志，这种难以自洽的逻辑矛盾反而显得尖锐起来。

乌托邦试图安排每个个体的命运，而击碎乌托邦的则是那些成为变数的小人物，从《撕裂的末日》到《饥饿游戏》，撕开温情和虚伪的无一不是那些原本的秩序服从者。

比如狐狸尼克。

狐狸尼克的姓氏是王尔德，也就是那位英国有史以来最为杰出的毒舌诗人。王尔德的玩世不恭及其对于悲凉情结的情有独钟同时构成了狐狸尼克的自我属性，他的结局更是响应了王尔德的名句：“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兔子朱迪和狐狸尼克拥有相似的童年阴影，只不过前者因而更加坚定了信念，后者则没能获得与偏见抗衡的勇气。也正是基于这种差异，兔子朱迪在《疯狂动物城》的剧情推进当中起到的是动力作用，没有她的坚持和执着就没有真相的水落石出，但是狐狸尼克则趋近于“关键先生”的角色，是他通过树獭查到了大先生的线索，是他带着差点儿就被革职的兔子朱迪继续查案，是他想到借由交通监控寻找黑豹的下落，也是他消融了来自兔子朱迪的无心伤害决意帮助后者完成使命。

而狐狸尼克之所以能够做到兔子朱迪空有一腔热血却无法办到的这些事情，是因为他在“破罐子破摔”的成长岁月里始终混迹于社会的夹缝里，他比热爱这座城市的兔子朱迪超出百倍的熟悉这座城市，所以他也是整场阴谋里唯一一个置身事外的失控者。

这只习惯半睁双眼、永远一副懒洋洋的神情的狐狸，才是《疯狂动物城》迷倒众生的灵魂。至于他和兔子朱迪的“反差萌”，同样可以用王尔德的俏皮语录来做出精辟的评价：“任何人都能对朋友的不幸感到同情，但要消受一个春风得意的朋友，则需要非常优良的天性。”

仿佛听到了狐狸无奈的坏笑声。

一个事实：学不会的美国动画工业

《疯狂动物城》的最大优点在于：观众其实毋须了解上面赘述的那些隐喻和背景，在抽离这些彩蛋式的文化景观和寓教于乐之后，这部电影的流畅度和出彩度依然逼近满分，足够感染全年龄段的受众。

这也是迪士尼引以为傲的“生造IP”的本事，不需要冗余的内容铺垫和多次变现，一部作品即可奠定一条吸金不断的商业链条。

美式动画与日式动画作为ACG产业的两极，分别代表工业模式与工匠模式的极致。

尽管斯坦·李被誉为是超级漫画英雄之父——X战警、蜘蛛侠、绿巨人、神奇四侠均为他的创作——但是真正影响那些动漫形象的，是版权采购方雇佣的各个编剧，在美国推崇的市场竞争中，世界观的分裂几近平常，不同编剧缔造不同宇宙的情况每天都在上演，哪个宇宙受到读者的欢迎，那个宇宙的故事就会更加“正统”，亦更具商业价值。

与美国的流水线丛林不同，日本讲究创作者从一而终的主导，像《死亡笔记》这样由编剧与画家合作产生的作品实属少数，而画家执笔之外的同人作品很难形成版权。于是，日本的动画产业对于IP的依赖更加严重，一部漫画作品只由经过动画化、电影化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回报，反过来讲，没有IP的基础，很少有制片公司敢于独立推出动画电影。

中国动画电影长年游离于美国和日本之间，既垂涎美国大片生产机器的轰鸣，又钟情日本作坊所具备的低成本和低风险，于是，《西游记》这个免费的IP一再遭到滥用，却始终缺少本土动画的代表之作。

《疯狂动物城》的创作过程十分曲折，在迪士尼原本的计划当中，这部电影的剧情有些类似《兰戈》这样的公路及江湖色彩，狐狸尼克是一个被卷入阴谋的逃犯，而兔子朱迪则是奉命捕捉他的明星警探，在这个设定里，狐狸尼克有着雄心壮志，而兔子朱迪则功夫一流。

受雇于迪士尼的本片编剧菲尔·约翰斯顿——他也是《无敌破坏王》的编剧——坚持将剧本修改得更加贴近现实，并力主引入那些缠绕着美国人心头的阴霾：藕断丝连的种族问题、备受质疑的美国精神等。

在传统的劳资模型里，这种“夹带私货”的偏执很容易被视作冒犯和僭越，但是美国编剧的地位——以及美国编剧协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的后盾势力——保障了他们有权决定一部影视作品的生杀大权，《疯狂动物城》也是在多次磨合之后才有了现在的优秀模样。

另一方面，好莱坞的编剧也遵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游戏规则，只要状态不行或是创作遇到障碍马上就能找到替换的人选，这种流动性固然有些不近人情的残酷，却保证了整体力量的均衡，或者换句话说，好莱坞乐于用高薪去武装编剧，但从不缔造大师，没有哪个编剧可以依靠名声保住饭碗。

这在日本包括中国的同行看来实在难以效仿，尤其是宫崎骏这样的造神运动已经为市场酿造出了难以否认的榜样之后，再去转换观念在大师面前谈论资本无疑就有些过于充斥着腐蚀性和侮辱性了。

以意外创造票房神话的国产动画电影《大圣归来》为例，在中国市场的想象空间内，一个受到尊敬的艺术创作者必然有着苦行僧式的形象，最好是倾其一生的结晶倾囊浇灌于旨在传世的作品上，这位大师不仅大隐隐于市，而且最好是视金钱如粪土，坚持所谓创作的独立性，愤慨于行业里外的“圈钱”行径并与之保持距离……

只要这样的期许一天存在，中国的动画电影产业就一天无法从部落文明走入城邦文明。

以及……

罗杰·艾伯特在博客上无可奈何地感慨“电影产业猝死”，惋惜在视频和家庭观影面前传统电影如同打字机和留声机一样流落在时代之后——这就是美国知识分子们普遍的忧患精神。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互联网、文化产业、电影工业以及民主制度，学界却始终充斥着对一切现状的批判和对未来的忧虑。正是这种几乎苛刻的从未满足的挑剔精神，才能让高岭之巅始终繁花盛开，每每惊艳。

对真正的强者而言，超越自己的只能是自己。第一步，就是对自己举起解剖刀。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帐号：tech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