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阑夕的互联网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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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 - 08月, 2015

专访宠宠熊:重度O2O模式缘何受资本垂青?

文 | 阑夕

就像广义消费被划分出了提袋式购物和体验式购物那样——前者被互联网通过电子商务完成重构,而后者则借O2O的概念正在经历改造——在O2O领域,亦逐渐产生轻度和重度两种模式。

所谓轻度模式的O2O,即是以平台化为基本纲要,从传统服务行业接入剩余劳动力,平台的主要责任仍然在于需求匹配。由于资本压力和切入难度都相对较小,这条路径更受创业公司的青睐,尤其是在按摩、美甲等上门服务领域,创业者规模堪称人满为患。

重度模式的O2O需要创业公司深入渗透线下产业,无论是商业地产还是人力雇佣,都存在一定的门槛高度。无论是餐饮外卖平台踊跃整合自有运力,还是车后市场服务大兴土木设点驻人等行为,都是力求通过线下布局完善线上体系的意图。重度O2O的难点,在于其扩张速度与实业资产紧密挂钩,大部分早期创业公司无力承担随之产生的财务压力。

位于深圳的一家宠物O2O创业公司宠宠熊,在同行普遍发力于电商、社区、App、o2o上门服务的时候,它却将主要资金投入到实体店的运作当中,并以围绕宠物主题的“门店服务+电商+社交”来实现重度o2o矩阵,这在崇尚互联网思维的创业模式的今天,比较少见。为此我们专访了宠宠熊创始人徐成。

鲜为人知的千亿级宠物商机

六年前,三十而立的徐成跌到了人生低谷,创业失败。只身来到深圳,从女装淘宝店做起,如今已经升级为多品牌女装集团公司。由于领养了一只在汶川地震里失去主人的流浪狗古牧,徐成误打误撞在生意之外成为一名爱宠人士,并接触到了大量与他有着相似需求的同类人群——愿意在宠物身上消费,却难以找到合适的高品质服务和产品。偶然的机会,他与联合创始人吕少华相识,吕少华是一名资深宠物行业从业者,从业务员到代理到自有品牌,两人一见如故,同样被宠物行业的前景吸引,也深感行业当前的落后,两人萌生从宠物电商切入这个未来大有空间的市场。

作为独特性很强的细分领域,宠物和母婴类似有着极强的“围墙”效应——不养宠物的人很少能够理解其疯狂的增长速度。中国宠物市场在过去的十年时间持续以30%的高速度增长,从不足百亿的市场规模增长到了千亿级,越来越多的业外人士和资本切入到行业。而拿这个数字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市场相比,让人看到的依旧是庞大的增长空间。美国的家庭养宠率已达62%,宠物行业产值达到550亿美金,日本的养宠率是45%,行业产值达到150亿美金,而中国仅少数一线城市养宠率达到10%。徐成认为,中国的宠物行业刚刚到了第一阶段,而接下来的十年,才是行业真正的爆发点,中国由于人口、服务习惯和经济发展迅速等因素,注定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宠物市场,体量有望达到数千万级。

在这个庞大的产业背后依旧有些十分值得琢磨的变化趋势和数据特征:首先是地区的不平衡性,北上广深等发达城市的养宠普及率和增长率明显高于二三线城市,例如北京早在2001年就开始了爆发式增长,2001-2009年间犬只数量增长了8倍多,近年来二三线城市的养宠数量也明显开始倍增。

其次在于人群,目前国内养宠的主力人群是25-35及50以上的人群,消费力最强的35-45这个人群养宠率却极少,徐成通过分析几个宠物自媒体的关注人群发现一个极有价值的数据,90%以上的关注人群是90后,可以预见再经过十年,当这批90后经济独立,而现在中年生活空闲下来,中国的养宠人群将成为全社会化。

最后是消费释放,当前即使在一线城市,由于商家普遍没有高品质服务,极大比例的养宠人群选择自己动手,宠物美容普及率尚不到30%。在产品端同样如此,充斥着低品质产品,所以大部分人只是购买狗粮、药品等必需品,日用品市场被严重忽视。多数宠物主处于想花钱,但是无从可花的状态,随着服务和产品的提升,宠物消费力将被进一步释放。

围绕着宠物的消费主要集中于宠物用品、宠物服务、宠物医疗三大块。国内九十年代初发展出来的宠物行业从业者,基本上围绕着一站式的模式做,一个店涵盖活体交易、美容、寄养、用品销售、医疗,于是小店环境脏乱差,大店收费高昂,客户体验非常差。而行业的新晋者,普遍不愿意涉足门店这个重活,更愿意从电商、社区、app、o2o上门服务等轻模式切入。不难看出,宠物行业目前存在明显的脱节,一方面是爆发式的增长需求,一方面是低端的服务和商品供给。

宠物业相对最成熟的是美国市场,已诞生了petsmart等企业,市值已近百亿美金,petsmart在全美拥有1300多家连锁店加电商销售,门店以用品超市为主力,辅助美容服务和医疗。美国的犬种以大型犬为主,基本无美容需求,主要消费在狗粮、零食等产品,而中国市场以小型犬为主,对服务和生活用品的需求量庞大,美国市场可借鉴更需要创新。

宠宠熊为何“避轻就重”

宠宠熊是从宠物电商切入行业的,13年起步,经历了快速发展但也意料之中巨亏,14年调整运营策略,销售额保持了非常良性的增长,其天猫店从14年初至今,每月均保持10-20%的增长率,月销售额从50万增长到了近千万,行业排名前三,应该说业绩斐然,但徐成认为这样的状态并无将来,大家卖的商品大同小异,进货渠道也没有多少秘密,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死结,因为市场距离饱和还是有些距离,所以没人愿意打破僵局。

徐成认为宠物行业最高频的需求和最容易产生用户粘性的是宠物美容,在这个环节与用户建立了信任,会很容易将用户带到其他领域,宠宠熊决定切入宠物美容连锁,14年初,在深圳开出了第一个店,随后的一年间,徐成一直在做细节优化和人才储备,他觉得传统的宠物店存在三个痛点,环境差,服务不标准,从业者得不到尊重,宠宠熊的门店改善围绕着这三个点展开。

宠宠熊的门店以环境和空间设计所著称,给客户的体验是宠物店版本的咖啡馆。在具体的操作部分,注重每一个环节的细节,除了标准的水池和操作用具,还有SPA专区、皮肤病专区,高级美容师独立操作间等,宠物在这得到的是享受,而不是惧怕。同时将项目标准化,价格透明,针对会员还有诸多附加服务,全面提高用户体验。同时针对宠物美容师建立培养体系,成立了培训学校,并制定了阶梯式的上升空间。与行业做法不一样的是,宠宠熊门店不推销不销售宠物用品,会员可以去独立的线上商城可以购物,再由宠宠熊门店直接配送到家。徐成说,这才是他想要的商业模式,门店的重与电商的轻,相辅相成,最终形成完美的商业闭环。今年以来,宠宠熊在上海、深圳两地已拓展数十家店,今年有望达到30家门店。

凭着优秀的团队与创新模式,宠宠熊在13年创立之初便拿到了1000万天使投资,去年10月众筹1000万A轮融资,创造了股权众筹千万级记录,本月再次获得华栎资本A+轮3000万投资。同时即将启动亿级的B轮融资.

轻模式的短板与重模式的未来

徐成和吕少华很早就统一了思想,认定轻度O2O虽然省力,却有着易被复制、流动性高、难以持续等天然软肋。尤其是很多崇尚上门服务的创业公司,看上去坐拥数以千计的兼职员工,但是围绕着这类核心资产,是很难建立起任何形式的护城河的。只要其他平台推出更具竞争力的补贴或是订单,这种脆弱的合作关系很快就会破裂。

正如创业家的牛文文提出的重度垂直概念:瞄准一个细分垂直领域,在线下构筑重度运营体系,在线上运用IT系统形成O2O闭环。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依靠线下的运营壁垒将对手拒之门外,哪怕是BAT巨头也无法简单抄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58同城。它们证明了移动O2O时代里,符合”重度垂直”特征的商业模式才不会被颠覆!

因此,宠宠熊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扎根到商圈和社区,像宜家、迪士尼那样,让用户过来接受不可替代的服务,拒绝轻描淡写的用廉价工具去做大量的上门工作。“京东、饿了么这些提早布局重度O2O的企业,都在一片讥讽声中笑到最后,他们收获的甜头,就是那些死在沙滩上的前浪们集体拱手相送的”,徐成表示,宠宠熊要成为的,也是这样的领导者角色,而不是一个跟风者。

徐成对未来的发展做了清晰的规划,他把宠宠熊门店分成了宠物乐园、会所店、旗舰店、社区店、高级美容师工作室等5种不同的模式,不同店铺的根据城市、社区和居住人群的分布合理组合在一个城市。“期待更多的人一起来改变行业”,这是宠宠熊写在加盟方案中的一句话。徐成的目标是到2018年,宠宠熊分店达到1000店。

除了在线下门店的持续发力,宠宠熊在电商业务上也没有懈怠。电商最后比拼的一定是产品,所以宠宠熊持续在产品开发上投入资源,他们已经在产品上有一个大的布局,下设多个产品小组,同时也持股多家宠物用品品牌公司,涵盖了狗粮、保健品、鲜粮、时尚家居、用品、宠物衣服、玩具等各个细分品类,将来的某一天,宠宠熊期待50%以上的产品会是自有品牌。

宠宠熊在“电商+服务+社交”里的“服务”这根支柱上,布局“电商、线下宠物美容连锁、宠物社交”,并实现三者贯通,打造宠物领域线上线下为一体的O2O项目,目标成为行业的领导品牌,以宠物为中心,辐射到与宠物相关的核心服务和产业链条,从而成为整个产业链的标准制定者。

“我们无数次想象,宠宠熊可以来到每一个养宠人身边,通过我们系统化的模式创造服务规模,让更多的宠物享受优质的护理”,在徐成的计划里,把宠物行业的O2O轻重结合,将成为他攀登行业制高点的重要一环,而这种创新的模式究竟是否可行?资本助推下的宠宠熊是否能走的更快更好?还得等待市场给出的答卷。

星期三, 08月 26th, 201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罗永浩的强弩之末

文 | 阑夕

罗永浩的拥趸热衷于将其个人的影响能力——比如收费演讲通常能够毫无意外的座无虚席——等同于企业家的经营能力,这被称为“聚光灯的幻觉”,过度沉迷基于某种特定族群之内的众星捧月,会使对象高估自身行为的显著性。

因此,相比浓墨书写的Smartisan T1,启用全新品牌的坚果手机显得苍白而缺少传统的叙事性,其简陋及敷衍不仅在于连具体型号都没有——这无疑会让人怀疑其品牌是否具有的延续计划,抑或只是投石问路的实验道具——整场发布会的瑕疵与硬伤几乎贯穿首尾。

比如错漏百出的Keynote,放在别人那里不是问题,但在自诩“强迫症患者”的罗永浩这里,就有问题。

以及Smartisan OS 2.0的“重大改进”,竟然需要依赖多款第三方预装应用(触宝电话、名片全能王等)来实现功能,多少有些喧宾夺主的味道。

或是那个以写实风格的方便面面饼为首发订制后盖的图形设计,这种彻头彻尾的Ctlt流派画风,与文艺感性的传播轨迹已然差距甚远。

更不必言及罗永浩与他曾心仪的中产阶级及城市精英消费群体渐行渐远的事实,那些间歇鼓掌与欢呼的现场观众,让人很难理解他们在缺乏见识与自我感觉良好之间如何踟蹰。

所有现象尽数指向一个很难得到承认的词:妥协,那个只服务于生存、却必然带来平庸的妥协。

从锤子到坚果

列于清单首位的妥协,是品牌的降级措施。众所周知,在控制品类的条件下,新开产品线的利好远胜新开品牌线,比如iPhone曾经试水的iPhone 5S和iPhone 5C系列,廉价策略由于受到品牌伞的庇护,从而缓阻用户期待的急剧坠落。

罗永浩对于坚果品牌的另起炉灶,似乎证实了来自资方的旧闻:无论锤子科技和非标准语境下的锤子手机多么朗朗上口,其词性的粗糙释义都难以承担科技领域的明丽和前沿。

此前,通过持股比例缩水一半(从56.36%到28.45%)的代价,罗永浩完成了锤子科技的C轮融资,加上股东数量的暴增到50个,这家成立已经三年有余的智能手机企业压力巨大,舆论猜测罗永浩之所以要以16家控股的壳公司代持股份,是为了落实员工持股方案,维持团队的战斗力。

与之相衬的,是Smartisan T1的一年销量微弱超过库存规模——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去年年底的降价阶段,最近半年时间的销量不足1万部——这让锤子科技仍然难以解决面对供应链的议价难题,若以同样的库存量级来计算Smartisan T2的货款及押金成本,恐怕不会低于2亿人民币。

此时,坚果手机的战略意义尚才明晰:利用3个月的黄金销售期完成具有刺激性的出货量,同时将资本现金迅速转为收入现金,为Smartisan T2的上市赢得操作空间。

坚果虽好,却为马卒。

价值观的全面败退

Smartisan T1的噩梦效应仍在持续,俯首降价以来,任何关于罗永浩“言行不一”的记录,都会成为公众津津乐道的谈资,这是企业家的大忌。

最为危险的,是这种退让开始由商业层面侵入价值观层面,如果说降价销售只是因为撞上名为市场规律的高墙,那么坚果手机呈现出来的违和,则是动摇了罗永浩赖以为生的人格魅力本身。

罗永浩曾宣称自己不会像雷军,“一定要赚硬件的钱”,并鄙视那些打着智能手机旗号却只是想要抢占移动互联网入口的企业,但是昨天他却跳向雷军的口径,说坚果手机的售价是亏损的,“我们其实是一个披着硬件外衣的互联网公司”。

罗永浩曾称“水粉色系是臭土鳖喜欢的颜色,有文化的人不会喜欢粉色”,但是这类色系最终被完整使用到了坚果手机的产品上,这与罗永浩在发布会的尾声时期鼓励支持者“有文化的人应该去感化没文化的人”产生莫大的讽刺意味。

更重要的是,在用户体验的议题上,罗永浩使用“效率”取代了“优雅”,或者说是以“实用主义”替换了“美学主义”。用吴****的生活哲学——“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来说,只有智能手机不再具备美好而精致的属性,它的制造者才会崇尚效率至上,将人机交互视为繁杂缛节。

历次退让导致刻意营造的情感优越荡然无存,同时不断削弱罗永浩作为资产的分量。其中背景还有锤子科技除了上市没有剩余的资本退出方法,特殊的地方在于这家公司没有收购价值,因为除非逼迫罗永浩签下打工条款,否则离了罗永浩其人,锤子科技即是空巢。

悲剧的谢幕,不是斗士的伤痕累累和终告失败,而是他不再有意突破牢笼,裹上温暖的裘皮之后,就像一个世故而势利的真正的商人。

智能手机的倾销时代

因为边际成本的存在,硬件免费的那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但是为了在全球增长放缓的环境下继续拉动智能手机的消费,极尽低价进而缩短决策流程,成为看上去最合理的选项。

随之而来的事实是,大部分千元以下的机型,人均使用寿命不会超过一年,软硬件的磨损加上层出不穷的新品,会让手机商品的迭代快得惊人。

有趣的是,垄断供给三大移动操作系统的美国,除了苹果之外,反而并不热衷于智能手机的生产制造,放任亚洲科技公司群雄逐鹿,这种局面,与IBM将PC业务卖给联想有着历史上的重影。原因同样不难想到,智能手机成品的产销是利润链条的最下游,想要利润丰厚,规模与定价权缺一不可,同时不太需要“技术含量”。

罗永浩拒谈配置参数本身,固然有着回避竞争短板的考虑,但他所指亦为实情:中国的智能手机品牌都是一群组装商,它们将芯片、镜头、屏幕等组件批发回来,放进缺乏创造力的模具里,即可贴牌售卖,基于操作系统的优化,仍然需要遵从Android的框架约束。

这种生意或许比传统制造业要多出那么几分“想象空间”,不过,还是逃不出制造业的路数,即流水线的数量和企业的业绩呈完全正比关系。

于是,“小聪明”成为这个条件之下的唯一创新手段,Smartisan OS的短信默认延时发送功能和电话簿姓氏同音排列是一脉相承的处理,其特色在于不需要攻克任何技术难关,只是企业扮演用户假设一个场景,然后配合做出调整——都很难用上“改进”这个词语——最后以“我们知道这是微不足道的设计,但我们很用心很为你着想”来慰藉对号入座的用户。

至于罗永浩宣称要对自动识别后盖更换应景壁纸的功能申请专利拒绝抄袭,我不知道一加手机的刘作虎如何作想。

当然,这不是罗永浩和他的坚果手机的独有现象,2015年以来,整个科技媒体的记者都在抱怨,发布会愈来愈多,也愈来愈雷同,绞尽脑汁的花样,终究脱离不了黔驴技穷的骨架。

上市的机遇和挑战

若以新三板为目标,锤子科技的上市之路一马平川。考验不在上市前,而在上市后。

新三板的流通性极差,500万证券资产门槛对于其实有着粉丝经济基础的锤子科技不太有利。从牛博网开始,罗永浩就试图转化个人魅力为生活方式,就像他始终得意于自己的几分钟推荐能够让一本历史印书只有区区5000册的《美国种族简史》重印达到20万册,智能手机不过是另一块试金石。

既然罗永浩已经认同互联网公司而非硬件公司的玩法,那么以智能手机为入口,创造新的需求与产业就是上市业绩的保障,而锤子科技启动VR游戏项目的消息则显得及时而合乎情理——唐岩的陌陌当然能够解决分发渠道的问题——尤其是当这个时机出在任天堂总裁岩田聪去世前后,让我们仿佛重新看到那个站在乔布斯的墓碑前立志要继承衣钵的身影。

有人调侃,说罗永浩在资本运作能力上的进步速度要快于他做手机的能力,新三板的二级市场对大众层面的智能手机和前沿层面的VR游戏的搭档不会有太多的抵抗力,只是VR游戏的回报周期相比手机可能更长,好在这个激变的时代已经不再唾弃亏损的企业家。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罗永浩在名片上印的英文名是John Romero,这是美国知名游戏制作人、FPS游戏之父的名字。罗永浩在接受采访时说,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是因为看了知乎上将他与John Romero并论的一个答案,文中详尽描述了John Romero的恃才傲物和理想主义情结,他在一款独立制作的游戏海报上写的文案是“John Romero\x27s about to make you his bitch,S**** it down(我要把你变成婊子,舔干净)”,这种作风深得罗永浩的喜爱。

以及……

唯一一个创建了两家世界500强公司的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将人的资质排作三等,深沉厚重是第一等,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聪明才辩是第三等。

并不是说稻盛和夫罔顾才华的重要性,而是人们的目光往往被长袖善舞吸引,造富神话风起云涌,能者居之的时代最易使人丧失敬畏。毋庸置疑,因为足够廉价且时间窗口得当,坚果手机的出货量不会重演梦魇,但其位置并不在舞台中央,勉强充当振奋剂,恐怕还是自娱自乐。

魅族、华为等第二梯队品牌的崛起,让领军的小米都压力倍增,在这种暗流涌动的竞争沼泽里,队列尾部的喝汤机会很难维系。如果罗永浩真的再无大招,他或许会被禁锢在“最会卖手机的英语老师”的角色上。

愿求仁得仁,复无怨怼。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帐号:techread

星期三, 08月 26th, 201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从“快豹”到“天天快报”,腾讯发生了什么

至少在两个月前,腾讯旗下新闻阅读应用“快豹”的产品重心仍是基于互动及风格,试图绕开竞逐激烈的新闻客户端市场——那里是腾讯新闻的主战场——我在那时的评论是:

“因为新闻受到管制生产不易,所以新闻评论的模式反而成为剑走偏锋的突破口。腾讯的又一个新媒体应用‘快豹’,没有钻进个性化的胡同里,看样子是要主打神评论。”

但是运营结果显然不如人意,就像主流视频网站纷纷开始支持弹幕之后、那些弹幕的忠实用户仍然只会在A站和B站使用这项功能一样,形式易于移植,场景难以复制。因此,“快豹”的急停与转弯,不仅在于其产品名称改为更加大众化的“天天快报”,整个内容规划也退回传统栏目的分类,摒弃了部分非主流的玩法,回归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聚合与分发路线。

快报.jpg

换而言之,“快豹”是腾讯做出的一次灰度测试,根据其产品团队的说法,“资讯”与“批注”的模块并行,本就是为了观测用户的基础需求,最终用户用脚投票,证明被动式的阅读才是主流习惯,而在评论的互动形式上大做文章,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驱逐那些不太适应这种阅读体验的用户。

于是,这就又到了老调重弹的话题:海量内容的堆砌在今天的互联网已经不是难题,稀缺的反而是来自用户的停留时长,这是互联网一直以来都致力于解决的“信息与人”的匹配问题。

今日头条以及同类应用一点资讯都很少会将自己定义为媒体产品,它们拒绝或是极少设有编辑岗位,最为贴近的也只是内容运营,大部分的编制占比都被工程师瓜分,这是自古登堡以来最大的传媒产业变革:人类不再敬畏那些信息的生产者,跋涉大陆的吟游诗人亦不复存在。

所以今日头条通常都被业界舆论从新闻客户端的乱战当中抽离出来,四大门户对于何为新闻及其资质有着沿袭下来的严厉标准,同时亦在组织架构上继承了频道责任制的框架,这也的确使得它们很难对标今日头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内容供给体系。张一鸣在经历去年的版权风波之后也变得更为激进,硬新闻与软新闻的混合推送以及大量可能根本就难以被标的为“新闻”的只言片语都被装进口袋,用采集广度确保了分发精度。

门户虽可见招拆招,却很难施行与今日头条相同的玩法,这与新闻的根本定性有关。腾讯选择在腾讯新闻之外另起炉灶推出天天快报,是以游牧对抗游牧战术的经典贯彻:既然门户的牌照包袱不可抛弃,那么索性就用新的产品模式来迎接新的概念竞争。

这个概念,天天快报将之称为“泛资讯”。

而最典型的“泛资讯”,就是微信公众帐号的产出内容。四大门户的新闻客户端,通常会以垂直行业进行划分,将对应的自媒体圈进来,形成雪球机制,但这还是不够彻底,与专业媒体存在区隔。在与腾讯发生资本关系之后,搜狗一度获得了相对深入的技术接口,使其有着独家的权限可供调用微信数据和二次呈现,只是限于搜狗的搜索业务边界,它只能提炼出热点,却难以进一步的分发。

纵使“一处水源供全球”已是“泛资讯”的本质特征,腾讯依旧迷恋“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理想志愿。其中的利基在于,天天快报可以“明目张胆”的抓取和调用微信公众平台的全部内容——根据《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协议》所注,“订阅号及服务号的用户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群发信息一经发布即向公众传播和共享……腾讯可对公开群发信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使用,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搜索、链接等服务”——这也就意味着相比其他“泛资讯”产品需要投入大量运营(其实主要就是与优质的自媒体作者保持合作关系)工作,天天快报可以跳过这一章节,毫无法律风险的获取中文互联网最为肥沃的“泛资讯”厚土。

从算法的角度,越是“靠前”的数据,越有价值,这是天天快报的天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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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问题,还是出在时机上。磨去棱角之后的天天快报,很难通过某种特定气质成为口碑的受益者。事实上,分发这件事情虽然的确具备技术壁垒,但它不是显性的,用户无法在短期内明显感知究竟是哪款资讯应用更加懂得自己的口味——这往往是惯性决定体验——当那些起步早上数年的竞争对手们早已通过预装等方式卡住用户的第一印象,天天快报若是缺少行之有效的长期资源投入,恐怕胜算不大。

Flipboard在美国刚刚完成5000万美元的D轮融资,苹果、Facebook和雅虎等巨头也从未放弃对于新闻分发市场的野望,这种趋势不仅淘汰了百科全书的编排理念,也让重塑公众获取信息的技巧成为一门志在未来的生意。

此时,我们重温18世纪初法国作家在恐慌古登堡革命引起的信息过载时所提出的乌托邦构想——将与人类学习相关的知识浓缩成四本书,其他的全部归为无用书籍皆数销毁——似乎有些黑色幽默。如今,人们连四本书都不需要了,互联网企业会告诉他们,只需要一款App就已足够。

作者:阑夕,微信公众帐号:techread

星期一, 08月 24th, 201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专访WPS:重生与再造

文/阑夕

2011年,雷军主导WPS业务分拆为金山集团旗下继金山网络(即后来的猎豹移动)和西山居之后的第三家独立公司,这是一个有些类似柳传志之于联想的布局方略,意图将金山集团打造成为一家控股平台类型的公司,同时腾出激励空间及岗位,驱动垂直聚焦的业务线分别上市。

然而,事情并不顺利,除了猎豹移动在2014年5月成功登陆纽交所之外,西山居与WPS迄今为止仍在“铺垫”,前者除了继续倚仗老而弥坚的《剑网三》,正在加速追赶手游浪潮,后者大器晚成,以免费(WPS办公套件)对抗收费(微软Office)的策略虽然合理且正确,却也让WPS的营收业绩很难产生亮点,2014年的数字仅占金山集团全部收入的9%。

2007年,葛珂就已是金山办公软件事业部的最高决策人,金山改组之后,他成为WPS的CEO,用他的话来讲,就是驶入了“雷军逼着转型”的轨道。当时,雷军每次都会在金山集团的董事会上耳提面命大提“移动互联网”,不厌其烦的催着WPS“不要多想,进去再说”。

金山人对雷军的特殊感情

雷军在创办小米科技的时候已经预见到了智能手机将成为个人计算中心的趋势,作为中国互联网执行力数一数二的“劳模”,他当时已经有意识的尽量不碰PC,将所有事情都在手机上解决,雷军自称这种自我约束“非常痛苦”,但又反问自己“是否愿意继续痛苦下去,因为这种痛苦意味着无人解决,也就是未来的机会和主流。”

而金山系的高管,都习惯了雷军由己及人的性格,葛珂说得非常坦诚:“我们当时其实对移动互联网还是将信将疑,只是单纯的信雷军,出于这种信任关系,所以我们就真的没多想,马上开始转型。”

身为老金山人,葛珂深知这种转型的艰难,愈是历史辉煌的公司,愈是很难跳出胜绩的惯性思维,“所有人都觉得应该沿着老路前进,把现有的业务做大做强,你跟他们说PC不行了,我们要赶紧跳到移动这艘新船上,情感和理智都没法接受。”

因此,WPS在移动产品的研发上尽量另起炉灶,远离生活节奏舒缓的本阵珠海,将全新的团队搭建放在前线北京,一边克服新老团队在融合当中的冲突,一边“模模糊糊的考虑移动场景的办公解决方案”。WPS最大的竞争对手微软同样面临相似的问题,后者更大的包袱在于PC桌面每年280亿美元的营收,这让葛珂判断微软进军移动的动力不会大于WPS。

一直以来,“金山系”——或者现在公众更愿意称之为“雷军系”——的核心企业之间都具有某种特殊的纽带,它们协力补足了小米手机和MIUI的生态壁垒,同时相互也不乏围绕方法和技巧的授予。比如猎豹移动的海外战略,用中国互联网的丛林经验攻克那些实际竞争力度不那么强的国际市场,同样给了WPS极大的启发。

“但是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摸清楚自己的路,与其它工具类产品属性略有不同,WPS本来就是一个提升工作效率的产品,这里的场景和广告弹窗是天然矛盾的。”葛珂回忆,转型的最初阶段,WPS是将PC软件的功能完整的向移动端移植,这被他定义为互联网产品总共四个段位的第一个阶梯。

互联网产品的四个段位

“早期的金山就是典型的工程师文化,我们挖人也不是从‘BAT’去挖,而是从微软挖。工程师文化的核心思维是产品迭代依赖增加功能,Windows就是这样,每一个新版本都伴随着大量的新功能加入,导致学习成本的增加没有止境。”葛珂做过统计,包括微软Office和WPS在内的办公软件,十年前的功能就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用户的需求,后面的“精益求精”,其实都是在自我满足,用户感知归零。

第二个段位,葛珂列为产品经理文化,“这个时候,产品的定义靠的是市场调研,或者竞争对手对比,‘微创新’就是在产品文化里被提出来的概念。今天很多创业公司资源有限的时候,它也是分别把研发和产品的头找齐,公司的组织架构就起来了,产品的头来设计功能需求表,然后研发的头去做框架设计和代码实现。”

“WPS目前处于第三个段位,运营文化。产品经理的脑容量是有限的,随着海量用户的获取,后续产品的递进其实是由用户反馈的数据决定的。”葛珂认为进阶到运营文化的必要条件是用户规模,WPS的整体活跃用户已超1亿,此时才能准确的通过用户行为来推理产品走向,我们需要能够精准地分析出用户画像,而不是简单粗放地归类海量用户。

至于葛珂眼中的最高段位,不出意外的当属雷军和他的小米,即价值导向文化。“金山集团开内部会议,我们几个子公司的负责人都会在汇报工作时提大量的数据,用日活月活、下载增长和留存率来表示成绩,但是雷军在讲小米时从来不这么说,他会讲小米使用的工艺,以及这些投入对于用户的好处,他很少用宏观的数字来谈论成就。”

于是每次升级,WPS都要做出艰难的取舍,要求老一代员工“格式化”自己,观念转不过来的、看不上年轻团队创新的,都被排除出去。葛珂称自己也属于“老人”的队列,但他现在的思路很明确:鼓励团队积极尝试,放任下面自行试错,“我们现在是一个产品经理和一个运营经理搭配一个项目,自己去跑,让市场来打分。”

意识归意识,行动归行动。WPS的移动试水早在2011年就已开始,尽管有着对雷军的高度信任,但是究竟如何在手机屏幕上实现触碰式的办公,葛珂当时还是没有把握,“在移植功能的途中不断冒出问号,怀疑到底会不会有人宁可选择在手机上低效的处理文档。”

与此同时,唱衰Office类型产品在移动互联网上的前景的声音不绝于耳,媒体更加青睐协同办公、协作平台这样的系统产品。“其实这种拷问在WPS内部,很有可能也包括微软那里,都已经持续进行了至少五年时间,我们最后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给出答案,因为技术和环境日新月异,预言的准确性太低。”葛珂举例,WPS的深度使用率从2011年到2014年都在10%上下浮动——指的是直接在手机上起草文档,而非阅读文档——但是2015年以来的数据反馈悄然发生变化,深度使用率已经陡然跃升到了30%左右。

“为什么发生这个变化?因为主流智能手机款式进入大屏时代,计算和交互能力的提升带来了以前看不到的风势。但是如果没有早前的积累,在看到机会之后才想着进来,一定就晚了。”微软直到去年年底才将移动版的Office全面免费,这在葛珂看来已经不足为惧,而今,WPS移动端的用户总量已达4.8亿,其中海外用户超过2亿。

真正的困扰,还是盈利。

持之以恒的挣钱之道

对比猎豹移动的商业模式之后,葛珂认为广告变现的形式不能照搬,但是2B收费仍比2C收费更为恰当。“广告的理论是,你的用户画像越为精确,你的广告单量价值就越高。”WPS每年暑假期间的日活大约会恒定的跌掉30%,这是学生群体,其余的70%几乎都是企业群体,这让WPS在制定商业模式时有着基本的方向路线图。

葛珂隐约感觉到,WPS的未来仍在企业级市场。

企业级市场由于不直接面对消费者,所以一向远离议论中心,但是交易规模通常同样巨大。WPS和金蝶、钉钉等企业级应用沟通,共有的问题就是获客成本太高,因为它对用户的纯度要求太高,普通的大众渠道,会产生很多无效的推广,进而拉高成本。

所以葛珂为WPS勾画的蓝图,就是如何运用互联网思维来做企业级市场。

除了用户样本足够精确之外,葛珂认为WPS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有条件分析出具体用户的身份,以及这个用户所在的企业体量。“企业级应用比较特殊的是,阿里巴巴的员工觉得好用的App,并不意味着它就适合初创公司,因为需求是不同的。”因而WPS可以借助自己在不同企业级应用之间的兼容性,来完成精准的用户画像,从而建立更广泛有价值的连接。

以及……

葛珂目前正在试着将WPS和Office分离,新的品牌被称为“WPS+”,他希望能够借助品类垄断的形势,将“WPS+”树立成为企业级的行业风向标。他说虽然越走越明白,但是仍然畏惧那些随时可能出现的挑战者,比如一个比一个生猛的创业公司,或是有一天微信会横插进来,这让他不断告诫团队不要松懈。

“我的管理理念其实不是拒绝失败,在互联网领域,失败是必然的,成功才是偶然的,我要让团队记住一点,你们可以不断放胆去试,但是你要告诉我,不管成功失败,在这个过程里,你要尽力。”

采访结束之后,葛珂开始使用WPS团队新开发的邮件系统处理工作,这个产品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冲到了1000万月活用户的规模,用金山内部的体系来衡量,属于刚过“及格线”,这种标准同样昭示着巨大的压力:在宏伟的家业和资源的支持下,WPS们的起跑线固然更为靠前,但是它们的目标也成倍的更为遥远。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帐号:techread

星期五, 08月 21st, 201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众包物流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文 | 阑夕

Uber曾有设想,希望互联网专车的运输对象不局限于乘客,而是将物流也纳入业务范畴以内,去年年底,Google Express(Google同城速递服务)的项目主管也被Uber撬入门下,这在资本市场进一步刺激了Uber的想象空间。

不过,一年时间稍纵即逝,Uber的“Corner Store”止于内测,并未真正扩大Uber的领土边境。美国其他专注于众包物流的创业公司,比如WunWun、Postmates、Manyship、Zipments等,增长速度也都相对有限,同时难以克服人力成本的高昂问题。

硅谷对于共享经济的狂热其实正在排挤“职业化”的分工模式,如果只是一个将订单响应的场景挪到智能手机、本身仍然需要一批专职跑腿的快递员,这个篇章的故事就显得过于乏善可陈。但是,像Canubring这样——它共享的是国际航班的旅客资源,如果恰好有旅客与包裹的路线相同,则旅客可多带一件行李挣钱,发件方也可享受远低于FedEx的收费——又很难快速达到充分保证供需的规模。

反观中国市场,众包物流的空前兴盛,反而促使“懒人效益”的夸大,大多数众包概念也沦为一个遭到证伪的命题:大量原本受雇于专业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因为希望获得更加丰富的收入——这是省掉公司运作成本及大量中间环节之后的必然结果——而选择投身众包物流的App,真正的“闲置人力”占比倒是少得可怜。

根据成立接近半年的众包物流平台“我快到”提供的数据,多数接入的配送人员都已经过面试筛选,“具备基础经验”是合格的重要条件之一,他们所取代的,是那些商户的雇佣运力,以及部分垂直平台的同类服务。

我和“我快到”的总裁刘丹有过交流,她是供应链专业的英国海归,自称是“连续创业的失败者”。刘丹认为招募本身就是职业快递员的群体更加有助于品控,因此平台将补贴对象从商家移至配送人员,不仅会有最多50元的激励政策,推荐成功也有50元的回报。

这种率先保证运力供给、再行开拓商家需求的选择,无疑仍然属于资本竞争的兵行险招。“我快到”是e代驾的投资项目,刘丹表示这个项目将充分发挥后者对于众包管理和海量运营的专长,同时保持发展上的独立。

刘丹回国之初就曾发现中国的人口密度之高与对应的物流供应链水准之低与国外的情况相差甚远,所以“我快到”对于众包的理解必须符合市场环境,其重点不是激活潜在的存量兼职人员,而是最优化的调度那些以此为生的成熟信差。“商家关注成本和利润,他为了解决峰值、促销和扩张三个问题,就必须考虑外包这种对资金压力最低的合作模式。”刘丹认为商家的需求不必特意开发,只是考验接入一方有着多大的能力去实现更好的解决。

“我快到”目前的日订单已经突破10万,配送人员数量达到5000人,同时将长期立足于纯粹搬运的角色,不会涉足交易。这是众包物流的另一个矛盾,因为一旦运力富余,平台自己经营买卖就是一个增加收入的天然杠杆,这种“卸磨杀驴”的隐忧会让一些有心做大的商家不太愿意依赖第三方公司来承包业务。

但是若是坚持这一决策,众包物流的盈利空间就显得更为狭窄,建立合理的佣金模式在目前的互联网竞争下将被无限推迟,这门生意的挑战也将无限放大。史玉柱说不挣钱的企业就是危害社会的最大的不道德,话糙理不糙。

据我所知,的确有些传统快递员在转战社会化运输之后有了收入翻番的机遇,但是他们也与不少专车司机一样,安装有多个抢单App,用以填补空白间歇。换句话说,分发派单的能力,决定了配送人员的忠诚度,2014年的滴滴和快的就是这样打败其他的打车软件的。

至少,在取得绝对领先地位之后,哪怕仍然盈利困难,资本市场会宽心许多。

星期三, 08月 19th, 201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混战之后,新闻客户端如何解决造血难题?

文 | 阑夕

移动大浪袭来,门户跌得不轻。

惊惶之中,适应移动互联网的“App化”成为唯一的救命稻草,新闻客户端也以标配的模式,打响过激烈的用户争夺战。

有钱自然好办,版权内容、终端预装都是可以被采购的,没钱的也不着急,自家网站的巨大流量总是可以内部消化和转换的。只是,跑马圈地接近终点,市场份额的瓜分也趋于稳固,在新型内容入口的概念伞下,如何实现与之地位相匹配的商业回报,再度引起质疑。

用“老瓶装新酒”来评价新闻客户端的盈利方式,或许并不过分,其收入模型以广告为核心,而广告的买单角色则又以数百个品牌“金主”为核心,签单率和续单率决定业绩走向。这种玩法的本质,仍是将用户打包整体销售,尽管在某些垂直领域能够朝定向分发靠拢,但是基于精准的溢价还是极为有限。

桌面场景和移动场景的致命差异,是用户的访问习惯:前者以阅览式为主,网页信息愈是丰富,用户接收愈是饱和;而后者则演变为滑动式,贴片展示位置不够,插播类型的原生广告占据主流。而原生广告,就意味着“广告即内容、内容即广告”的融合特点,必须要与用户“息息相关”,否则效果庸常,便是浪费惜字如金的屏幕空间。

换而言之,提高广告与用户的相关性,在决定移动新闻客户端能否走出营收困境的关键。根据网易新闻客户端发布的本年度第二季度财报,其近5亿元的广告收入创下史上新高,丁磊在分析师会议上力挺新闻客户端的价值:“宏观经济放缓对公司业务(在线广告)没有影响,而移动端广告是业务重点”。

网易新闻客户端的盈利经验,大抵可以分为四个要点:

1、积分商城:2013年,网易顺承跟贴文化,将用户活跃的表现拆解成为积分体系,用户通过阅读、评论、分享新闻,获得积分,并可兑换相应的奖品。这种引导,成为网易新闻客户端接入电商、O2O等变现模式的前期试水,也驱动用户产生了更高的黏性。

2、手游分发:游戏业务本就是网易的长项,深谙用户探寻之道。网易新闻客户端贴近轻量级的渠道属性,做游戏下载、新手礼包、攻略技巧等全流程服务,用大量内容合作伙伴换来了千万级的分发规模。

3、本地服务:去年8月,网易新闻客户端在4.0版本推出本地生活服务,接入大众点评,高德,智联招聘等第三方服务商,来实现对O2O市场的覆盖,为餐饮、旅游、房产等行业的线下商家直接导入客户和交易。

4、支付工具:以上三种模式的业务,网易均以“网易宝”这一支付工具进行技术支持,支付流程的打东,意味着网易新闻客户端能够直接介入交易环节,价值不言而喻。

同时,网易透露的未来规划里,LBS化的本地精准广告可能也会是即将发力的重点。

在美国雅虎在美国也将本地广告列为其四大支柱业务之一,梅耶尔也收购了多家专注于本地广告技术研发的创业公司,在台湾,雅虎更是“接地气”的在App内增设扫码购物和优惠卡券等LBS功能,可谓殊途同归。

星期二, 08月 18th, 201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生命太短,一秒钟都不要留给让人不快的家伙

中国互联网对于评论的热爱程度有些扭曲,必须事先注明的是,这里的评论指的是依附性的“Comment”,而非独立成文的“Essay”。

极具代表性的三个产品:网易新闻、弹幕网站和新浪微博。

“无跟帖、不新闻”迄今为止仍是网易高举高打的差异化旗帜,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中国新闻管制的衍生现象,人们对于解读新闻的好奇甚于新闻本身。据统计,网易新闻最为活跃的一名用户已经发表了20余万次跟帖、累计字数超过300万,相当于40本《朝花夕拾》。

作为A站和B站的模仿对象、弹幕设计的鼻祖,日本的Niconico古老而不大众,仅为御宅一族自娱自乐的本营,难以想象其舶来品能够在近邻掀起足以引领年轻文化的商业热流。而且,Niconico的视频内容多以情绪传递为主,画面表达有限,换到A站和B站那种大量重度依赖画面观赏的影视内容同样弹幕横行,很少在中国之外看到同样的狂热。

而新浪微博也严格遵循论坛社区的传统规则,将实际上无益于信息传播效率的评论功能奉为圭臬。前新浪微博运营总监刘新征始终是评论功能的反对者,除了减少信息流动的原因之外,他认为评论的另一个负面作用是降低伤害成本,对社区毫无贡献的喷子能够在体验上轻易破坏对社区有着极高价值的用户。

站在产品角度,评论是将“去中心化”的趋势重新拉向“中心化”的旧路,尤其是在广义的社交媒体层面,其弊大于利的效应相当显著。比如“水军”,这本应是论坛时代逝去之后就会消亡的群体,因为在通过关注行为订制信息流的社交时代,一个没有付出成本获取关注的帐号,传播能力是零——这全然不像信息权利过于平等的论坛,任何新帖都将一视同仁的出现在版面上。

与此同时,关于“网评员”的组织和训练也日益兴盛,这些“网评员”的工作内容多无独立主张,而是根据任务指派,在已经成文的条目底下表达立场色彩鲜明的态度。

的确偶有奇效,有人不堪其扰,离开微博退守微信,不再信任公共平台,很多受到重点维护的内容也出现整齐划一的拥戴声音。中国一些传播学者在谈及反乌托邦文学时会附和西方流行观点,认为对于《美丽新世界》的警惕应当高于《1984》,其实这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误区,就像出访营养过剩的病房之后,开始回到贫民窟宣传和呼吁针对富裕病的预防。

当然,删除评论、关闭评论、拉黑名单等手段也是目前尚存的应对措施,当然,由于无法完成工作,总会滋生“一边鼓吹言论自由、一边限制言论自由”的有意反诘,这种概念偷换往往存在市场,但不值得反复赘述逻辑错误。

我想说的是“纸箱原则”,在施行民主选举的国家,只需要将一个纸箱放在街头,政客便可站上去发表意见、拉拢选票,若有不同主张,正确的做法是在对面以同样的方式站在纸箱上演说,竞争谁能获得更多的听众。只有自知不敌却又输不起的卑劣者,才会选择将粪便撒向对方阵营驱逐人群的做法。

具体而言,永远不要将时间浪费在与一个远不如你的人身上,除非你对他/她有着教育责任。社交媒体具有广场属性,因而必然存在公地悲剧,而拒绝回应以及删除评论乃是美德。

此文也算作一个统一的回应:

“你迟早也会明白,面对那些傻瓜、蠢蛋,我们只有一种方式让他们明白我们的头脑智力,那就是,不要和这种人谈话。 当然,很多人在社交场合的感觉就像一个高超的舞者到达一个舞场,但举目所见都是跛足瘸腿的人——他又能与谁共舞呢?”

——叔本华

星期一, 08月 17th, 201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几点看法:关于灾难发生后的“社交情绪”

文 | 阑夕

1、隆重的阅兵仪式前夕,塘沽爆炸事件的深夜敲钟,仿佛重演2008年汶川地震之于奥运盛会的伤痛。很多企业的传播部门被电话唤醒临时策划借势物料,微信的大量“公号狗”也睡眼惺忪的强迫自己开始整理能够在次日清晨冲破“100,000+”的稿件。

2、社交媒体的名利场性质,在公共性的灾难出现之后尤为显著,通过键盘进行某种虚拟化的现场指挥和纸上谈兵,无疑是对“参与感”——出自小米公司联合创始人黎万强的方法论总结——的最佳证明。而在中国互联网,这里面其实有些独树一帜的既定模式正在形成。

3、比如第一时间对于“不信谣、不传谣”的疾呼。相比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谣言的伤害性其实极低,尤其是描述性而非判断性的谣言。举例而言,在实际死了10个人的事故中,因为恐慌而将死者规模扩大到100个人,考虑到媒介本身的自净能力,无论是否相信,它都无法造成现实意义的二次伤害。

4、“谣言”是一个充满上帝视角的定义,若以“不信谣、不传谣”来强求信息传播节点的论证程序,那么塘沽爆炸就不应在一夜之间为人所知,因为所有收到视频内容的网友,其实都没有亲自验证那里是否真的已经沦为焦土。“谣言”唯一的附带伤害价值,只会是政府的公信力,而公信力其实本就具有重建和推翻的循环过程,而不是基于天赋来保持长青。

5、今年春天,俄罗斯环球航空公司上的一名以色列籍女性乘客因为坚持听到发动机异响而阻止航班起飞,遭到机组成员和乘客的抱怨,但是在检查时却发现真的存在机身严重故障。但是,这则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正是因为它的概率足够的小,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同类行为通常都会被证明是虚惊一场、是乘客的幻听和脑补。

6、因此,美国关于言论自由的著名论断“在电影院里谎称失火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也在经受质疑。一个典型且极有可能发生的场景是,某人在路过一间电影院时闻到了烧焦的味道,但是如果在一个打击谣言相对严厉的社会,他不会愿意冒着“造谣”的风险去检举这件事情,因为那也可能并非火灾隐患、而只是有人在他看不到的墙后吞吐一只劣质雪茄。

7、追溯起来,仍是针对灾难问责体系溃不成军,社交媒体只能被迫以一种失焦的方法来对灾难进行还原,感动、愤怒、迷茫、争论、祈祷、感慨,均为舆论拼图的模块组成部分,进而形成公式化的应激反应,以十年为尺度复盘下来,毫无进步和改变。

8、人们甚至愿意指责一些敏感区域之外而又能够表现政治正确的对象,比如昨晚责怪天津市政府的微博帐号“睡不醒”——其实这种当量的事故发生之后,政府的所有官员显然都已被从床上撵了起来,只是发布微博的优先级的确并没有那么高,哪怕以传递消息的效能来衡量,地方政府掌握的广宣渠道,包括短信、广播等都更为强大。

9、以及对于外媒记者的“添乱”斥责,这里仍是混淆不清职业分工。记者的职责就是报道——当然,也可以狭义性的同比为“消费灾难”——这种理性基于现代社会分工的原则,不能说因为存在悲伤的情绪,记者就应当放弃天职,更不必借题发挥试图粉饰中国一贯钳制媒体的动机。尤其是在现场直播报道时,要求媒体报道准确不出错是不可能的,因为事情的水落石出需要时间,最初的情报和信源尚未组成判断的全貌,故而勘误本身就是程序的一环。说媒体报道存在偏差进而嘲笑“打脸”的人,也还是处于直立行走的文明阶段。

10、“在现场的每一分钟,我都在想要逃走,我不想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我是一个拿相机的人,我是按一下快门就躲开,还是应该负起摄影记者的责任?”——美国当代知名战地记者詹姆斯·纳奇威。

星期五, 08月 14th, 201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几点看法:关于“120首网络歌曲下架”

文/阑夕

1、文化部的反射弧再度令人惊叹,这是继“38部动漫被列黑名单”之后的第二场网络焚书运动,也是一场带领主流80后网民回溯青春的旅程。

2、上一次,文化部让我们重温了学生年代藏在课桌里的《樱花通信》和用小水管下载《日在校园》BT种子的温馨记忆,这一次,曾经登录百度MP3最热榜单以及被数百版本FLASH演绎的《大学自习室》和第一代网红、同时也是非主流自杀歌手代表C.K沉珂的《飞向别人的床》又被往事重提,听者有意都是岁月催人老的蹉跎感。

3、文化部是一个位于夹缝之中的政府职能机构,它在广宣阵线中的地位常被低估,级别比不过中宣部,权力不如广电总局,寻租空间小于版署,近年以来连网信办都能频繁插手文化部的职能领域,因而文化部只得主动刷脸换取存在感。

4、用戈培尔的话来说,“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征服群众”,比如在他担任主席的德国文化协会,就集中到了决定德国人能看什么样的画作、小说、电影、报纸的权力。德国文化协会在首都柏林开展过数起烧书运动,比如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亨利希·曼就因“思想颓废、道德败坏”被烧过书,像弗洛伊德这种那就更不用说了,德国文化协会的烧前评语是“灵魂扭曲的性生活”。

5、在当初关于《进击的巨人》的评论里,我明确表达过一个观点,即“文艺创作没有禁区”,很多人唯独觉得此处值得商榷,他们的确隐约觉得审查权力不应潜移默化的授予公权,却又出于某种“价值观”的惯性理解,认为似乎文艺作品应当有着“好坏优劣”——注意,这里指的不是专业或是学术上的标准——的分别,有些作品就是应当在这个世界上不复存在,而权力正是实现这种心愿的捷径。

6、可惜权力往往也是不受控制的巨蚺,屠刀不会选择性的落到谁的头上,它的重量一定是整体承担的。曾有微博用户刚为自己极其厌恶的某部作品遭遇钳制而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转瞬又会发现封杀大权又对准了自己拥戴热爱的领域,乐极生悲的哭丧画面又反哺出了亲痛仇快的效果,嘲讽不绝于耳:“还真以为自己姓赵了?”

7、一边慢条斯理的说“封禁是不对的”,一边理性客观的说“但有些作品也确实低俗,封了也好”,这种游走于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的声音最为卑劣。戈培尔对心腹私下评价这类人,是这样说的:“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8、西方极权国家通常具备一套美学理论,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或许还是有着些许留存价值,包括希特勒倍加重视的里芬施塔尔——她被称为“插在纳粹历史上的艺术之花”——和斯大林对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的克制与容忍以及现今仍然可见的帝国式建筑风格,都很难全盘否定。但这取决于领袖的质素和视野,换到朝鲜,哪怕金正恩长期留学欧陆、通晓三国语言,李雪主的穿衣打扮也难逃乡土气色。

9、说到底,外行指挥内行,是比内行指挥内行更为可怕且缺少底线的事情。用女权主义者的话来讲,“地球上就没有比人到中年的官僚更恶心的生物了”,而让他们来传授何为审美的信达雅,简直堪比蒙古海军舰队。

10、苏轼与佛印禅师论道的民间故事流传已久,心中填满牛粪,自然看什么都是牛粪。

星期三, 08月 12th, 2015 未分类 没有评论

专访荔枝FM:音频混战背后的模式之争

文/阑夕

距离2000万美元C轮融资过去已逾半年,荔枝FM的联合创始人老魏(魏雷)坦言,就在业界普遍认为网络音频迎来爆发期的元年,荔枝FM正在为自己的特立独行付出代价。

老魏曾任3G门户的副总裁,离职之后,他在大理厮混度日;2013年,本着“天下文青是一家”的信仰,他受荔枝FM创始人、老友赖奕龙邀请,加盟荔枝FM。“人人都是播客”这句文案至今仍然作为荔枝FM的产品副标题,传递重新发明电台的理想。

蜂巢vs金字塔

“虽然音频行业百花齐放,但是基本上只有荔枝FM一直都在大众UGC的方向折腾,其他几家都在聚合头部内容,产生大量的剩余红利”,老魏表示,这种希望迅速教育市场的焦虑心态,导致网络音频愈加侧重既有优质内容的形式转化,播客属性不断降频。

老魏担忧,网络音频会沦为一种拾人牙慧的补充媒介,玩家竞相争抢《晓松奇谈》、《罗辑思维》、《袁腾飞讲历史》等原创于视频网站的内容,使得网络音频过早进入搬运时代——“声音有它的温度,播客和听众之间的纽带应该有着社交情感。”

当同行都在大兴土木建设金字塔,荔枝FM还在细针密缕的编织蜂巢。前者其实是在线视频发展历程的重演,少量经过市场检验或是预判的版权内容被广泛分发,就像古永锵所说,Youtube并不适合中国国情,Netflix和Hulu才是师表。后者则更像是密集而交叉的社交网络,声音来源千千万万而无绝对主角,沟通诉求强于传播诉求,或可参照力推音乐人主页的Myspace最终遭到去中心化的Facebook超越的内在逻辑。

这种模式之争,让荔枝FM成为彻头彻尾的少数派,颇有“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孤独感。

“内容结构肯定会倒逼用户选择,而用户选择又会影响内容重心。最开始做荔枝FM的时候,我们就确定了UGC路线的不动摇战略,这不是轻率做出的决策,而是我们看到PGC会有边界,它会严重约束整个市场的想象空间,包括经济效益,都会由网络版权内容的投入产出比来决定,最后只是把传统电台搬到了手机上。”谈到这里,老魏在桌面拉出一条斜线,将工具、平台和社区组成三道阶梯,从而总结出“荔枝模式”。

荔枝模式的得与失

工具,属于荔枝FM的初心,其解决的是录音需求,同时尽力在技术实现和用户体验两个方面拉出差异。

“很多用户说荔枝FM的‘颜值’很高,因为我们在拟物设计和优雅交互上花了很大工夫,这在吸引新用户——尤其是当他还没有对荔枝FM产生充分了解之前——有着奇效。”老魏说,曾有手机生产商过来咨询,那边采用的麦克风部分元件和iPhone是一样的,但录音效果就是比不过iPhone,不知何解。“原因很简单,他们的产品封装周期太快,没有给工程师预留软件优化的工期,包括还原和降噪,一起在缓存而非储存层面提供剪辑功能,这都需要大量的底层开发。”

平台,构成荔枝FM的骨架,它完成了聚合和推送两项主体功能,真正落实了“人人皆播客”的志愿。

“为什么大家都要抢郭德纲,因为真的是能够占到20%到30%的收听量。而妈妈给孩子唱的儿歌,可能公共价值是零,但是在她的家族关系之内,又是贵如金玉。《冬吴相对论》在荔枝FM开播,我们当然欢迎,但我们不会只追求这些,荔枝FM也不只有热门排行榜,个性化推荐和同城频道,都是希望让更多的电台能被发现。”

社区,作为荔枝FM的终点,也是倍受争议的焦点。

“荔枝FM总被定义为文艺小清新,其实不是我们要成为文艺小清新,而是在今天的互联网上,不那么娱乐和主流、想要在美感和独立上走得更远一些的产品,就是会被边缘化到文艺小清新的标签上去。”老魏承认,很多竞争对手抓重点比荔枝FM要抓得好,但那只是矿山一角,如果过于破坏性的开采,会使网络音频行业跳过垂直细分的过程,直接抵达资源分发的终点,从而丧失社交可能。

三点一线的幕后,荔枝FM正在经历一段难以规避的阵痛期。但是,用户关系的稳定与紧密——这在流失率、停留时长、口碑效应等数据上都有体现——又为荔枝FM带来“收之桑榆”的信心与动力。“说到底,我们还是希望去建立既不沿袭传统电台的操作手法、也不依附于已经成型的互联网内容的网络音频模式,剩下的路对于荔枝FM而言,可能真的会是一个特别难走的路。”

个性化的技术创新

申音在《创业家》任职执行主编期间,有过一篇流传极广的稿件,题为《被人为割裂的中国互联网》,他在文中描写了两个风格迥异的中国创业者,虽以姓氏首字母指代进行模糊处理,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很快人们就已知道,那个海归派的天才聪明人“W”是王兴,而另一个为富士康工人做App分发赚得盆满钵满的草根“L”就是如今荔枝FM的创始人赖奕龙。

“我曾经突发奇想,如果把W和L对调位置,情况会不一样吗?他们会更理解各自商业的长短吗?后来想想觉得这事不太可能。”在这篇写于2010年的文章里,有着这么一段自问自答,但是万没想到竟能一语成谶——那个始终很酷的王兴做成了美团,带着庞大的地推团队整天去和电影院、酒店、餐馆和桑拿馆打交道,而赖奕龙离开农民工群体,把毕生心力全都倾注于一个与苹果Podcast相似的音频产品上,并且成为中美航空网络里的一名常客。

刚刚于8月初面世的荔枝FM3.0新版,对于赖奕龙甚至是整个团队来说,绝对不是一次普通意义上的产品迭代更新。

新版中,一个讲粤语的用户与一个不讲粤语的用户,其界面可能是大相径庭的;而荔枝FM上主流的嘻哈、摇滚、二次元、广播剧等年轻人偏好的内容,也会因人而异地呈现出千人千面的组合形式。

这正是赖奕龙想要追求的——经过个性化技术创新,采用大数据分析用户需求,推送相应声音内容。

长久以来,近百万的播客基数,是荔枝FM有别于同类产品的根本区别。而荔枝FM目前的确汇聚了个性化相当突出的长尾音频内容,如何从产品层面加大这些电台的曝光概率,让那些讲述航班故事的空姐、分享IBM培训课件的讲师、销售本地土特产的商人、传授GRE学习技巧的老师、直播宿舍夜谈会的女大学生、专门安利冷门电影的白领等,都能够匹配到潜在的关注者眼前,是3.0新版被寄予的厚望。

“公司内部先后成立了两支数据团队,但是做出来的东西还是有限,我前段时间去找Facebook的工程师,想从那里找到精通大数据的人才,荔枝FM每天几十TB的数据,必须要有一个能够机器学习的算法。”在公司的内部RTX系统,赖奕龙的分组是“产品团队”,他的工位也设在了产品部门的一角。今年以来他向硅谷跑得很勤,很多撬不动的工程师也会挂职顾问,帮他克服技术难题。

迄今为止,荔枝FM的运营岗位数量都极其有限,在赖奕龙看来,上百万电台是不可能通过运营去人工分发的,但是用户又显然没有能力逐个筛选获取最匹配自己口味的主播,这个矛盾一定要通过技术方式解决。

“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每个人的审美都是独立的,他不需要去参考别人的喜恶,而是应当具备多元性和包容性的特点,然后产品最需要做的,只是完成配对工作”,赖奕龙举例,有一个电台叫做“人在北京”,在并未获得广泛推荐的情况下,凭借算法推荐自然获得了两万多名听众,且与主播之间的社交黏性极高,这就代表了荔枝FM的理想设计。

前段时间,赖奕龙跑去深圳见了蜻蜓FM的杨廷皓和考拉FM的俞清木,沟通之后发现各自重叠的地方并不多,且在冲突方面“应该不会再有了”。赖奕龙坚信,互联网世界的走向是分众的,人们所热爱的不会变得趋同。

未来24个月,是荔枝FM的创始团队给自己预留的向跑道尽头冲刺的时间,在他们看来,这将是检验行业方向正确与否的大限。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帐号:techread

星期三, 08月 12th, 2015 未分类 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