阑夕的互联网手册

文/阑夕

整整15年前，陌生人社交的鼻祖——交友社区HOT or NOT在美国上线并风靡， 一种前所未有的、简单直观的、甚至满足大家品头论足欲望的玩法，在之后的若干年，持续不断地让全球的社交创造者们趋之若鹜。

2003年，马克·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创建Facemash（即Facebook的前身），黑掉了大学数据库，获得了本校全部女学生的照片，一夜间所有学生都在疯狂评价谁更“Hot”——其实就是一个校园版的HOT or NOT。

更加鲜为人知的是，陈士骏在最初创立YouTube的时候，也曾试图将YouTube做成一个影视版的HOT or NOT，但无奈创始团队全是宅男，实在没办法找到足够美女资源，只好转型做了视频分享。

坦率的讲，作为PC时代的历史遗物，HOT or NOT的模式是个双刃剑，一方面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一方面却没有太大的想象空间。

所以，当移动版的HOT or NOT——Tinder横空出世的时候，被认为是“重新定义了整个陌生人社交”。Tinder的简洁明快、效率至上等风格以及颠覆性的LBS场景，在美国和欧洲引发了一场新的社交革命。

而过去一两年间，Tinder在中国的学徒数量的与日俱增，随着陌陌上市对整个行业的刺激，这些本土化的Tinder们很快陷入了弱肉强食的生存竞赛。

靠近、火花、撩菜撩汤、某某……在过把瘾就死的名单上，不乏一度引起热议的名字或是团队，但是大多数的Tinder学徒，都消亡于缺少增长的沉默当中。就像《饥饿游戏》所预示的剧情那样，在丛林里幸存下来的，将获得唯一的巨额奖金。

笔者此次专访的“探探”，也是众多逐鹿者之一，上线1年在北上广已经颇具规模，还被彭博周刊称作“中国版Tinder”。

二次创业，踩着时尚的肩膀做社交

截止到2015年7月，探探的DAU超过50万，配对总数达到1亿次，刚刚完成了B轮融资。在创业之前，两名创始人都在瑞典过着悠闲的生活，一个在普华永道工作，一个是爱立信的研发工程师。

探探并不是王宇和潘滢的第一个创业项目，2007年两人辞职回国，共同创办了P1社区，一个以时尚和街拍为主题的垂直社区，成长迅速，但是天花板也相对很低。“时尚在中国是一个窄众需求，我们吸引了一批质量特别高的用户，但规模上却难以取得突破。”

然而两个创始人始终都想做一个更有意思的、受众更宽泛的社交平台。在PC端的年代他们就曾想把一个“暗恋”的功能放到P1里去，让两情相悦的人彼此找到。但是为了保持时尚社区的调性没敢贸然去做，在Tinder被美国市场检验之后，两个人马上意识到，这个想法不能再等了。

虽然P1让王宇和潘滢苦苦奋斗了7年，但也正是在这7年的时间里，极大地锻炼了团队的运营能力，和对产品、用户质量的把控，让探探相异于其他同类的优势才被证明。

廉价的校园市场是一个普遍性误区

像大部分产品定位年轻用户的创业者一样， 探探最初的推广一头扎进了 高校，因为高校在地理上密度大，年轻人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热情也高。然而在把产品铺进北京、上海、四川的几十所高校之后，团队就直接掉进了第一个坑，潘滢将这个教训，称为“颜值落差”。

探探从高校获得了初期的2万名种子用户，但是“完全玩不起来”。在中国，很多公司都曾沿袭Tinder甚至包括Fcebook的发迹方法，认为校园是天然的社交孵化场景。“其实中国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在心理年龄至少差5岁，所以同样是大学生用户，中国学生的生活状态、社交方式更像是美国的高中生。大部分大一、大二的学生并不太打扮，甚至连照片都不修，让整个APP的用户质量看起来简直是“洗剪吹”风格。”

“高颜值、高互动”是潘滢提及的定律，她认为这是陌生人社交的隐形杠杆。尤其是冷启动时期，种子用户颜值过低会带来扣分效应，刺激其他用户的受惊和流失。在后台盯了两个月的惨淡数据，王宇和潘滢最终决定推倒重来。

用户纯度是这个行业的核心价值

探探启动第二轮用户推广，是从自家的P1开始。P1至今用户规模并不大，但是成分多以潮流青年为主，试着从这个社区里导了1万名用户到探探，“很快，效果就立竿见影”。

“有了P1过来的种子用户，氛围和体验完全变了，App里全是颜值爆表的男女，用户的使用过程实际上会变得非常愉悦，留存率也极高”。

大家都知道颜值用户很重要，但许多Tinder机制的产品都曾抄捷径，灌一些挂着网红头像的假用户在系统里，让用户感觉美女很多，但无法促成真正的互动以及后续的聊天，甚至让用户以为自己下载了一个“单机版”。

“探探最重要的运营指标之一，就是确保用户纯度。”探探有些名声后经常被spam用户‘大举侵略’，男用户突然配对成功次数激增，特别高兴，然后说了没几句，对方就开始各种卖东西，这个时候用户整个心情就跌到冰点，对整个平台丧失信赖。

说到这里，潘滢演示了探探的庞大的监测后台，目前有一支20多人的专职团队每天7乘24对垃圾用户、内容进行清洗。“在探探上你几乎看不到假照片、不良用户，这点对氛围非常重要。我们所有审核都严格人工进行，用户上传、更新的每一张照片我们都人工看过。”

陌生人社交的阿喀琉斯之踵

“效率”是陌生人社交应用至关重要的竞争力，而成功的关键，探探创始人认为是“每天都要绞尽脑汁琢磨男用户、女用户的心理，调整两边的期待值，达到一个生态平衡。”

“比如，探探上的男性用户平均每看100张照片会喜欢60张，而女性用户平均每看100张只会喜欢6张。就跟现实生活中一样，男生更滥爱，而并女生则特别挑剔。”

如何让更多人在探探上“一见钟情”，展示的算法王宇至少调整了上千次，“现在每天登陆的用户中，65%都能得到配对，体验还是相当不错的。”

“当然用户的需求千奇百怪，甚至曾有女用户写邮件质问“为什么我看到的男生都是小眼睛，你们的算法是怎么算的！”一类的问题，让人哭笑不得。”

不过，在解决匹配问题之后，探探仍然需要优化聊天技巧，这同样是中国市场不同于美国文化之处。

探探的统计数据当中，“四句死”的几率是最高的，“因为大部分男性用户，其实是不会聊天的。在配对成功之后，超过50%的两人聊了四句就聊不下去了”，所以两个创始人会用一些本土思维改造产品功能。比如“真心话大冒险”，意在直接制造一个双方都很熟悉的对话场景，来帮助交流；再比如“聊天必备秘笈”，会手把手教男用户如何在女生的照片中寻找线索聊天。

在不断梳理男女用户的需求中，也会发现一些天然的两性矛盾。

“比如男性用户有时会说些冒犯女性用户的话，是被直男癌的思维教坏了，女性用户就会非常不爽。而在探探上，让女用户体验好是最重要的。系统制定了很多特殊规则，比如男用户说错话、被举报都会扣分：相反男用户会聊天、没举报就会加分。分数高的男用户在算法里会往前排，几乎是一个“暖男养成游戏”。

潘滢承认，探探从设计到运营都比较偏向于女性视角，“探探现在看来更像是一款为女性打造的社交产品，因为其实男性用户基本不用去服务，只要这里女生多，对他们而言就是最好的服务了”。

另外，潘莹对中国侧重于保守立场的社会舆论抱有警惕，她认为诸如“约炮神器”等媒体主动将网络社交行为污名化的动作，对整个行业打击性非常强，“比如现在一个年轻女孩子可能不太愿意公开的说我用陌陌这类应用，因为害怕身边的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她”，潘滢指出，这种观念性的冲突会给陌生人社交挂上一定分量的负资产，需要这个行业的所有创业者共同承受。

这种困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前段时间被媒体热炒的“专车司机强奸女乘客”的醉翁之意。“当我们还在用QQ认识新的朋友时，媒体生造出来的‘网恋’这个词语的负面意思也非常强，但是时间证明了究竟哪一边才是对的”，潘滢坚信，中国的“90后”以及更远的年轻族群，在生活方式上断然会与西方接轨，而不是被拉回中国的传统一面，因为追求自由是基础的人性，与国家和文化没有任何关系。

以及……

看上去，探探坐拥风光无限好的前景，但是所有的畅想，似乎又都牵系于Tinder一切顺利这一前提之上。匿名社交Secret的功亏一篑，更是给中国互联网分奏响了警钟：像素级拷贝美国的先驱产品并不是没有任何风险，当山寨对象轰然倒塌，也就很难解释自己为何能够死地后生。

就连Tinder本身，也经历了创始人遭到资方不信任危机而被空降的职业经理人所取代的商战故事。

简而言之，尽管美国科技媒体当初在介绍陌陌时也使用的是“中国版的Tinder”这个便于理解的定义，不过，在Tinder的坚硬外壳之下，包括探探在内的诸多后来者，或许还应考虑脱壳之后如何续写新的独立篇章。

对了，Tinder的联合创始人之一Justin Mateen之所以遭到驱逐，就是因为他对公司的女同事进行性骚扰，堪称应景。

文 | 阑夕

2015年初，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对外表示，互联网公司的“专车”服务变相为乘客提供黑车。借助手机软件从事非法运营的车辆，一旦被核实从事非法运营，将按高限处罚（罚款2万元）。

上周周末，北京市委宣传部旗下的《京华时报》再度投射炮弹，称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已查处私家车、租赁车2147辆，其中“滴滴专车”1211辆，罚款2400多万元。

此外还组织了互联网专车的“四大罪状”，其中“罪状”之一被归纳为“发布广告”，真是令人费解。

（“四大罪状”：涉嫌违法组织客运经营、逃漏税、违规发送商业性短信息和发布广告等）

费时大半年，围绕甚嚣尘上专车争议，其实已无多少剩余盲区，万物归宗，全都聚于一个“法”字。根据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轨迹，经济领域的立法精神总体而言仍然遵循罗马法的复兴，用法学家江平的话来说，市场经济的法律“是由意志本位到规律本位的回归”。

换而言之，它强调的是权利主张，而非管理主张，比如“投机倒把罪”的废除就极具代表性，属于法制无法适应经济发展而让位于后者的案例。

北京交通部门的理由相当“政治正确”，其称北京作为特大型城市，公交优先是交通发展的根本战略，而出租车（这里指的是广义上的租赁车辆，包括专车）对道路资源的占用过高，需要控制比例。

早在2011年，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就指出北京的公共交通网络存在关键性的弊病，其不堪重负的效率配置导致平均出行速度仅为私家车的40%，时间浪费的损失总量不容小觑。同时，公共交通的连年亏损，造成巨额补贴的持续投入，最终通过涨价逼走经济承受能力最弱的乘客群体，也谈不上战略合理。

同时，“打车难”亦是困扰北京多年的社会议题，高峰时期，乘客无论是打不到车还是遭遇拒载，都是相当恶劣的体验，而出租车司机一边苦于居高不下的“份子钱”，一边抵触出租车总量的扩容。

互联网专车之所以能够以一个纯商业产品的面貌而得到众多坚定不移的拥戴声音，并非人们热衷于践踏法律，而是“共享经济”确实解决了资源匹配的问题，人们亦无理由同情一份与公共利益站在对立面上的法律条款。

与Uber在西方不少国家的情况的细微区别在于——欧洲民主选举制度以工会势力为重要票仓，政府迫于工会压力而对Uber颇有微辞，却又很难“一刀切”的得罪同样也是选民的Uber拥趸——北京交通部门表态“正在深入研究出租车行业改革的相关举措”，实际上仍是无法舍弃牌照背后的寻租空间。

1992年，北京开放不必挂靠于出租车公司的个人经营牌照，不过短短两年之后，这个渠道就被重新禁止，暂停审批直到今天。仗着垄断稀缺资源，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每个月坐收4亿余“份子钱”，但是根据2年前的听证会，出租车公司的企业利润仅为3%，管理成本之剧，让人难以相信这个行业的健康型。

事实上，2012年国务院就已提出政府应要退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若是政府难以遏制权力膨胀的惯性，只会让“互联网+”成为一句空话。

时至今日，互联网专车在经历了“非法”的野蛮生长之后，它的可行性和风险性都已受到充分检验，那些殚精竭虑的忧虑并未成真，专车就是一个更为灵巧和自由满足供需关系的交通商品，它不见得更加安全，但也绝对不更为危险。

除了合法性的问题之外，关于监管、税收等事项，皆可通过与提供专车服务的互联网公司共同完成，于情于理，都不应使用最无赖、最官僚的“封杀权”。

就像淘宝刚刚问世的时期，公众讶异于“没有经营许可证怎么能够做生意”，媒体亦煽动这种网络摊贩会让实体行业血流成河。如今，人们早已习惯享受电子商务的便利，而商业地产一路攀升，亦找到了与网络共存乃至合作共赢的契机。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如果不让这个生态系统主动消化创新，那么创新本身便会远去，并使全民承担蒙昧的代价。

开放专车市场，真的不会天下大乱。而一味阻止发展趋势的做法，反而可能成为历史的耻辱柱。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帐号：techread

文 | 阑夕

NASA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缩写，它创建于美苏冷战期间，由军人出身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主导改组成立，是二十世纪下半叶那场恢宏史诗般的的太空竞赛的绝对主角。

由于“Kepler-452b”的发现，NASA再度成为全球媒体关心的焦点，在应用科学风光无限、理论科学陷入沉寂的今天，除了NASA，恐怕也只有CERN（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对于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启用风波，才能重拾公众对于“人类将会何去何从”的哲学注意。

事实上，受战后政局的因素影响，NASA在和平时期的生存空间日趋紧张，虽不至关门大吉的程度，却让受雇于NASA的顶尖科学家们越来越开始担忧自己是否会无力支付住房贷款。2013年，NASA现役3架航天飞机全部退役，更早时候，奥巴马亦签署总统预算案，取消了成本高昂的旨在重返月球的“星座”项目，民主党并没有延续小布什总统承诺的年度7%预算增长。

当然，这并不是说NASA被迫卷入政治斗争，而是美国民众用选票表达了他们对于税款用途的指导意见，这再也不是那个艾森豪威尔能够带着一票卡学家在新墨西哥州开发适用于火炮发射的原子弹的时代了，来自战争的威胁既会导致科技水平跳跃发展，也使民众逐渐反感扣在爱国主义这顶帽子底下的穷兵黜武。

当“奋进号”航天飞机退役时（上图），前来送行的洛杉矶民众几乎都是有着白发的中年人，美国数个“太空镇”也承受了上万人失业的阵痛。专业热度下滑，不可避免的也削弱了民间团体的兴趣，连“UFO”这种建立于伪科学之上的话题也不再受到追捧。另外，在有着“工业集体化”历史的中国和俄罗斯，不乏声音怀念那个经济窘困却能因领袖的一时兴起而发动全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年代。

缺少国家财政的支持，NASA近年以来不得不寻求各种路径的商业合作，用以筹款以及维持近地运输能力，明星商人埃隆·马斯克的SpaceX就是其中之一。

只是，商业项目对于回报的重视，与科研机构雄心勃勃的理想情怀，总会存在相悖的情况。由于变相鼓励商业公司介入空间领域，NASA需要抽出不少人力，去配合合作伙伴完成诸如“如何更快的开发服务于富豪阶层的太空旅行线路”等项目，却在“发射红外线太空望远镜用以监测小行星避免地球危机”这类议题上孤掌难鸣。

有趣的是，并不隶属于主流科学行业的科幻作家反而是感触最深的群体。中国最为炙手可热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就明确表示过他对“太空歌剧”的迷恋，他毫不掩饰发达国家用低成本的无人探测取代载人航天事业的失望，“谁能说清楚阿波罗除了带回来两吨月球的石头，到底有多大的经济效益？我们现在甚至比哥伦布要有利得多，要探测的新世界抬头就能看到，但是现在没有人来出这笔钱。”

当《海底两万里》被《饥饿游戏》的锋芒完全掩盖，美国的科幻作家发现“反乌托邦”的阅读市场已经到来，现实主义驱动人们不再迷恋科学的正向创造，人们担忧污染、转基因、核战争、传染疾病等未来隐患，不再兴致勃勃的讨论会飞的汽车、机器人管家或是火星殖民计划。

就连电影市场也敏锐反馈到了这种变化。二十年前，《未来水世界》票房惨败，苛刻的评论家表示这部建立在海水淹没地球的背景之下的影片简直就像是“一场诅咒”。二十年后，《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名利双收，人们已经不再惧怕一个资源短缺、适者生存的未来，它的合理性亦被广泛接受。所以，《星际穿越》的设定倒是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了NASA工程师的共鸣，在那个故事里，当生存危机逼近人类，各国政府纷纷撤销与农业无关的教育专业，NASA更是首批遭到放弃的职能机构。

美国财政历史数字显示，1965年，NASA获得了4.3%的联邦拨款支持，五十年后，这个占比萎缩到了0.5%，而且还将继续走低。

KhalidRafiq为NASA工作了20年，当他所在的部门因为预算无力“顾及”而被告裁减时，他发现自己无法在社会上找到适合自己技能的工作。因为距离领取退休金还有相当长的一段岁月，迫于生计，他开起了出租车，常有乘客惊讶于前排这名有着EEPHD学位的司机。

无论是传回冥王星高清照片的新视野号探测器，还是发现“另一个地球”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这些项目的起点，均源自制订于本世纪初的计划，并在成果产生之前饱受诟病。为了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NASA也开始被迫扮演“标题党”的角色，动辄“搞出一个大新闻”，将激烈的质疑勉强替换为揶揄的吐槽，委实坚忍。

知乎上有人指出，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的团队领导比尔·博鲁茨基刚刚退休，他在1992年提出这项方案，直到2009年，足足磨了17年——这几乎消耗了他在NASA供职时光的1/3——才将人类投向宇宙的视线从部署到了太阳轨道上。根据NASA的说明，“Kepler-452b”是在2013年就已经探测到的一批行星之一，在同一年，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坏掉了它的第二个反作用轮，而NASA则在反复讨论之后表示无力修复，于是，“Kepler-452b”也很有可能是NASA数十年内寻找类地行星的最后成果。

NASA同时也必须面临“拆东墙、补西墙”的境况，今年年初，美国政府里负责对接NASA的参议员特德·克鲁兹被人挂到了著名的“白宫情愿”网站上，有人要求这个“不懂科学的政客”退出NASA项目，因为特德·克鲁兹提议NASA放弃对于地球大气的研究，将资金用于火星、木卫二以及太空领域。美国人有理由反对这种“舍近求远”的主张，尤其是在地震、干旱和飓风等气候问题仍在对美国公民的生活造成损害的当下，将美钞换成发向外太空的各种探测器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说服力。

问题在于，既不提高预算上限，又不允许重新分配，NASA承担的使命也就愈加尴尬，公众寄望于NASA成为一个“有用”的机构，而“有用”的定义通常又落于衡量它“能否创造福祉”的标准上，这让NASA总是忙于自证清白，不定期的召开各种发布会，将那些千里之行里的跬步设法放大，解释这项事业的意义。

每到这种时刻，我总会想起1970年，赞比亚——这是非洲一个兵荒马乱的穷苦国家——的一名修女玛丽·尤肯达写信给NASA这件事情。善良的修女无法理解，地球上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忍受饥饿煎熬，为什么美国还要耗费数十亿美元尝试把人送到宇宙里去？

NASA的一名科学家恩斯特·史都林格给她回信，全文如下：

随信一并寄出的，还有当时新鲜出炉的、由阿波罗8号在月球轨道拍摄的第一张地球照片，也就是你所看到的本文题图，美国天文学家将之称为“一粒悬于阳光底下的蔚蓝微尘”，而乔布斯的人生格言“StayHungry，StayFoolish”也源于此。

NASA同时具备普罗米修斯和西西弗斯两种戏剧人物的悲剧色彩。它不断试探人类文明的极限，又始终难以摆脱徒劳无功的评价。它的兴盛伴随着世界最为苦难和紧张的岁月，走下神坛的幕后则是日益富足的经济和权利意识。无神论者借它之手捍卫主张，虔诚的信徒反而更加敬畏未知。

你要知道的是，NASA从不亏欠这个星球。今时今日，我们听惯了太多说教平凡生命也闪光的鸡汤，却很少再给真正的壮举致以全情投入的敬意。NASA的存在，就仿佛灯塔一般充满信念的提示人类：尽自己所能，伟大的活着。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帐号：techread

文/阑夕

7月的第一天，腾讯与NBA的合作正式生效，这次的转播权与以往不同，具有排他性的独占色彩，从此之后，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只能通过腾讯观看线上的NBA直播，这对其他志在冲击体育概念的科技公司是一次致命打击。

历史上，对于门户网站而言，体育频道向来都是流量入口，其经营业绩和版权内容的采购密切相关，只要投入捉襟见肘，变现压力便会骤升。

曾听在某门户服役多年的一名老员工讲过一件趣事：每每轮到奥运年，该门户的多个副总裁便竞相抢夺体育频道的指挥权，而在普通年份，体育频道则又成为一枚烫手山芋，高管们均避而远之。

由于“内容权益批发”的传统规则固若金汤，体育行业也是在互联网的冲击之下相对局势最为安稳的一个行业，就像礁石沉默留守远处，目送流水带着落叶远去。

从1989年时任NBA总裁的大卫·斯特恩孤身到访中国推销NBA的录像带，直到姚明登陆NBA的那几年，NBA已经逆袭成为央视渴求的优质内容。

由于传统电视媒体的营收来源单一（通常重度依赖插播式广告），所以CCTV-5一度是按场次向NBA购买转播权，价格敏感度较高。所以，网媒的入侵显得顺天应人，当2011年NBA发生停摆事件时，趁着央视减少播放场次的机会，包括新浪在内的多家网媒开始尝试高清在线转播NBA比赛，逐渐将用户从电视屏前拉至电脑屏前。

2015年，腾讯上演虎口夺食的戏码，拿下NBA在中国的网络独播权——排他性的独占全部比赛场次，引起行业一片惊诧——则为新媒体与NBA的合作开启了新的想象空间。

几家欢喜几家愁，新浪连续经受总编辑陈彤离职、丢失NBA转播权等事件，毫无疑问打击巨大，昔日体育领域龙头老大的地位也很难二度拾回，腾讯身为新贵，借着“高投入、高价值”的策略，成功满足了NBA日益膨胀的胃口，也把自己逼上梁山，投入越高，意味着回报压力越大，复制门户的历史玩法已不可能。

腾讯首先做的，是利用前所未有的超过1500场NBA赛事资源，推出全场直播，一年下来，平均每天都不间断的有3-5场比赛视频直播，这种广度，远超以往的央媒加上网媒的总和。

在这一基础上，据说腾讯还会以球队为单位拆出单支球队的直播包，让那些对某一支球队有着铁杆用户情感的球迷直接订阅直播包，颠覆从前无法自主“点菜”、需要看央媒和网媒“心情”的体验。

再者，腾讯本次充分利用多路信号的优势，将观赛视角的控制权交给用户，后者可以自由切换场内的所有摄像头机位，以“上帝视角”观赛，这既是一次技术上的突破，也是一次互联网改造传统单向收看习惯的冒险尝试。

以及本次授权协议还包括NBA的大量历史内容，腾讯已经在NBA开打之前进行高调预热，目前已经透露出来的两个栏目，其一是“NBA巅峰之战全回放”，由腾讯体育在暑期每天重播一场NBA珍藏比赛，重温经典之战，其二是“NBA神迹”，将罗德曼、乔丹、麦格·雷迪等有着传奇故事的球星身影重现，回顾伟大时刻。

不难看出，腾讯体育的野心，始于NBA，却并不止于NBA。

腾讯自身的产品线足够丰富，亦是它敢于重金砸向版权的一个前提，即所谓的“全媒体”战略。腾讯坐拥微信和QQ两大用户入口，除了流量交换之外，还能实现跨场景的互动，包括NBA2KOnline在网游资源，皆可形成共振。其实NBA早已跳脱垂直体育的范畴、渐成一种流行文化，这和腾讯的主力年轻用户的气质有着共通之处，如果腾讯体育能够充分利用NBA及未来更多赛事的授权，创造多个产品之外的衍生价值，属于这个互联网巨头品牌的体育时代，才更加精彩。

基于腾讯体育对版权采购上的理性判断，未来除了NBA之外，奥运会、世界杯、欧冠联赛甚至F1，可能都会纳入腾讯的考量范围之内。这种策略，亦是检验版权变现的一种尝试，如能走通，无论是对版权方还是购买方，都是双赢的结果。

包括央视在内的各家竞争对手无疑压力倍增，因为在这个行业，是没有所谓“产品忠诚度”的，球迷只在乎能够在哪里看到比赛，布局再好，没有播放入口，一切都会付诸东流。

“腾讯体育”牌的NBA，唯一的欠缺——或者说隐忧——可能还是烫金帷幕之后的人力班底，即代表专业风格的解说团队。或许，腾讯可以适时开放解说入口，模仿YY的模式让普通网友也能加入解说队伍、开设比赛房间帮助腾讯吸引追求个性化和偶像化的用户，并享受打赏等自媒体经济收入。但是，普遍性的球迷，仍然希望与他们发生互动的解说有着足够的水准，而非卖萌打岔的人偶。

之前的那些年，新浪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不错，腾讯体育接棒以后，如能青出于蓝，便可真正海阔天空。

文/阑夕

当北京的互联网公司都在追求“海报级”的PPT设计风格，大众点评的CEO张涛前天在上海对着五页高校学生水平的PPT，为这家已有十二年历史的企业赋予了全新的战略使命，即在新闻通稿里被浓墨重彩的“O2O2.0”——或者，用更加贴切的定义来讲，它是一种旨在共生和互利的商业文明。

尽管大众点评也是“千团大战”的残存胜者之一，但是张涛毫不掩饰他对团购这种业务模式的“爱恨交加”，其中固然有着与团购市场最大赢家美团的竞争关系作祟，但是作为Yelp的一面镜子——事实上，大众点评的成立时间要遭遇Yelp一年，这是极少出现的中美齐驱并进却又不涉及到抄袭拷贝行为的案例——大众点评深知它所积淀下来的那些数据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历史上，大众点评少有的几次攻击倾向，均出自竞品“搬运”点评内容的行为，用张涛的话来讲，“我们一切都是围绕着商家品牌与消费决策来加固壁垒。”

而大众点评始于其自身现状而掀起“去团购化”运动的合理逻辑在于，团购本身就像一柄势大力沉的钝刀，粗暴的切开了O2O行业的第一道豁口，它逼迫商家接受新的游戏规则，却无意收拾那些在定价策略遭到颠覆之后变得无所适从的烂摊子。这种将流量汇聚于团购单页而非商户主页的引流玩法，十分不利于大众点评的发展节奏，张涛认为，如若跟随“唯交易至上”的行业风向，所有人都会一起栽进竭泽而渔的坑里。

同时，根据CNNIC的统计，中国团购用户的增速已经重新低于网购用户的增速，每单位新投入带来的开团数、团单价与售出单数增速降低，边际收益跌入负增长空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众点评的公司总部会越来越小，我们不断的把垂直行业用事业部的形式给分出去，不仅自负盈亏、内部结算，还要扎根全产业链，改造低效和冗余的地方。”张涛本次出席大众点评战略沟通会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为公司新成立的“丽人事业部”站台。

可以清晰看出，大众点评正在通过部署“岛链”——基于多个群岛（垂直行业）之间的协同作战体系，产生纵深的屏障式防御效果——封锁竞争对手的扩张空间，同时它又有意遏制牺牲巨大的战术投入，将有生力量释放到局势尚不明朗的腹地，或建立或扶植足以竖壁清野的常规军备。

因此，如何将“开放”与“闭环”合二为一，成为张涛苦心思考的课题，前者是扩张品类的前置条件，自己做不了的，要接入合格的解决方案共同分羹，后者属于必须确保的核心利益，不甘沦为信息中介的角色。

理解了这种矛盾与统一的辩证思维，便能够读懂张涛和他的大众点评究竟想要怎样构筑中国互联网前所未有的“一站式生活服务平台”。

“两道防线”、“三驾马车”

“我们的业务战略一直坚持信息决策线、交易与服务线双轨发展，这两条线缺一不可。”张涛认为，这种基因上的巨大差异，终致大众点评察觉自己其实并不身处那个被资本和舆论推往的点错了科技树的角斗场。

他说：“交易对于财务数字的驱动十分强劲，以促成交易为目的，会让生活服务这个概念变得狭窄，团购网站关注的电影、酒店、外卖这些行业，共同的特性都是高频，高频业务又多为具有价格敏感属性的标品，这会造成多线作战的巨大压力，而补贴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门槛’的。”

于是，张涛主导大众点评积极进入那些更加适应消费升级趋势、重决策而高品质的生活服务领域，在他看来，这些领域门槛之高，连在线上耕耘多年的大众点评都要付出极大成本——“我们在结婚行业做了很多年，但是一旦继续深入下去，我们发现还是不及自己想象中理解的那么深，一旦理解差了，战略、产品、打法都会出错”——受此影响，大众点评在一些低频行业罕见规模做大且能造成阻碍的竞争势力，像河狸家这种新兴创业公司，反倒热衷于和大众点评进行合作。

“从收入来讲，餐饮、结婚和丽人，是大众点评的‘三驾马车’。”张涛表示，用高频服务的剩余流量拉动低频服务的触客，是大众点评的操作策略之一。他瞄准低频服务独立封装App的可能性和胜算有限——“用户很难为了一个低频需求让一款App长期逗留在手机里”——尤其是那些重度依赖“技师”的人对人服务项目，唯有平台模式才能实现可持续输送客流的生态。

“丽人”是大众点评的内部称谓，也是其于2010年整合垂直行业时沿用至今的频道名称，媒体更加熟悉的是“美业”，用户以女性为主，无论是电商还是O2O，“她经济”都是炙手可热的消费爆点，其商业价值不言而喻。

除了这“三驾马车”之外，张涛亦表达了他的谨慎与理性，对于那些推动力较弱的行业，大众点评也不会强行上马。“外卖涉及很多复杂的流程，所以我们以投资的方式接入合作伙伴饿了么，电影如果要往上走就要介入制片和发行环节，互联网公司的话语权其实还不够强，包括酒店旅游，这里已经有携程、去哪儿两家上市公司了，你要想着把他们颠覆到还是非常困难的。”

“提供Android系统的收银机”

与线下商户的亲密关系，一向是大众点评引以为傲的优势。

按照张涛的观点，这是是否利益共生的问题，大众点评希望商户能够重视品牌运营，其中既有“顾客打分”这种兼具糖与鞭子的激励机制，也不乏将销售人员的职责增加“营销策划顾问”的示好举措。

换句话说，大众点评尽力帮助商户优化它的主页，商户评分越高，排名位置越好，对于用户决策的影响也就越大，而托管方大众点评同时也享受到了买卖双方的依赖性，捍卫了自身消费入口的地位。

近两年来，大众点评投资了多家ERP公司，这是张涛试图改造商户传统模型的更远图谋，他将这种尝试必做“用一台Android系统的收银机去替换那些通常只能做一件事情的收银机”。由于大众点评已经开始嵌入商户的预订、叫号、交易等环节，它必须面对这里面混乱不堪、各自为战的ERP现状。

以一家具有“互联网思维”的餐馆为例，它的收银台往往需要一台甚至多台电脑作为终端，同时运行各个互联网公司对接业务的软件，偶尔还会摊上“美团外卖强杀竞品进程”这种超出处理能力的不兼容事件，无论是对员工的效率拖宕，还是汇总各家信息时的复杂程度，都是体验极差的表现。

张涛希望大众点评可以扮演一个推动整合的角色，让订单数据至少能够互通，降低商户的转型成本。这套思路，对于大众点评而言，值得发力之处，是向产业链上游试探，“比如金融，其实很简单，商户需要资金扩大规模，与其去银行磨贷款，不如我们就直接给它贷了，我们有它的全部经营数据，清楚它的健康情况和还款能力，这个事情很容易就可以做。”

一个月前，大众点评还和红杉资本一起参与了一家餐饮供应链采购商“链农”的B轮投资——这是又一个号称要做中国版Sysco的创业公司——张涛表示，只要在每个环节里稍微帮助商户改善一点点，累积起来，就是难以想象的巨大收益，对商家、对大众点评、对整个行业都是百利而无一害。

“现在是1942年，离1945年还有段距离”

客观的讲，大众点评必须面对它的“三驾马车”分别跑在不同跑道上的事实。

根据张涛所言，餐饮作为大众点评立足之本，目前已在三四线城市渗透较快，但是结婚和丽人两类，基本上还是要回到一二线城市拓展。而像美团这类主要对手，正在疯狂烧钱加大三四线城市的市场份额和交易规模，尤其是当美团同样祭出“吃喝玩乐好帮手”的宣传文案，势必会给大众点评的用户辨识度造成影响。

2015年的交易额年度目标，大众点评是700亿，美团是1000亿，都是压在业务部门头顶相当沉重的压力。

大众点评由于偏爱导流的广告模式——这是由平台性质决定的，今年上半年，交易收入在大众点评总体收入里的占比，由去年的60%下降到了40%，张涛表示“乐见其成”——所以吸金速度恐怕难以媲美美团简单粗暴的见效。张涛笑称，大众点评在内部用了抗日战争的年表，今年才到1942年，距离胜利还有3年时间，这3年的时间，就看谁能够做出最深的门槛。

这和不少媒体大加渲染的“O2O决胜年”，似乎有些不搭调。

张涛认为，O2O市场可能不会轻易的“干净”下来，因为“盘子实在太大”，不仅巨头可以切进来，每个垂直行业都会同时存活一些小的玩家。另外，相比一天比一天火热的到家服务，张涛并不过于发烧，他认为到家服务不是效率最优的路径，“比如一个厨师，他在餐馆烧菜的效率，肯定比他去用户家里下厨的效率要高很多倍，所以我们偏重到店体验，到家这块则是开放出来，给那些有能力做的合作伙伴来完成。”

“你要等待这个行业慢慢长大，五年前还没有多少O2O的宠物服务项目，现在多如牛毛了，国外牙科需求很强，但是中国还在酝酿，急着砸钱，除了给投资人证明之外，不靠谱。”最后，张涛利落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以及……

在漫长的岁月里，大众点评拖死过很多竞争对手，其中也有像口碑网这样背靠巨头死而复生的变量型玩家，围绕着它的收购与上市传闻交替出现、真假莫辨，连张涛自己也感慨“人言可畏”。

移动互联网、团购、O2O……历次环境变革，都让大众点评这家公司变得更加稀缺和值钱，虽然张涛曾经提出的“Yelp+Groupon+Opentable+Tripadvisor”模型已经有些过时，但是大众点评在左右中国生活服务未来演进的能力上却日渐长进。

尽管素有“起了早床，赶了晚集”的风评，数十载春秋稍纵即逝，在盛大隐退、土豆作嫁之后，大众点评和携程、陆金所等公司一道，成为上海这座国际商业都市仅存的互联网支柱。

张涛创建大众点评的初衷，是因为刚从硅谷回到上海的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太记得那些吃喝玩乐的首选场所，而在大众点评起步之初，他手把手的将已过花甲之年的父亲教成了网站排名前10的点评达人，迄今为止，张涛还会挑选周末时间，带着太太一起去影院观赏《煎饼侠》、尝鲜新开的特色馆子，当然，围绕这场“二人世界”时间的核心工具，仍然是大众点评的App。

自己就是大众点评的深度用户，或许这才是张涛雷打不动的把这件事情做了足足十二年的真正原因。

文/阑夕

出乎秒拍团队的意料，就在他们还在与美拍在短视频领域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自己旗下孵化的一款功能型短视频应用“小咖秀”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如同脱缰骏马，在几乎没有消耗任何预算的条件下冲到了AppStore的全榜前十、娱乐榜前五，多少有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感。

“数据实在太好了，公司上下都很惊讶”，前新浪微博运营总监、现秒拍高级副总裁刘新征在电话里按捺不住兴奋，他每天都在App后台看到王珞丹、张一山等一众明星帐号玩得不亦乐乎，就像开足马力的宣传机器，吸引愈来愈多的用户驻足观望、加入体验。

AppStore的另一个数据显示，从上线到现在总计70天左右的时间里，小咖秀的评价数量达到惊人的1.2万余条，它似乎激活了一个以“90后”为主体、社交活跃度极高的年轻族群，他们的高黏性与传染性，让小咖秀在500万的用户存量下实现了超过百万的DAU，相当罕见。

小咖秀的产品初衷源于“对口型表演”的网络风尚，中国用户对此最为熟悉的记忆，或许就是一度风靡全网的“后舍男生”。这对生于1982年的同班同学当时在广州美院的宿舍里，使用30万像素的摄像头和Windows自带的MovieMaker软件进行表演录制，再用会声会影进行剪辑制作，终成中国最早一代的“网红”。

十年过去，当年轻网民不再能够识别“后舍男生”这一经典符号，后者的衣钵却被志在移动互联网的创业公司拾起，翻新成为“卖萌”及“逗逼”文化的媒介载体。

在小咖秀之前，美国有一款名为“Dubsmash”的同类应用在今年年初一夜成名，七天之内横扫德、英、法、荷等欧陆二十余国AppStore榜首，肖恩·奥普瑞、凯特·阿普顿等青年名流的纷纷加入，使得Dubsmash的作品大举侵入Instagram等社交网络，亚洲的陈意涵、罗志祥、水原希子等明星亦是Dubsmash的忠实用户。有趣的是，陈意涵在新浪微博分享的个人Dubsmash作品，使用的是秒拍作为发布渠道——因为Dubsmash本身并不提供云端储存功能，用户须将视频保存到手机本地，再上传到想要分享的平台。

或因短视频领域实在冷门，不折不扣的“现象级应用”Dubsmash尽管走红很快，却没有在中国遭到大规模的拷贝，秒拍亦是在排除了将其作为主应用的功能之一的念头，才并不匆忙的推出来中国版的小咖秀，对它的定位，也是丰富短视频形式的试水之作，与秒拍旗下的Vitamio（多媒体开发框架）、Vplayer（Android播放器）一样，组成了一个分工各异的移动视频矩阵。

小咖秀采用极简设计，内置大量经典的音乐和影视桥段作为素材，用户可以打开手机的前置摄像头，一边配合画面和字幕，一边对上嘴型进行夸张表演。由于新浪微博与秒拍公司的亲密关系，小咖秀的主要传播渠道仍是微博，除了明星之外，不少“天赋异禀”的普通网民也受益于这种表演形式，比如微博名为“穆雅斓”的四川姑娘，就因异于常人的在公共场合录制视频、与路人的“受惊”形成强烈反差，而被艺人邓超公开点名寻人，穆雅斓的微博粉丝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飙升到逾70万。

“新浪系”的产品推广基因，是小咖秀的核心竞争力，其团队从明星入手，通过他们形成示范效应，降低用户对于产品的陌生感，进而带动大规模的参与和互动，加上内容具有较强的可看性及传播性，“引爆流行”的链条就此产生。目前，小咖秀的日均原创短视频达到20万条，《胖嘟嘟》的最受欢迎的歌曲。

Dubsmash的创始人RolandGrenke自称尚未遭到来自版权方的投诉，如若发生，Dubsmash会使用“将被投诉的素材下架”的消极应对模式来处理。小咖秀在版权方面则稍好一些，包括《煎饼侠》和《虎妈猫爸》等素材都是由片方找上门来主动提供授权，对方亦是看中了短视频应用的潜在广宣价值。

另外，UGC与PGC模式孰优孰劣，一直以来都是短视频领域的争执焦点。PGC的支持者通常认为，中国没有西方的家庭录像传统，普遍欠缺镜头表现感，加上传统文化亦有排斥“哗众取宠”之嫌，所以UGC实际上是给用户设置了一道不低的门槛，也难以保证内容品质。

小咖秀之所以选择UGC，是因为其团队相信设置特定场景和剧本，能够有效消弭自拍视频的难度，尤其是当这种玩法已经成为游戏环节的一个部分，用户的恐惧或生疏感会降低到可接受的幅度之内。因此，小咖秀不会考虑引入带有编辑机制的社区等运营模块，只会强化好友关系，让用户之间形成更多的触点。

这种经验，与Dubsmash团队的总结异曲同工。Dubsmash的前身是一款名为“Starlize”的音频混录应用，上线之后几乎没有任何声响，Dubsmash的团队后来反思，用户无法容忍操作复杂的App，他们点击屏幕的次数一定要越少越好，而短视频的乐趣不在于录制过程，而是寄生于传输过程，当他们的私人网络开始有人对视频内容产生反馈和跟风，这就意味着流行的开始。

Twitter的前任CEO曾将短视频应用Vine比做Twitter“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Instagram在支持视频之后一度导致Vine受到重挫，但是包括Flipagram在内的差异产品，让短视频之“短”越来越淡化，而真正得到普及的，是将个人生活影像化这种习惯。

小咖秀的意外走红，或许也证明了在生活方式上，是没有国界分别的。

文 | 阑夕

从中国首个职业社交网站天际网算起的话，林峰已经涉足这个领域十年时间，其间培育市场的艰辛多过成功的欣喜。从初入武林打拼成一代宗师，功成身退的他，却再次带着“脉圈”以创业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中，希望自己能给中国的职业社交又一次新的开始。

这十年里，中国职业社交发生了很多变化，林峰眼看着资本从纷纷观望的谨慎变成了无处可投的尴尬。LinkedIn在中国依旧水土不服，本土的职业社交始终缺乏后起之秀，林峰找到了不得不出手的理由：“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机遇，可能是我这辈子再也看不到的，最后还剩5年左右的洗牌期，就会在各个路口都出现卡位的巨头，所以成败都会出现在这5年时间里。”

在这种思路中脉圈的动作很快，立项至今半年时间，林峰跑完了天使和千万级的SEED，二十余人的团队也初具规模。林峰把这次创业看做是自己最后一次创业，更看做是自己多年积累的总爆发。

长拳 vs 太极

林峰的经验和阅历，在创业者中并不多见。VC在与他接触时，也会对他那份近乎于超脱的从容有几分惊讶，说不像其他的创业者那样有种鼓着绷着跟人玩命儿的狠劲儿。林峰则依然是不紧不慢的和对方打比喻，称之为长拳和太极的差异，“长拳入门容易，招式也舒展刚猛，有天赋的年轻人，学个一年半载，就能打出几分样子。好看是好看了，内里还是欠缺了不少”。林峰认为，自己再次创业，应该是要走太极的路数，每一个动作出去，背后都是积累。柔中带刚，收放自如，才是行走职业社交“武林”的正确打法。

显然，以林峰的经历而言，他是有资格说这番话的。

早在鸿蒙初辟的2000年，林峰就在中国尝试了初次创业，方向是个人主页。这在当时是最容易理解的互联网产品。那时，坐拥“互联网概念第一股”的雅虎刚刚斥资40亿美元收购全美最大的个人主页托管商GeoCities，中国的网易、Chinaren也都推出免费的个人主页服务用以争取用户，这种趋势让林峰精神振奋。

林峰创办的Q点网起速很快，6个月之后，用户注册量就已跻身全国第一梯队，林峰还设法引入唱片公司，将在线音乐和个人主页结合起来，在线下赞助了大量的演唱会，“从网下带动网上”。

然而Q点网生不逢时，互联网泡沫让全球的科技行业都弥漫着绝望的气息。Q点网的竞争对手Chinaren见势不妙，也很快作价卖给了留有现金储备过冬的搜狐。林峰的骨干团队出身斯坦福大学、麻生理工大学，其中还有美国重量级搜索引擎Excite的联合创始人，在气质上充满骄傲。带着这样一群人，去恳求收购，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启齿的一件事情。“当时唯一想卖给的，还是雅虎，但是雅虎也受到资本波及，国际团队突然都被撤了，最后想来想去，还是把公司直接关闭了”，而林峰也有些意兴阑珊，回到美国“闭关”。

回到美国的日子里，林峰去了苹果，但骨子里仍想出山创业，加上行业很快回暖，他又开始观察市场风向。2004年，林峰筹划创办了天际网，他算是中国职业社交的鼻祖。在天际网，林峰采用了“封闭性邀约”模式，在获取到第一批来自清华、北大的种子用户之后一直保持着精英社交的路线。这个网站承载了林峰对中国职业社交的初期梦想，“中国互联网的虚拟属性太重，每个人都在网络上匿名扮演新的人格，我在天际网花了很多经历和工夫去做用户的教育，但其实连业内对职业社交都还没有清晰的概念。”

最终天际网达成了中国职业社交领域里唯一的收购案，跟随法国Viadeo集团上市。“中国第一批做职业社交的，除了天际网，就没有Exit的了”，林峰表示，这段时间内最大的成就，是自己率先向中国市场灌输的职业社交概念，终于不再是空中楼阁，身为这个行业的先行者，他功成身退。

创投天平的两端

2012年，林峰为天际网找到新的CEO，自己退休，做起了天使投资。从创业者的身份走到天平的另一端之后，生活突然变得安逸下来，然而林峰却并不满足。“其实从天际网离开的时候，就不断有人邀请我创业，我都拒绝了，我也和太太说好，不再陷入创业那种状态”，林峰表示，做投资的日子相对舒适，社会地位、家庭生活、财富自由也都有了，但就是觉得差了那么一口气，也不甘愿浪费了十多年来燃烧过的小宇宙。

回顾自己漫长的创业岁月，林峰对资本的感悟也透露出有别于初入江湖者的稳重。

早在Q点网时期，林峰就经历了从巅峰遭遇破灭的大起大落。“泡沫裂开的时候，所有最聪明的人，硅谷也好，投行也好，都跟我们说，熬吧，再熬一年，等华尔街的人拿到分红，再投到股市里，行情一定会再起来”。但是最后事情并没有真的好起来，用林峰当时的一个董事的话来说，那是一场打击了所有人的“ThePerfectStorm”。

Q点网的结束让林峰看清楚了，也看明白了。“就像登山一样”，林峰说，他突然明白了美国的风险投资文化为何素有对于失败的宽容。因为只有你经历过登顶之难、下山之艰，登山路上的经历才会深刻入骨的进入你的心中，只有你投身其中，才知道自己应该收获的是什么。这次被完美风暴击沉的涵泳之旅，让林峰日后的创业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风格和底蕴。

这种对资本更沉着的态度，在创办天际网的时候给了林峰更多底气。“那个时候，LinkedIn在职业社交领域也还没有完全打开通路，用户增长缓慢，盈利更是遥遥无期”，因此，林峰没拿机构型VC的钱，而是从新浪、高盛等公司里找了18个个人作为天使的身份，凑出了一笔钱，“我当时跟所有人说，没有5年，这个项目是看不出明显效果的，如果是冲着短期回报退出的，可以不要投”。

当时他目睹了很多同行因为急于扩大用户规模而降低用户品质的做法，最终自损落败，而在整个过程里，天际网未曾动摇封闭式邀请的机制，守住了职业社交的中高端圈层。“其实第一次创业的教训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据林峰介绍，当时有一家台湾的职业社交网站跟随LinkedIn的模式亦步亦趋，竞争力也很强，“不过我们每个月烧掉2万美金的时候，他们要烧掉7万美金，后来那边的VC沉不住气了，就问你们究竟能不能成功，于是他们在18个月内改了两次模式，最后越来越模糊，反而退了出去”。

在成为天使投资人之后，林峰对中国职业社交领域的市场观察更为透彻。“中国职业社交领域的空间依然很大，但是真正立足的，还是一个没有，以前VC还是观望态度，现在都想投了，只是投的标准定不下来”，林峰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于LinkedIn的两面性所造成的：一方面，LinkedIn的上市，向资本市场提供了信心，也证明了职业社交步入规模化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发源于美国精英受众的LinkedIn，其模式会形成某种风向标，在吸引模仿与借鉴的同时，很难给其他模式留下成长路径，或者说，在现有的成功框架之外，没有人愿意去否认LinkedIn的不足。

职业社交的突破点

早在1994年，林峰就在暑假时混迹于北大圈子。“那时候这边还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知道20年后这里一定会发展得很厉害，要回国的心从来没有变过。”斯坦福和北大，中国和美国，跳跃式的双重生活，反倒让林峰对中国的职业社交有不同于市面流行理论的解读。

在做Q点网时，林峰就意识到了中国用户的职业断层，“他们很困惑，从学校到职场，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这和美国的情况很不一样。美国的家庭观念很浓厚，一个家族就是一个体系，亲属对后辈的指导相当多。中国因为经济增长过快，加上从乡镇到城市的迁徙，往上一代的职业经验几乎没办法给予下一代启发”。

然而多年过去，中国职业社交这种断层的存在，却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目前已经存在的职业社交产品，基本都还是再延续LinkedIn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在林峰看来根本无法适应和美国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国职场人群。

“美国用户会在LinkedIn搜索对自己有帮助的人，然后直接谈业务，但在中国，只有做了朋友才能谈生意，所以我在天际网时哪怕将LinkedIn模式发扬到了极致，人物搜索功能用得最多的，只有猎头”。林峰认为，LinkedIn给同行挖下的最大的坑，是它将职业社交锁死在了“低频”这一认知区间。“我在天际网的时候，也不得不对媒体说，用户三个月不访问没有问题，只要找人、有事的时候愿意登陆就好了。话是这么说，但是当时我们90%的活跃度是靠Email拉回来的，包括LinkedIn在内的整个行业也都是这个样子，大家都不敢从产品框架上思考如何实现‘高频’目的”。

LinkedIn为了适应中国的确已经做出了许多微创新，但是这些依旧无法解决它沟通属性不够的问题。林峰将中国职业社交的用户关系定义为“半熟人”，称微信解决了熟人关系，陌陌解决了陌生人关系，只有那些“半熟人”的社交空间，没有产品承载。因此当所有职业社交产品在复制LinkedIn并抢做“中国的LinkedIn”时，脉圈要做的是另辟蹊径，推出做一款完全颠覆LinkedIn模式的产品。

长久以来中国互联网圈已经习惯了去美国寻找对标的产品，因此在职业社交这个领域大家始终期待着LinkedIn的表现。“如果Facebook没有被墙，是很有可能火起来的。但是LinkedIn没有被封，却没有火起来，所以还是说明有问题。”林峰用最直率的逻辑道破目前市场上的尴尬。

林峰表示脉圈会用一种全新的产品模式切入，从细分场景切入，用不逊于微信的沟通属性与用户体验吸引目标受众，而非一个一个的去拉用户。用新的体验与思路去颠覆一个固化了二十年的领域，培养用户习惯、重塑市场信心任重道远，可是林峰成竹在胸，毕竟从天际网开始他就已经习惯给市场充分的时间和进化的动力。

“创业是我们这一代的摇滚”。和摇滚一样，热血、激情、理想、颠覆、不愿循规蹈矩的叛逆精神，同样也是创业最让人血脉偾张的元素；而某种程度上来说，用一个想法改变万千人的生活，其实是比节奏、声浪和观众的欢呼更酷的一件事。一番惊艳后再上征途，林峰选择用不同的思路守住同样的坚持，正如同鲍勃迪伦、绿日乐队们厚积薄发的重回舞台或是李一男、刘江峰们封金挂印后华丽复出，当小鲜肉们还在情怀、理想、美学的牌局里举棋不定的时候，重新披挂上阵的创业宿将，已经瞄准了更深远的变革奇点。

逐鹿网，发现优秀的创业公司，微信公众帐号：hizhulu

文/阑夕

许多人将2010年称为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元年，随着3G牌照的发放，移动数据的流量飙升，让电信运营商首先嗅到趋势，时任中国移动董事长的王建宙当年表示，中国移动的联网流量增长率在很多城市超过150%，这是前所未有的迹象。

另一方面，由于Android阵营扩张迅速，国产终端厂商开始针对中国的经济水位制造千元价位的智能手机，三大电信运营商为了教育市场，亦相继在这一年将智能终端的普及作为重要战略，给予极高规模的补贴。

即使放在全球市场，2010年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转折。思科拿出了一份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研究报告，它预测从2010年开始，全球数据流量的年度复合增长将在五年之内达到92%，而且到了2015年，全球会有超过71亿移动就绪设备和M2M连接。然而，事态发展总是超乎预料，早在2014年，全球的移动就绪设备规模就已超过人口总量，达到74亿，万物互联则又成为科技业界的前沿目标。

五年以来，“大风起兮，猪也飞扬”的论调盛极一时，尽管有关风口过了没有翅膀仍会摔下来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但是没人愿意事前承认自己会是那个终将坠落的中枪者。

所谓“高楼之下，尸骨为基”，镁光灯青睐那些足以跻身成功学模板的新生领袖，但是在这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浪当中，那些并不甘心的未竟事业或许值得更加铭记和复盘。

“唯有从不攀登的人，才会永远避免摔跤”，一位美国诗人曾经如此说道。

围住神经猫：贪婪，以求速成

2014年7月22日，南京一家母婴网站的前端工程师秦川发动团队，将《围住神经猫》的游戏链接分享到各自的微信朋友圈里，随即引发感染全民的神经效应。

三天过亿的PV，不仅让秦川声名鹊起，也使标准进度推动缓慢的Html5技术成为一种适用于移动社交网络的传播载体，更让移动页游的概念获得普及。

只是，以Html5为容器的游戏纵使风靡，也很难将流量洗成用户，这是喧嚣之中的冷眼旁观，也就是说，除非有着屡中靶心的强大产品能力，否则任何一次的成功都对下一次的尝试没有任何帮助。秦川后来单独组建团队，希望力撑Html5页游的突破，但是无论走到哪里，业内反复关注的，仍是试图从他那里找到如何引发神经的诀窍和捷径。

与H5游戏一样的是，移动游戏行业里有更多的贪婪、以求速成的案例，从2013年的繁荣开始，才经过2两的发展，市场上号称流水过亿的产品就有多款，但在繁荣的另一面，移动游戏洗也面临着大洗牌，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中小手游代理商的大量涌现。手游市场上，小团队开发商非常多，市场上每天都会有几款移动游戏问世，而他们往往在渠道、品牌等方面没有任何优势，甚至很难接入大的平台。

《围住神经猫》的玩法和形象均盗自日本的游戏和动漫设计师，即使腾讯一度有意与其合作开发手游，IP问题也是一个雷区。秦川后来开发了一款名为《盗墓英雄》的Html5页游，则又擦着热门IP《盗墓笔记》呼啸而过，商业风险极高。像神经猫一样，手游作品也踩着版权污点，难以自净。

在手游行业中，吸量、营销，无论是各个大会还是业内人之间交流，IP都是不可避免的话题，但IP并非万能，当它被过度滥用，最终的结果是市面上手游玩法和类型同质化严重，一些游戏行业的IP成了“兵家”必争的资源，加之畅游起诉《大掌门》、丁磊实名起诉《口袋西游》等起诉事件的频发，这些事件在被报道的同时，直接或间接的在炒作IP。无论是玩法复制还是炒作IP，这一系列以求速成的行为都或多或少的造成了移动游戏行业下的尸骨累累。

无秘：傲慢，放任自流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累计获得逾4000万美元投资的美国匿名社交应用Secret陷入“C轮死”的魔咒宣告关闭的新闻传至国内，所有复制同类匿名社交模式的创业公司都暗地里骂了声娘。

事实上，在Whisper和YikYak都还正常生存的情况下，断言匿名社交走上断崖并不客观。但是，匿名应是社交的某种特定场景，而非用户的专有需求，Secret的走红，来自其对科技行业的种种负面爆料，包括Evernote、YCombinator等公司都是相关虚假传闻的受害者，这让Secret逐渐变得臭名昭彰，即使在一个自由社会，人们不会反感匿名网络，却厌恶躲在匿名背后不敢承担责任的恶性。

无秘早期严格遵循Secret的生长路线，同样成名于北上广等一干名企内部员工的吐槽，很快它便成为各路公关的掌上明珠，借其披露一些无法证明的竞品黑幕或是企业家的种种艳史，也是每天打开无秘必然跃入眼帘的常规课。有人曾打趣说，如果哪一天刷新无秘时看不到小米和乐视的互骂，你会怀疑是不是手机断网了。

缺乏自净能力，是匿名社交的死穴。如果社交主题关联甚少，其实相对问题不大，譬如Whisper、YikYak都是主攻学生市场，盛于“情感夜话”等议题，主要激发用户开口讲述那些平日里羞于启齿的内心秘密，因而不衰。

跟着无秘先后问世的，高峰时期有着多达20余款匿名社交应用充斥市场，如今大多已经灰飞烟灭，只在搜索引擎收录的新闻稿里留下存活痕迹。

街旁：懒惰，死于安乐

街旁的黯然关停，总让人联想起一则鸡汤故事，说有人被洪水困在屋顶，不断祈求上帝的拯救，接连拒绝救生船和直升机的援助，终致溺亡。他在天堂质问上帝，称我如此虔诚，为何你就是不肯伸手，上帝无奈的回答，我给你送去了小船和飞机两次机会，但你都没有抓住。

创建于2010年的街旁，是少有的横跨功能手机与智能手机两代变迁的移动产品，身为美国签到应用Foursquare的忠实学徒，街旁在中国最早带动起了线上线下联动的生活记录玩法，收集徽章也一度成为年轻网民群体里的某种亚文化。

可惜的是，无论是社交还是O2O这两次机会，都被跟在Foursquare身后亦步亦趋的街旁给错失了。

2012年，街旁的用户规模达到300万，签到总数突破5000万次，在细分垂直的行业里，可谓差强人意。根据街旁CEO刘大卫的说法，街旁没有经历过为钱犯愁的日子，2012年的全年营超过千万人民币，季度收入的复合增长也不低于20%，仅是和线下商户展开营销合作，便让街旁没有财务之忧。

事实证明，过于安逸，只会弊大于利。

刘大卫曾向媒体说出理想中的街旁定位：移动版的豆瓣，与街旁的成长脉络相比，这个参照目标的确有些匪夷所思。街旁的另一名联合创始人杨远骋由于没能说服公司转型“商家点评”的方向，主动离开去了聚美优品。

O2O的时代开启之后，线下商户很快将学费转交美团等在输送利益方面更为直接的互联网企业，街旁的造血能力完全丧失，终于止步在画地为牢的圈套里。

来往：嫉妒，让渡灵魂

阿里废长立幼的立储结果，来往是一枚关键的棋子。

陆兆禧从马云手上接过CEO的职位时，他将来往视为再造阿里帝国、大举侵入腾讯腹地的精锐铁骑。上线初期，来往的产品权重在阿里内部极高，除了陆兆禧亲自主抓之外，马云的兴趣也不小，公开放言“不再上微信，到来往找我”也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支持。

坦率的讲，来往的团队，其实展现出了足以媲美创业公司的工作强度和事业热情，在阿里位于杭州的西溪园区，彻夜灯火通明的时候并不少见，很多员工都为自己正在参与一项打败微信的伟大计划而兴奋不已。

只是，商业社会的胜负，往往与决心无关。

从一开始，来往就是一个用于狙击微信的产品，其成败也取决于能否迫使微信收缩阵线，退出阿里志在必得的电商及金融市场。这种功利主义的心态，导致来往缺乏明确的战略思路，而微信则以年底“红包大战”的完胜，给了阿里当头一棒，而陆兆禧和马云产生争吵的传闻，也从那时开始现于报端。

有刻薄的评论说道，陆兆禧是为首富搭建了一个空荡荡的后花园。或许，还是丁磊的最初评价颇为靠谱：“微信5分，易信0分，来往负分”。

快播：色欲，何患无辞

根据“腾讯云分析”基于8亿移动终端的监测数据显示，截止至2014年第一季度，在QQ、微信等基础性主流应用之外，快播是男性用户安装最多的App。

对于一个起家于PC、仍然能够适应移动变局的播放器工具而言，这份成绩单相当亮眼。然而，到了第二个季度，净网行动带来的巨额罚单和刑事处罚直接掐掉了快播的生路，受益于快播解决刚需问题的男性用户只得眼睁睁的目睹那个深藏功与名的程序员创业者狼狈不堪的被捕归案。

这些同情与愤懑，在时隔一年之后，几乎完整倾注到了王欣妻子的微博上，超过一万五千名微博用户为她思念丈夫的一条微博打赏，她说，王欣曾经花钱买回GoogleGlass回来研究，完了就把东西送人，“我觉得很浪费，不太理解”，而当她现在感受到了微博上的这些支持，其实也就“能够理解他了”。

即使在马克思看来，法典也应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在人性尚未得到解放的今天，快播其实是在替代时代的蒙昧而赎罪，而在未来回首“快播涉黄”时的感受，或许就像此刻我们翻阅历史，发现曾有一名与刘晓庆同代的男影星迟志强，在严打期间因为让女伴坐在自己的大腿上，而被判刑入狱，他在监狱里以写歌词代为检讨：“手里捧着窝窝头/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犯下的罪行是多么可耻啊/叫我怎能抬起头”。

食神摇摇：愤怒，自毁长城

上线半年，红杉资本领投，17名员工，600万用户，前酷讯创始人吴世春的创业项目、个性化餐厅推荐应用食神摇摇的起步堪称完美。

吴世春自称是受他在酷讯的搭档陈华刺激——后者做了唱吧，投资拿得很快——而食神摇摇正是吴世春对于生活搜索服务的心结延续，他希望借助微信已经培养出的摇晃手机获取内容的用户行为习惯，无缝接入O2O市场，成为一个选择餐馆的移动入口。

另他始料未及的是，食神摇摇响彻业界，不是因为产品本身大放光彩，而是缘于它和大众点评展开关于抄袭的论战，在食神摇摇被AppStore下架期间，吴世春向媒体控诉，这是“陷害式”的恶性竞争，而食神摇摇和大众点评双方，也开始了相互举报、隔空争论的回合。

苦闷之余，吴世春会找朋友一起出主意，除了唱吧的陈华之外，美丽说的徐易容、去哪儿的庄辰超、酷我网的雷鸣都是这个圈子里的密友，他们一起指导吴世春如何反击、怎样联系苹果公司以及向媒体行使话语权。

“用三年时间赶超大众点评”，这是食神摇摇的口号，但是VC却向他泼冷水，在其作客腾讯的一档创业节目上，经纬创投的合作人万浩基认为食神摇摇不具备挑战行业领先品牌的实力，同为创业者的百合网创始人慕岩也评价这种只是为了打败老大的理想缺少现实可行性。

三年未及，2014年夏天，食神摇摇宣告停止开发，团队整体卖给了美丽说，从两家公司的迥异定位来看，这应该是一起人才收购案，食神摇摇这款产品实则已被丢弃。

凡客诚品：暴食，无以为继

每年一度的反思和回归，已经成为陈年挥之不去的一张标签，纵有雷军屡次力挺，这个昔日的电商明星还是如同一瓢温水，誓做中国无印良品的宣言也愈来愈声细如蚊。

《东方企业家》曾经报道陈年创业凡客诚品之前的转变，由于卓越网卖给亚马逊，所以陈年的角色从老板一下子变成雇员，他写的预算被驳回，亚马逊总部派过来对接业务的是一个黑人青年，这一切都让陈年崩溃，许知远说那时的陈年常说“打倒美帝国主义”、“对西方民主的所有幻想全都破灭了”。

凡客诚品立足于快时尚的互联网品牌，无论是力压PPG，还是自造“凡客体”，都让陈年充分享受到了当家作主的快感与胜利。但是，品类扩张太快带来的噩梦，让陈年直到今天都还在“还债”，他的凡客诚品也与低价和低质难舍难分。

鼎盛时期，凡客诚品的员工规模超过万人，比现在的小米还要多。

天猫等电商平台将大量的传统服装品牌“互联网化”，通过分发和促销解决了弹性消化库存的问题，凡客诚品虽在有着雷军救场的情况下开始全面“小米化”，但是成效一直不够明朗，而陈年学得最快的，却是小米评价同行的手法，在对凡客诚品新推出的一款“跑步运动服”的介绍上，陈年称Nike和Puma“实在太Low了”。

根据百度指数的统计，凡客诚品的关键词热度一路走低，已经不足巅峰的1/10。

环境大好，独缺匠心

围住神经猫，深谙拿来主义的精髓，死于产品核心品质的缺失；无秘，恣意享受眼球经济，无法补足产品的短板；街旁，漂在缓慢的时光河流上，不肯下决心对产品动刀；来往，一切围绕微信，产品从无初心可言；快播，警钟其实多次响起，只是难以割舍产品的越界之处；食神摇摇，大好前程毁于一旦，产品淹没于口水横飞；凡客诚品，战略更迭如走马灯，产品棱角消磨殆尽。

以上七个案例，只是行业缩影，根据各家应用商店的收录数据，中文移动应用的总量已经高达400万个，平均寿命只有区区十个月。同时，独角兽之所以珍贵，正是因为它的稀缺，以及身后那些轰然倒塌堆积如山的庞然大物们。

有趣的是，“工匠精神”一词的被提及次数越多，它就越像一套模板化的宣传口径，创业者找钱的本事一日比一日见涨，真正愿意追求极致产品的行动，还是太少。

美国传奇发明家狄恩•卡门——正是他创造了动力平衡车Segway——认为，工匠的本质，是“收集改装可利用的技术来解决问题或创造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创造财富，并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更是让这个国家生生不息的源泉”。换而言之，创业者因为某个产品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是因为产品满足了需求而附带产生了商业利润，而不是反过来，要为了迎合市场风向而像投石子儿那样扔一个产品进去试探能否砸出宝箱。

资本逐利，永远短视，时代变迁，注定喧嚣，媒体作祟，难逃浮躁。

知乎上曾有一则提问，发问者是某互联网巨头的工程师，他介绍了自己和同事的资深背景和擅长方向，征求关于“该如何制定创业项目”的意见。一个高票答案是，见过很多点子都想好了就差程序员的，第一次见到程序员搭伙完毕就差创业项目的。

这不是一个理性的、值得尊敬的现象。

放眼未来，轰轰烈烈的洗牌过后，好牌被抽到的几率也更低了。大多数创业者认为，“BAT”正在通过资本布局卡住各个垂直行业的上游入口，相比两年前的丰富生态，未来的道路和空间只会越来越窄。

而我们或许会以比PC时代快上一倍的速度，迎接那轮终将到来的死亡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