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阑夕的互联网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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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 - 08月, 2014

罗永浩论战王自如,群氓乱舞

文/阑夕

你是否还记得2010年南非世界杯,拥有史上最强中场阵容的西班牙——处于职业生涯黄金时期的哈维与伊涅斯塔、以及锋芒毕露的法布雷加斯、阿隆索、席尔瓦,组成了一支能够将足球黏在对方前场的球队——是如何在小组赛出线后连续通过4个1:0成为世界杯的又一届新科冠军的?

那一年西班牙七场比赛的成功传球总数达到了3929次,不仅打破了世界杯的记录,而且也就此奠定了其“控制为先”的竞技套路,奔跑起来不知疲倦的西班牙球员永远都在对方的禁区外绕来绕去,不断巩固自己对于比赛节奏的支配权,却鲜有冒险突破尝试一锤定音的欲望和本能。西班牙的这种风格,虽然一直饱受争议,但是随着它将2012年欧洲杯也揽入怀中,用完美的答卷堵住了所有质疑者的嘴巴,直到2014年巴西世界杯,来势汹汹的斗牛士军团近乎耻辱性的饮恨这场南美之旅,方才让人察觉原来丑陋的胜利也难以长久。

罗永浩约战王自如的视频直播,就让我回想起2010年的那支西班牙队,罗永浩的个人演讲与王自如的手机评测都是全程无尿点的休闲节目,但是这两人凑到一块儿,却贡献出了一场尿点持续三个小时的公共性吵闹事件,没有对话,甚至都谈不上辩论,只是两支随时都想将足球控制在自己中场、却又毫无进入对方禁区射出临门一脚的能力的疲惫球队。一个字,绕。

就像人们期待看到极地冰川下的深海中火山喷发,水火相撞会发生什么,最后端呈上来的,却是一盘彼此纠葛不清、融化一切分明的火锅冰淇淋。

无论王自如是否黑了Smartisan T1,无论罗永浩有无错怪Zealer,你们俩人,都应该向所有用户道歉,为浪费了他们的一夜良宵道歉。

没有赢家,只有立场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无论8月27日的最终胜负如何,最大的赢家永远是旱涝保收的直播方优酷。”未曾想到,作为国内最大的视频网站,优酷错误预估这次视频直播的带宽资源消耗,导致它也沦为一方输家,高峰时期每隔数十秒就缓冲一次的播放体验,让骂罗永浩的、骂王自如的又莫名的临时统一战线,同时骂起了优酷。

没有金刚钻,就甭揽瓷器活,这是此次优酷学到的教训,也是罗永浩和王自如两人都试图灌输给对方的道理。

虽然在直播前的近半个月,罗永浩和王自如都对公众明确表示要“就事论事”,将争议聚焦到事实出入上。然而,大概是性情作怪,整个直播期间,罗永浩都在竭力论证王自如“不懂装懂”、“假冒专业”、“表里不一”,乃至欠缺做手机评测的资格,而王自如亦然,就他在评测视频中隔空教导罗永浩“可以任性,不能任性”的自信、以及现场见招拆招的策略来看,王自如也想坚持旁证罗永浩过于强烈的个人意志对手机产品的生产有着难以掩盖的害处。

当他们热衷于造势、过早将对方的退路逐寸逼到绝境,这场各持己见的自说自话就注定难以收获心悦诚服的结果。很多时候,传统媒体会假装外宾发表“友邦惊诧论”,大谈中国互联网充满戾气、缺少宽容的状况,仿佛这是互联网的原罪。但是,自从汉武皇帝罢黜百家以来,中国社会就不再懂得容纳异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注意,不是其“行”必异,而是其“心”必异——而诛心,才是制胜之道。

就在同一天,陈光标白天在微博上公布“红头文件”,建议公安部等部委“杀掉”被他指控为“写假新闻”的记者,而罗永浩晚上对着镜头鞠躬,提出要求请全国所有投资机构都不要投资手机评测媒体,这两种行为,就“为了维护己方利益、不惜把事情做绝”而言,是一脉相承的。

“立场即真相”,不愧是公式一般的真理。

而且,不管罗永浩和王自如多么强调“一镜到底”、“面对面回应质疑”、“公开直播”,论战这种交流方式,永远都是技巧取胜。善于诡辩的人,可以胜任两个相反论点中的任何一个角色,这和事实、诚信、情怀等真的无关。即使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种辩术大才,也从来不曾在Sophism(诡辩智者)学派面前占得便宜,只好偷偷摸摸在著作中痛骂Sophism学派“尽是恶人”。

荡然无存的体面和理性

尽管罗永浩和王自如的话题跳跃始终千转百回,尽管双方都心照不宣的欲将对手推向“别有用心”的死地,但是这也丝毫不能影响罗永浩依靠段位优势将王自如轰杀成渣的事实。

“就像是在训儿子一样”,这还算是给留情面的观感,更有甚者对此评论,“罗永浩高喊雷军花200万养了一条狗,然后自己花了三个小时亲自把狗咬死了”。

我在上文讲道,技巧对于论战的作用极大,但那也是建立在辩论的场景中:要有明确告知的规则(比如公平的发言长度、时间分配等),要有善于控场的主持人(负责裁决突破规则的行为),要有渐进设置的论点(必须保持论点的不分散),不过,在优酷承办的这次直播节目中,这些辩论需要的基本设施无一筹备,最后的结果就是,多次宣称要“不动感情,只讲道理”的两人信马由缰,情到浓时,直接连技巧都抛掉,用气场的比拼来接管整个论战。

于是,不难预料的场面便出现了:法师王自如全程一直处于“技能吟唱被打断”的状态,战士罗永浩则毫无顾忌的冲锋陷阵,而且CD巨快。

因为根本就没有制定过规则,所以王自如也无处下手指责罗永浩,他重复却徒劳的向罗永浩请求“能让我把话说完吗”,在得到同意答复后刚刚没说几句,就又眼睁睁的看到坐在对面的那个胖子又忍不住打断了自己的话茬。细心的人应该注意得到,王自如因为被反复扯离舒适区而不断变换肢体语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心烦躁的外在表现,而罗永浩除了演示纸板PPT的时候会做出一些必要的肢体动作之外,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一直端坐如山,尽显从容之色。

除了抢话之外,罗永浩使用的“两套语境”战术,也颇为恶劣。第一套语境,是与王自如的对质,这也是这场活动的主干部分,同时,罗永浩又时常无缝切换到第二套语境,即无视王自如、直接将论战大厅变成个人演讲台,纯熟且流畅的宣读腹稿,此时他的发言对象是面向屏幕外的所有观众,如同他在英语培训的教室里,谆谆告诫学生如何应对考试。

这是相当不尊重论战对手的做法,你在美国历届总统选举的电视辩论中,都不可能看到这样的表现。

儒家曾经提倡“非礼勿言”,虽有陈腐的一面,但是这种风度的价值,的确乃能可贵。民国时期,陈独秀将桐城派写为数典忘祖之辈,当他被军阀关押时,桐城派非但未有落井下石,还是为陈独秀多方游走、寻求救助,连胡适都感慨“自有天道人心”。在被罗永浩找上门时,方舟子一言不发落荒而逃,固然有其理亏之处,但是真正要与罗永浩公开论战且能够不落下风的公众人物,应该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有备无患不敌有备而来

假设这场论战有着合理的秩序约束,我以为王自如仍然难以逃离溃败的后果。因为他对罗永浩的了解,远远不及罗永浩对他的了解,这里的了解,指的是“做功课”。

优酷在直播开始前,别出心裁的拍摄下了论战双方分别抵达优酷大楼的场景。在图片中,王自如提前两个多小时就到了现场,助手簇拥,铝合金工具箱甚是抢眼——这种工具箱专业抗震,售价相当不菲——大有成竹在胸的势头。而罗永浩临到距离开场只有半个小时才由一辆本田雅阁姗姗送到,独自一人双手空空的随着优酷的工作人员带入现场——那些纸板PPT我还真没发现究竟是有人另外带进去的还是提前就被送到了优酷——一副即兴发挥的姿态。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看到了,自以为有备无患的王自如,除了打开工具箱拿出一部手机递给罗永浩演示之外,就再也没有动用过那些神秘箱子里的内容(据说都是一些评测仪器和Smartisan T1的竞品样机)。罗永浩则充分体现了他有备而来的计划,除了那些纸板PPT堪称一部提纲挈领的论文之外,罗永浩在王自如其人其事上做的功课,应该是王自如完全没有想到的:包括王自如和罗永浩私下见面说过的话、Zealer给Smartisan T1做的咨询顾问报告里包含的关键词、以及针对Zealer评测方法所埋下的归谬陷阱(如2007年的iPhone和2010年的iPhone 4),这些都打乱了王自如既定的应对节奏,并彻底将话语权丢给了罗永浩。

王自如甚至在应对罗永浩质疑Zealer收了手机厂商投资所以不能自居“独立、第三方”时,反问罗永浩如果收了日本企业的投资也敢说自己背负了来自日本的利益。这更是暴露出了王自如的偷懒,只要对罗永浩稍有关注的人,都知道罗永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本迷——这是一个事实判断,不是价值判断,我本人也是一个日本迷——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自如以民族主义为出发点(应该也是临时抱佛脚找到的)去向罗永浩发难,无异于自投罗网,罗永浩当然就坦然大方的回应,称如果真的收了日本企业的投资,那当然就要为这家日本企业的投资利益负责,皮球重新被踢回王自如那头,后者这才意识到“自己挖坑自己跳”的下场。

虽然在微博上,王自如称自己面对罗永浩“要说一点不紧张,那是假的,27号比我以为的重要的多”,但是,紧张归紧张,在克服紧张后,如果没有万全准备就贸然迎战,这个闷亏,也算是王自如自己生吞的。

而且很明显的,由于背靠团队的协力,王自如在Zealer的评测视频中侃侃而谈、言语犀利(其实就是背诵文案),到了需要临场应变使,他错失了太多反击机会,这也怪不得罗永浩挥斥方遒毫无阻力。如果优酷的视频直播有着弹幕系统,那些飞驰而过的吐槽恐怕都会比王自如的一句一个“OK”要来的有力。比如,罗永浩在宣传Smartisan T1时说它是独一无二、“全球第二好用(意指仅次于iPhone)”的,而在对比Zealer评测时指出的缺陷时又说“大多数手机都和Smartisan T1用的同一方案(意指Smartisan T1和业内标准一致,不应区别对待)”,这就是十分容易抓住反制的戏剧性矛盾,只是王自如只顾着向对手恳求话筒,没有注意到他的脚边就躺着摩西之杖。

事实上,这也是锤子科技的最大问题,它的天赋异禀的创始人用丰富的溢美之词将产品捧至高空,却在用户发现预期落空的时候将一切指责归咎于外界对其产品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罗永浩哪怕有一百个理由说自己如果不这么做那么锤子科技作为行业新兵不可能获得大面积的关注,但是覆水难收,总不能坐实了王自如“千万不要任性”的定性,总是小事卖萌、大事装熊吧?

Zealer失地于“程序正义”

这场论战,最有价值的是在最后半个小时,即罗永浩拿出那张从上到下写有“评测、咨询顾问、手机维修”的纸板之后的内容,这也是罗永浩在逻辑与道理上真正磊落胜出的篇章。

媒体人王小山在微博上说过这么一段话:

“你拿着四家手机厂商的钱,创业,做手机评测,说要公正、客观。和拿新闻对象的红包写新闻没区别了。换个行当说,拿着制片方的钱写影评,是无法取信于人的。如果你说你做到了,我特想知道的是,怎么做到的?知道为什么足球国际比赛裁判需要在比赛球队之外第三国选吗?知道连法官有利益相关都需要回避吗?”

罗永浩虽然也有这个言下之意,但是他也有意规避了动机揣测,只是说Zealer在字面上不能继续标榜“第三方”。而王自如的辩解,是Zealer没有执法权,所谓的利益规避原则,不适用于这个行业。

这个辩解,对了一半,也错了一半。

对的一半,主要是执法权层面。王小山用法官、裁判等职业来举例,并将同样的逻辑套用到媒体身上,并不妥当。因为法官和裁判,具有执法权力,他们对某些事件——比如案件审理、足球比赛——有着直接的干涉和影响,所以在这些行业,规避原则是必要的。但是,在商业领域,由于经济交换的程度不可控,所以利益规避首先从原理上就是做不到的。即使Zealer没有受到手机厂商的投资,而是被一家普通风险投资商所投资,但是这家风险投资商同样可以另外投资某些手机厂商,然后就也具备“操纵Zealer关照那些投资项目”的嫌疑了。著名大亨默多克同样也收购了美国百年传媒集团道琼斯公司,但是《华尔街日报》仍然保持着采编的独立性,也并未在公众眼中丧失公正口碑。

致命的问题,出在错的那一半上。由于所谓的专利申请以及商业考虑,Zealer的许多评测标准都是秘而不宣的,而这种标准恰好是程序正义的必备要素,董事会席位的独立只是打发动机论者的避嫌设计,真正需要经受公众检验的,恰好是Zealer处理得比较模糊的地方。换而言之,Zealer的评测机制可以独特、甚至可以有所偏差,但是你有没有公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关于在做手机维修业务上,Zealer采购手机配件所存在的漏洞,同样符合罗永浩指控的程序污点,苹果官方的手机维修业务售价昂贵,所以Zealer就从非授权渠道拿货,去将这种成本上的差价当做商业模式的创新,毫无疑问,这不仅是对苹果公司权益的侵犯,也是对消费者的不负责。

这才是对王自如和他的Zealer杀伤性最强的火力。好不容易才构想出来的三种业务,“评测”被高手砸场,“咨询顾问”被指没有职业道德,“手机维修”被揭露非法采购,如此挫败,恐怕需要相当漫长的疗伤时间和反思空间。

最后的补充

这场论战的结果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认为会罗永浩赢了,也有些人会感到是王自如赢了,而且大多数的胜负判断,其实早在视频直播开始前,就已经站队决定好了,锤粉还是那个锤粉,翔迷还是那个翔迷。

所以,其实罗永浩与王自如的这么一出闹剧,也没有影响多少用户,更为实际的影响,其实还是在于他们双方所承受的:锤子科技继续加深其公众形象两极分化的趋势,爱者极爱,恨者极恨,而Zealer中国则如王自如已经安排好的那样,进入一段闭关的修正期,找到出口了,还是可以再度重新出发。只不过罗永浩和王自如这两个创业者,从此分道扬镳走上陌路,以罗永浩的脾气和王自如的倔性,两人也许还会是微博上的死敌。

尽管“多一个敌人,不如少一个朋友”,但是面对相互侵蚀的利益关系和个人恩怨,很多人事还是只能指望时间的风化。上世纪中叶,欧洲最伟大的两位学者、同时彼此也当了数十年朋友的加缪与萨特因为政治理想的分歧而在大吵一架之后彻底决裂,老死不相往来。到了加缪在1960年因车祸而死,萨特在报纸上撰文悼念加缪,他如此说道:

“我与他曾将失和,反目。但即使双方永远不再见面,也算不了什么,这无非是另一种在属于我们的那个窄小世界里一起生活的方式,并且谁都知道谁的近况,这不妨碍我想念他。”

自勉,共勉。

星期四, 08月 28th, 2014 未分类 没有评论

微博营销过气了吗?

文/阑夕

通用电气中国区公关传播总监李国威——这是一个在圈内十分知名的人物——最近坦言说他将通用电气的官方微博从代理公司手上收回,转为自建团队运作,他认为代理商与企业的需求有着天然的分歧,前者希望通过接连不断的传播项目来从企业那里获得预算,而企业本身从科学管理的角度出发却未必有这种持续爆发的品牌能力,可能更加青睐于一些贴合企业气质的创意物料和将粉丝升级为社群的尝试。

有趣的是,环时互动的创始人金鹏远——这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是杜蕾斯、可口可乐等官方微博的操盘手,经典案例得用箩筐来装——转发表示了赞同,一个代理公司竟然支持一个企业抽掉代理公司的业务,颇有些角色错位的感觉。

事实上,无论是李国威还是金鹏远,都属于营销领域的务实派,他们重视微博的社交影响,却又眼睁睁的看着大量营销公司使用竭泽而渔的方式拉低整个行业的认知,最后所有企业和代理公司都开始信奉“转发抽奖一夜涨粉五十万”的神话,放纵劣币驱尽良币。

同为“时间杀手”类型的产品,腾讯微信兴盛起来之后,新浪微博进入漫长冬夜,用户的注意力,也因为移动App的孤岛性质而产生了割裂。因为企业热情消逝而造成的投入减少,大量第三方营销公司的集体撤退,又让新浪微博首次感受到了荒烟蔓草的滋味,作为背负财报业绩压力的上市公司,新浪微博也不是没有展开自救行动,比如它圈了一批自媒体名单,用现金补贴他们发布微博(每10万阅读大约可以得到36元的收入,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加权奖励),然后再打包成菜单去供企业挑选,进行合作或者投放。

新浪微博的一名运营告诉我说,以前很是讨厌那些依附于微博的营销公司,视它们为生态蝗虫,但是到了真的发现这群蝗虫渐行渐远的时候,另一种未曾注意到的孤独和恐慌才接踵而至。

但是要说微博营销过气了,恐怕段子手们首先就会跳出来反对,当草根大号们都移步微信重新烹饪鸡汤时,善于造势和抱团取乐的这帮“幽默大师”开始扮演KOL(关键意见领袖)的角色,充当信息引爆的节点,让企业的营销活动“事件化”。换而言之,当下的微博营销,都不再以“带粉”为首要目标——这个诉求被放到了微信的场景当中——转而将营销重点聚焦于制造热点,甚至不惜扔掉节操娱乐大众。

虽然有着消费用户情绪的嫌疑,但是不可否认,在微博的商业价值里,注意力永远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腾讯微博开放平台的负责人徐志斌写过一本畅销书,名为《社交红利》,他认为广场式的产品,一定要让信息“在关系链里流动”。尽管腾讯微博已经全然败给了新浪微博,处于名存实亡的半瘫痪状态,但是这条理论我是赞同的,天涯社区、百度贴吧也都曾是公共事件的蕴育平台,但是因为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积累,无论是心怀大志的平台自身还是跃跃欲试的营销公司,始终难以实现货币化变现。

至于微博是否会变得边缘化乃至遭到淘汰,企业其实大可不必在这种应该由新浪来操心的课题上过多伤神,它再怎么趋于鸡肋,也比大多数企业那些停了搜索引擎竞价就流量归零的官方网站要更有人气。微博迄今最大的功劳,就是普及了“关注”这个动作的功能和意义,而哪怕只有一个真实粉丝,企业微博的营销空间就有着无限的裂变可能。

星期四, 08月 28th, 2014 未分类 没有评论

从微博到百度,“加V”如何成为互联网流行符号

文/阑夕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经预想过这样一种社会,所有的对话都在匿名状态中发生。在他去世的那一年,苹果拍摄了以《1984》为蓝本、用于讽刺IBM的经典广告,并发布了Macintosh家用电脑,自此,个人电脑开始了大众化的普及,并开启了一个哲学家从未预料得到的崭新时代。

“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名言,出自美国漫画家彼得·施泰纳于1993年为《纽约客》杂志绘制的一幅插画,虽然作者并未料到这则作品的惊人影响——当彼得·施泰纳在作品被不断重印、收到超过十万美元的版权收入后,他仍然表示自己“不太能理解它被如此广泛的认识这一事实”——但是,“互联网与狗”的假设,一直以来都成为自由主义的旗帜性语录,并影响了黑客群体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在理性层面,自由与制度并不冲突,甚至设立制度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保障自由。当互联网的匿名性逐渐衰微、实名社交成为市场主流,人们对于信息流通的筛选方式开始有了新的要求:可信度。

可信度并不服务于所谓的“鉴别谣言”——那是出于管制和打击互联网的诉求,而试图创造程序合法的企图——而是为了服务于信息的有序化,使每一条信息都有迹可循(对应身份),同时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到来之前,首先对其进行来源分级。简而言之,来自纽约时报网站的一条新闻,和一条来自某不知名个人主页的记叙,二者若是发生冲突,用户至少可以凭借经验主义进行初步识别。当然,如果纽约时报网站常被证明失实,那么它的可信度则又会遭到取代,这是民主投票的机制后盾。

但是,真正落实对信息进行可信度识别的,不是任何一支政府力量,而是商业驱动。Twitter曾经不堪假冒名人账号的不断涌现,专门启动了一组服务于名人认证的员工团队,因为Twitter知道,如果用户总是被假冒名人账号耍弄,他们会对Twitter丧失信心并转身离开。同理,中国互联网的实名制早在五年前就被政府大力推动,但是始终收效式微且阻力巨大,反而是新浪微博的“明星战略”,让“加V”从一个运营功能进化成了全民标签,也顺便奠定了中国社交媒体的新的秩序。

新浪微博创建早期,很多用户以为“加V”的“V”是“VIP”的意思,以为“加V”帐号拥有种种特权,新浪微博的运营团队也不得不耐心解释这个“V”指的是“Verify”(认证),只是用于标注具有公众身份的人物或企业。后来,“加V”脱离新浪微博的话语体系,成为通俗意义上的互联网流行符号,在“加V”和没有“加V”之间,前者通常更被信赖。

2014年,百度也推出了基于网站域名的“加V”认证方案,在搜索结果的呈现上,有些条目的url链接后面会显示有蓝色的“V”字样图标,百度称之为“信誉V等级评定”,用户如果通过百度在这些经过“加V”认证后的网站遭遇钓鱼、诈骗并受到经济损失,百度可以为其提供先行保障服务。如果用户认为某个“加V”网站不值得信任,也可以通过口碑打分和举报的方式影响或扣除它的信誉分值。

纯粹的“加V”,可能尚且存在寻租空间——郭美美的红会认证就是一个影响极为恶劣的例子,而淘宝上大量声称可以有偿代办“加V”认证的消息也令人存疑——所以,让用户起到持续的监督作用,是既能激发其参与感、同时又可以提高作恶成本是考虑。你可以将这种互动视为中国公民权利的社会实践,早年曾有段子,说中国的公共市场服务——比如医疗、大学等——用户的支出费用应该通过支付宝来交易,如果差评过多,对方将无法获得全款,从而倒逼服务质量的提升。

中国的公民权利,虽然仍然被排斥与政治空间之外,但是在商业领域,用户早已对自己拥有的投票权轻车熟路。尽管,“淘宝差评引来卖家报复”仍然属于对用户履行投票权的一种负面影响,但是,这也是从实操层面出发的最佳教育:任何权利的争取,都必须付出代价。

就在8月月初,根据用户的投票评级,百度挥刀自斩,将信誉值降为0的2000余网络商户全部“撤V”,并开展惩罚措施。

饱受“约炮”干扰的陌陌,也在其新版App中启动了“用户星级”的评判标准,如果做出过多的骚扰行为而被频繁举报,用户账号将被惩罚为限制状态,无法使用全部功能。

在美国,Facebook、Twitter、Pinterest等社交平台均已长期运营认证制度,其“勾号(√)”图标的视觉表现也与中国互联网的“V”字样认证十分接近,在这个角度,“加V”确实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符号,有着无障碍沟通的效果。互联网的形态,也正在经历激荡的分化——匿名网络依旧存在,像4chan、2CH这类反对实名的社交网络社区,其人气也始终居高不下,但是另一方面,愈来愈多的主流平台都开始有意识推进实名制度(对个人,亦对企业),加强社交关系的真实性,谋求价值更高的商业回报。

而用户则游走于特征分明的两岸,在两种身份中自由切换。而“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也变成了“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是一条狗,什么时候会是一个人”。

星期三, 08月 27th, 2014 未分类 没有评论

为什么你的Android手机总是越用越慢?

文/阑夕

根据第三方的调研数据显示,有77%的Android手机用户承认自己曾遭遇过手机变慢的影响,百度搜索“Android+卡慢”,也有超过460万条结果。在业内,Android手机一直有着“越用越慢”的口碑,这个现象甚至超出了硬件范畴——很多中高端Android手机在硬件参数上都优于同一代iPhone,但是它们仍然会在使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后进入“欠流畅”的状态——这无疑是一件令人困扰的事情。

然而,若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去寻找智能手机的起源。

西方历史及奇幻文学作品十分热衷于表达“血统”的设定,其传统文化认为血统可以决定天赋,并引出“命运是否被注定”的哲学思考。比如大家比较熟知的《哈利波特》系列,解构之后就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一部讲述格兰芬多与斯莱特林两支血统及其传人的厮杀史(哈利波特是格兰芬多的后代,继承了其勇气,伏地魔是斯莱特林的后代,拥有着其野心),而无处不在的预言(一个终将杀死另一个),也贯彻了西方惯有的宿命论情结。

到了科技行业,“血统”的定义被“基因”所取代,一个公司有着什么样的基因,决定了它的擅长领域,这种评价也被广泛接受,成为唯物时代独树一帜的唯心理念,并经受住了事实考验——当我们试图解释微软失落于互联网、Google败退于社交网络、百度止步于电子商务的原因时,都会由衷的感慨“原来剧本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写好了”。

同样,为什么Android手机的“卡慢”问题永远比iPhone要更加严重,它的答案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1965年,贝尔实验室、通用电气和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合作开发一套能够兼顾易用性和强大性的操作系统,经过六年时间的通力协作,贝尔实验室的一名软件工程师Ken Thompson在休假期间完成了一个名为Unix的系统编写,并最终成为贝尔实验室的母公司、美国电信巨头AT&T的商业产品,并启动了长达数十年的版权运作。尽管后来有着许多变种,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Unix不是一个开源的操作系统。

1991年,一个芬兰的大学生、同时也是计算机黑客的Linus Torvalds,他对Unix十分着迷,但是买不起运行Unix需要的工作站,所以他就尝试自己以同样的编程方式写了一个名为Linux的操作系统,并在自由软件之父Richard Stallman的精神鼓舞之下,将Linux加入到了自由软件基金(FSF)当中,允许所有人使用、拷贝、修改甚至销售Linux系统,同时承担开源义务,禁止把Linux封闭化的企图。

之所以要如此大费周章的讲述Unix和Linux两个操作系统的故事,是因为iOS和Android,正是分别基于Unix和Linux而衍生出来的作品。也就是说,是Unix和Linux的两种特性,造成了iPhone与Android手机在使用体验上的巨大差异。

乔布斯曾经邀请Linux的创始者Linus Torvalds到苹果工作,放弃Linux的开源,协助开发Mac OS封闭式的Mach内核,后者与乔布斯大吵一架之后明确表示拒绝。而从Mac OS开始,苹果就将操作系统的私有化视为企业战略,用乔布斯的话来讲,他是将iOS装进了iPhone这个盒子里,然后卖给了用户。所以,iPhone之所以不会出现“越用越卡”的情况,是因为苹果公司对它的手机从硬件到软件拥有最高的管理权限,在封闭式的环境中,来自第三方的应用程序无法调用超过iPhone承受限度的指令,自然也不可能造成持续性的系统损伤。

反观Android手机,由于开源的公开条件,Google无法从代码这一端口约束第三方的应用程序,同时,由于Linux核心设定应用在调取系统功能时一定要取得ROOT权限,这也导致大量应用因为单一功能的实现需求而获得整个ROOT层面的支配,可以在Android手机的任意储存位置进行读写,这种高自由度无异于开启了潘多拉魔盒,让Android手机无法对恶意App事先设防。这也是开源软件备受争议、且在商用领域遭到抵触的原因:它只关心是否授予了用户自由——这个自由也包括逾越边界的自由——而没有从最坏的出发点去考虑如何规避被滥用的风险。尽管Google作为巨头,一直在尝试对产业链进行统一管理,但是当这条产业链日益庞大、连Google也只能扮演其中之一的角色时,Android的失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比如,Android的最新版本通常需要花费超过一年半的时间,才能使激活它的Android手机占比超过50%,但是iOS 7只用了两个月,就让半数以上的iPhone都更新完毕。另外,一款应用程序如果被苹果从App Store中惩罚出去,它就再也无法被安装到任何一款合法的iPhone里面,但是如果一款应用程序被Google驱逐出Google Play,但是它还是可以登录各种第三方应用市场,提供正常的下载和安装。

所以,Android的这种天生短板,又催生出了一个“手机调校”的市场,并带动了新的产业链。

“手机调校”的第一级,在于系统层。在Android 4.4以及之后的Android L的规划中,它将应用程序的运行模式由Dalvik换成了ART,其原理简单来说是“预编译”效果,即当一款应用程序在第一次被安装到Android时,它的字节码就已经被编译成为了本地的机器码,减少后续运行应用程序时的启动和执行时间。

根据Google自己公布的结果,在不同的性能测试App中,ART的速度对比Dalvik的平均提升幅度达到了80%,在某些项目中,ART的提升幅度甚至超过了1.5倍,这个结果可谓非常喜人。

这是Google希望从源头解决Android卡慢问题的努力,但是这只是对性能优化有着作用,无法解决因为应用程序违规调用资源而产生的问题。同时,由于在安装应用程序时进行了“预编译”,整个安装时间将会变长,安装完毕后生成的文件也会变大,比如最新的Google+安装包只有6.9M,但是它安装后的APK大小达到了28.3M,这对Android手机储存空间又存在过多占用的问题。

“手机调校”的第二级,在于ROM层。作为全球最大的Android市场,中国的许多手机厂商都以开发专用ROM来为销售产品添彩,大多数的ROM,也都会考虑对Android系统进行优化,比如MIUI V6就宣称“引入多种Linux系统内核内存优化技术,提高应用运行效率”。

也就是说,与Google做的事情一样,ROM厂商主要的优化工作,也是对Linux动刀,打上各种补丁,使其底层语言能够更好的适配到各种手机终端上。还是以MIUI V6为例,在介绍新特性时,其有这么一条:“ZRAM 调度优化技术”,其实ZARM就是Linux内核里的一个内存模块,作用就是在内存中划出一个部分出来充当虚拟盘,来承载Linux的交换分区,将一些任务压缩容纳进去,使内存的使用率提高,让CPU来为内存服务(因为目前的智能手机普遍CPU过剩、而内存才是瓶颈)。

不过,ROM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于Android底层系统的修改,以及它对于内存空间的占用,又都有增加手机负载的风险。

“手机调校”的第三级,在于应用层。大量应用程序在手机中发生的意外或故意占用事件,是造成Android手机越来越慢的最核心原因。过多的应用程序热衷于滞留在内存空间里、以及将大量碎片留在储存空间里,是带来麻烦的罪魁祸首。这也是为什么即时清理类应用得以逐渐成为Android手机标配;

Android系统有七类进程,分别是前台进程、可见进程、主要服务、次要服务、后台进程、内容供应节点、空进程,在没有安装清理类应用的时候,一部Android手机只能依赖系统默认的分配机制来自动调节内存使用,只要应用程序提出请求,大部分进程只要打开后都会被保留在内存当中,这原本是为了让用户在再度激活这些进程时不需要重新载入、节省时间的初衷考虑,但是Android没有料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会驱使应用程序产生“劣币驱良币”的趋势,很多开发者出于商业目的,在不需要留存在内存的情况下也想方设法的让应用程序保持潜在运行状态,一个两个还好说,但是一旦数量更多,Anrdoid手机就会频频卡顿和发热。

以目前全球用户规模最大的Android手机清理类应用“猎豹清理大师”为例,它清理的进程类型,主要放在后台进程、次要服务、内容供应节点和空进程:

后台进程(Hidden)——这个是最优先被猎豹清理大师扫描和识别出来的进程,因为大部分Android用户在切换应用程序时都不会使用返回键退出,而是直接按下Home键,前者会让应用进入空进程(占用资源相对较小),而后者则会保留为后台进程(占用资源相对更大),尤其是当游戏类App在后台运行时,它会和其他App争抢资源,而不会在乎那款App是不是用户正在使用。根据猎豹清理大师的统计,约有20%的常用App即使不运行时也在后台启动联网,主要是提交产品及用户使用信息、获取广告信息、查询是否升级等;

次要服务(Secondary Server)——比如某些企业套件、邮箱联系人、触控接口等,这些进程很多都是系统自带的,有些用户会使用,但是有些用户也可能不会使用或已经有了替代应用,所以猎豹清理大师的清理逻辑是基于用户行为和授权来建立(分为建议清理和深度清理两类);

内容供应节点(Content Provider)——这部分进程没有程序实体,仅仅提供内容给其他应用使用,比如日历供应节点、邮件供应节点等,除了占用内存资源之外,它还会占用网络,所以也会给Android手机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空进程(Empty)——如果是通过返回键退出应用,大部分的应用也会在Android手机的内存里遗留一个空的进程,这个进程没有数据运行,但是会记录应用的历史信息,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同样,这部分进程内容被猎豹清理大师干掉的优先级也很高。

除了对内存的过度消耗之外,Android手机也容易在储存中积累大量冗余数据,包括无法卸载的预装应用、卸载之后的残存文件以及使用应用的过程中产生的缓存,由于Android本身没有提供管理工具,即使将手机连接电脑之后也是如同Windows树状结构一样的文件夹包,用户很难独立判断哪些文件夹可以删除、哪些文件夹是系统必备的,最后也会导致手机尺寸空间愈来愈窄的情况。

“手机调校”的问题,可能又回带来用户操作的负担增加,其心理压力甚于行为压力,玩着手机还不忘隔三差五的使用清理功能,这种与iPhone相比“别具特色”的操作习惯,也是Android手机永远像一个半成品或工程机的原因。

星期二, 08月 26th, 2014 未分类 1条评论

苏宁易购浴火可否重生?

文/阑夕

一方面,天猫“双十一”拉开了电商企业自造节日的序幕,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电商企业都在避开天猫重金押注的“双十一”档期,将最为重要的战火放到了酷暑八月。从逻辑出发,这个时间选择合乎情理:骄阳炙烤的户外高温令人望而却步,在足不出户的状态下要满足“买买买”的购物欲,就只能对电商们设下的活动圈套投怀送抱了。

苏宁易购(全民疯抢818)、亚马逊(十周年店庆月)、国美在线(巅峰战)、唯品会(撒娇节)均在八月激烈撞车,这些电商企业不仅相互挤压市场,而且似乎也有刺激乃至透支消费、进而提前拉低用户对于“双十一”的现金储备的共识。

作为八月价格战传统的始作俑者,苏宁易购的变化,或许能够代表传统零售企业的“互联网化”进程:从浴火不适到应激重生。

两年前,苏宁易购面对京东的咄咄逼人,多少有些难以应付,尤其是当刘强东在微博上晒出一张贴有“打苏宁办公室”大字报的办公室图片后,整个舆论都开始被京东牵着鼻子走。得势不饶人的刘强东一度表示要招聘数千“情报员”进驻苏宁的线下门店进行比价并说服消费者到线上京东网站完成购买——这次夸口符合刘强东的一贯作风,在引起规模性的关注和议论之后不了了之——像苏宁这样具有很强学习基因的强企业,自然懂得如何取长补短。

两年后,青出于蓝,苏宁毕业。虽然腾讯已经战略投资京东、并将微信的电商入口分配给了后者,但是苏宁易购还是向微信投放了18亿人民币的红包,通过“社交裂变”的经典玩法刺激用户的参与感。同时,结合实体店的优势,苏宁易购让遍布全国的1600家苏宁门店都成为物流配送的网店,通过竞速的方式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相比其他电商经常遇到网购集中时段难以承担发货压力的情景,苏宁易购对自家的“急速达”服务显然更有底气。

就在这场促销活动的开展前期,在刚过去的二季度,苏宁的整体销售收入环比增长23.71%,线上销售收入环比增加50.97%。虽然上半年营收和净利都同比下降,但这是转型的阵痛,也是生存战争的必经之路,所以张近东最近喜欢对员工和投资者引用巴菲特的一句话:“聚焦于赛场的人才能赢得比赛,胜者不会是那些紧盯记分板的人”。

营收微降的公式背后,其实可以看到苏宁云商是受巨额投入的影响,牺牲掉了数十亿的收入,而在这个厚此薄彼的关系中,苏宁易购则是那个被重金扶持的对象。为了追赶互联网潮流,苏宁易购不吝消耗的塑造品牌,流量入口(收购PPTV)、品类扩张(整合红孩子)、硬件终端(PPBOX)、物流基地建设(60个物流基地)、微信红包发放(18亿)、女性用户积累(卖纸、卖卫生巾、卖奶粉)等都是烧钱的项目,对苏宁易购而言,与其被别人狠心,不如自己先对自己狠心。

根据苏宁易购公布的数字,它在8月18日的订单数达到220万单,活动高峰时段同时在线人数1300万,市场给了热烈回应,股票也因此而强势大涨,连苏宁的官方微博都在一周内增加了逾50万粉丝,这份答卷,应该是高于预期的。至少,业界对手不会再有小觑苏宁的念头。

结合京东刚刚发布的2014年Q2财报,中国电商企业距离赚到钱或许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能随着万达等更加重量级的巨头加入,圈围用户的竞争也将愈演愈烈。在财经垂直社区雪球网上,有看好苏宁的投资者撂下狠话:“那个在两年前以高于市价40%、12亿参与苏宁定向增发的人,联想控股的、中国最大的PE私募股票公司弘毅投资的赵令欢,他说得很清楚了(力挺苏宁到底),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信!?”

星期五, 08月 22nd, 2014 未分类 没有评论

为什么公益行动需要满足利己主义?

文/阑夕

出于对环保的追求,中国不少城市都在持续开展“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倡导活动,特批项目预算对全城的公共垃圾箱进行替换,新的公共垃圾箱都设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个分类入口,通过市政媒体的宣传,教育市民在投倒垃圾时事先做出分类处理,提高垃圾回收的资源效率和资源价值。

这件看起来很有意义的事情,是如何走向形象破产的呢?

以去年某地方新闻的报道为例,在试点垃圾分类足有一年后——不少市民真的已经养成了扔垃圾前先行拆分的习惯——但是,有人突然意识到,这个城市所有的垃圾运输车都只有一个车舱,也就是说,无论公共垃圾箱中的垃圾经过了如何精细的分类,它们最终都被混合到了一起,被倾倒进了垃圾运输车里。而关于垃圾分类的一切灌输和行动,都被证明是徒劳无益、甚至有些玩弄善心的味道。

如果没有合理的程序支撑,再好的意图也会变得南辕北辙。尤其是对很多公益参与者而言,举起高尚的旗帜并无难度,只是在表明主张之后,如何使用并协调经济学、管理学和现代技术等知识,拿出一套科学的解决方案,才是决定能否抵达目标终点的重中之重。

下面有一个可做参照的正向案例,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百度。

8月1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百度共同成立大数据联合实验室,打通需求洞察和技术研发,为联合国的重点发展项目——如“环保”、“医疗健康”等方向——创造解决方案。这个实验室的第一个市场项目,叫做“百度回收站”,通过手机百度的识图功能,直接拍摄家中需要扔掉的废旧电视、废旧冰箱等电子垃圾,就能即时显示电子垃圾的归类和回收价格,然后一键预约正规的电子垃圾处理厂商上门回收。

这个项目的背景,建立在联合国的需求上,根据联合国的调研统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垃圾制造国,每年制造不同种类的电子垃圾多达1.6亿件,如果只是简单丢弃或者委托非专业垃圾处理公司接收,那么这些电子垃圾大多数都会向土壤和海洋中释放剧毒、有害的化学物质,严重影响公民的生存环境,并打击资源再生的可持续发展。

在抛弃技术解决的思路以外,电子垃圾科学回收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但是见效始终缓慢,因为在宏观道理底下,践行公益的程序是反人性的:电子垃圾持有者需要主动前往政府或NGO认证的回收单位(这些单位数量通常很少,有时甚至需要横跨半个城市),不仅消耗用户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而且当电子垃圾体积较大(比如冰箱)时,许多女性用户甚至都做不到将其搬到回收单位这一行为,同时,回收单位的认证也具有一定的寻租空间,在远离市场化的运作时,它们为用户提供的回收价格也没有任何的竞争力。综合下来,所有崇高的道德感,都在违背市场规律的过程中被消磨殆尽。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虽然信奉“正义论”的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时常批判前者过于理性,但是从“哥本哈根协议”始终未能达成共识的细节来看,即使有着统一的、在道德上无可辩驳的使命,也无法清晰剔除掉“利己主义”的存在,所有国家代表都承认全球变暖将带来生存危机,但是所有国家也都认为自己被强迫承担了过高的责任并拒绝履行。

“百度回收站”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正是基于“利己主义”的解决方案:

用户层面:不需要付出额外的执行成本,连填表都可以交给软件代劳(百度可以自行识别拍摄物体是什么),共享一下地理位置,选择一个空闲时间,就可以等待快递员上门取件、收取折现了;

回收层面:有了联合国的信誉背书和百度的流量分发,电子垃圾的回收单位可以坐享订单产生,节省大量的说服教育时间和行业拓展工作,毕竟,回收电子垃圾首先是一门生意,然后才是公益;

联合国层面:众所周知,联合国创建以来,由于国际政治博弈的原因,其应有的职权并没有完全得到授予,所以在很多事情上,联合国需要合作机构的协助才能落地,能够与中国三大互联网巨头之一的百度合作推进项目,毫无疑问是一条正确的捷径;

百度层面:既为环保做出贡献,又可以推广自家的App产品,“百度回收站”为百度同时带来的品牌美誉和市场占有率。

能够帮助所有参与者谋得利益,又恰好的牵引各方共同做一件具有道德优越的事情,兼具其二,这种案例才是值得推广和学习的。

人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做出发点十分正义的事情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以自己的立场思考事情的陷阱中。在这种情况下,公益实践尤其容易忽视人们的“利己主义”。而很多时候,这种“利己主义”的表现几乎是匪夷所思的。

《贫穷的本质》一书中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国际公益组织,深入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中,驻扎下来,为当地的儿童免费提供疫苗,这些疫苗可以大幅度降低儿童的死亡率。公益组织的成员一开始也完全没有想到,这等好事当前,家长带着孩子完成疫苗的比例竟然会低于20%。而且这个比例还是在志愿者们大力开展了科普工作,为每个家庭讲解过疫苗好处之后。

具体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些疫苗,要按照时段,分三次注射。而对于这些极度贫困的家长来说,未来不可预期的死亡事件的威胁,远不如眼前耽误的工作或者农活的收入重要。于是志愿者们只能采取“注射一次疫苗赠送一套餐具”等方式,再次鼓励家长们带着孩子来完成整个疗程。

和这个案例中家长们看似匪夷所思的选择一样,公益中的“利己主义”往往表现为远期的笼统的威胁无法战胜眼前的便利和利益。如果公益行动的实施者不能够正确考虑公益行动中的“利己主义”需求,就无法让出发点正义的事情拥有正义的过程和结果。

星期三, 08月 20th, 2014 未分类 没有评论

“冰桶挑战”的前世今生

文/阑夕

大约是在2004左右,正逢博客热潮席卷全球,由于彼时博客产品的使用门槛较高——与后来流行的“140字表达”习惯不同,很多用户开通了博客,却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大概是出于推广博客写作模式的初衷,一种名为“The Interview Game”的游戏逐渐兴起,并最终成为跨国界的社交方式。

“The Interview Game”的游戏规则,简单来说就是由一名博客用户选择他的一位好友,并对后者提出五个问题,问题类型可能会涉及隐私,但大多属于人畜无害,比如“你最讨厌哪一部电影”、“你最近一次自渎是在什么时候”等,被选择的用户则需要逐一回答问题,并继续选择自己的一位好友,附上请他回答的五个新问题。你可以将这种网络传统,理解为“冰桶挑战”的雏形。

由腾讯员工徐志斌所著的《社交红利》这本书,将腾讯在社交领域的成功提炼到一句话:“让信息在关系链中流动”,或者是鼓励“让人们讨论你”。如今看来,“The Interview Game”完美的契合了这条法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The Interview Game”进入中国后——中国网民称之为“点名游戏”——它最为风靡的承接平台正是QQ空间(以及即时通讯软件QQ)。当然,与一切文化输入的场景相仿,“点名游戏”也不可避免的被加以改造,被掺杂了些许中国特色。

首先,“点名时间”的问题数量由固定的5个变成了不受限制,甚至有惊人的100个问题的版本流传,中国网民似乎很难克制自己对“合法八卦”的欲望;其次,“点名时间”的机制被潜移默化成了固定问题,而不是由回答者自己出题,这种“只答不问”、“复制粘贴”的流程,无疑更加省事,也更为自私;最后,为了让每一次点名都不落空,中国网民给“点名游戏”增加了设定,即“响应点名、并回答问题的人,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可以获得10个Q币/可以拯救世界某处一条危在旦夕的生命”,彻底将之向世俗方向引导。

Twitter的诞生,为社交网络真正赋予了媒体属性,尤其是当名流与公众被搁置到了同一水位的广场上后,“私人事件公共化”取代了传统报纸上的娱乐版面,让隐私不再隐私,秘密再无秘密。在“冰桶挑战”之前,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主持人艾伦·德杰尼勒斯从观众席上拉来包括詹妮弗·劳伦斯、安吉丽娜·朱莉、布莱德利·库珀、凯文·史派西在内的一票当红明星进行集体自拍,并在分享到Twitter之后创造了史上转发量最高的消息,也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一起案例。

若以简单的营销模式来复盘“冰桶挑战”,自然又会落到“三板斧”式的套话中——病毒传播、创意设计、明星助推等,几乎所有成功的营销事件,都可以使用这套万能钥匙一—所以,既然需要归纳,不妨更深入的接近其本质。

《社会学概论》对集体行为的定义是:“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例如集群、骚乱、时尚、流行与恐慌等。”后来,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提出的Kitsch(刻奇)概念——特指自媚、自愚和道德捆绑——其实并没有从理论上超出社会科学的既定范畴。我以前这么吐槽Kitsch:“马尔克斯去世,一夜之间人人都是《百年孤独》的读者,扼腕悲泣。奥斯卡颁奖典礼举办,网络上便凭空多出指点江湖的资深影评家,觉得学院派的评委完全不如自己有眼光。世界杯如火如荼,很多人也四年一次的披上球迷外衣,对着欧洲球队出征时的西装合影花痴。”

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斯梅尔塞通过价值累加来解释集体行为,他认为只有在以下六个因素不断累加的影响下,才会导致集体行为的发生:

1、有利的结构——社会结构的构成方式有着允许或授权的立场;

2、结构性紧张——即“诱因”的存在,进而滋生相对剥夺的情绪;

3、普适的信念——共同的认知和共享的方向;

4、促发性因素——通常表现为戏剧性的刺激或导火索;

5、行动动员——在开始付诸于行动时,涌现出领袖和规范;

6、社会控制——强力介入决定集体行为的后果(通常涉及政治干预);

“冰桶挑战”完美的契合了前五个因素。

有利的结构,在于Twitter广场的成熟,除了马克·扎克伯格将参与内容分享在了自家的Facebook,其余的名流几乎都在Twitter发起和点名。

结构性紧张,在于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的冷门,及其“遭到忽视”这一现象引起的公众心理不适,包括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霍金亦是因为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而被轮椅禁锢了四十余年这种真实故事,更是引起了道德收缩。

普适的信念,在于经历羞愧之后,情绪理所当然的试图寻找合理的出口,于是,“需要有所作为”就成为了一项共识,大多数集体行为(比如灾难捐助、紧急献血等),就到此为止了。

促发性因素,在于为了践行信念,能否发酵得到具有强烈画面感的刺激信息,显然,无事生非的将一桶混有冰块的冷水从头浇灌到脚,可以归类于典型的促发性因素里。

行动动员,在于从众之前,示范效应的产生,科技大佬、好莱坞艺人、NBA球星……他们身先士卒的动员,让事件增加了十足的可信度。《引爆流行》的作者也认为,在流行潮中,“消息传播者非常重要”,这是一个背书的过程。

这里稍微再吐个槽,很多人热衷于追赶一个又一个的新鲜案例,并将幕后故事是否曲折精彩——又称“干货”——视为价值含量,其实不如把经典的几本科班理论教材啃下来,一切方法论就都不言自明,适用于任何庖丁解牛的场景和启迪。

从事后统计来看,“冰桶挑战”的主要推动者,还是依赖硅谷:

这是美国科技媒体Mashable统计的关于“冰桶挑战”的信息传播路径,东海岸是毫无争议的拓扑中心,科技行业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这也使消费主义的胜利,想想二十年前如日中天的微软、IBM吧,它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

同时,迄今已有超过1500万人在Facebook上讨论“冰桶挑战”,这个活动早在6月就开始了,只是在最近两周才因为名流的加入而热度剧增,将曲线拉到了几乎笔直的角度:

严格来讲,雷军是“冰桶挑战”在中国的首位应邀者,其关系链是:美国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点名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马克·扎克伯格点名比尔·盖茨,比尔·盖茨点名俄罗斯投资巨头DST的创始人尤里·米尔纳,尤里·米尔纳又点名了他的投资对象之一、小米科技的创始人雷军。

但是,就在雷军接受挑战的前一天,也就是上周日,一加手机的创始人刘作虎“截胡”了雷军,他在没有被点名的情况下,主动发起“冰桶挑战”并迅速自拍了视频发到微博,成为实际意义上“冰桶挑战”在中国的首位参与者。

随着周鸿祎、李彦宏等光环加身的大佬相继宣告加入,“冰桶挑战”似乎也有风靡中国社交网络的势头。不过,与美国人乐在其中的纯粹精神不同的是,中国科技大佬们的行为,看上去都“有所图谋”,目的性表现得极强,比如周鸿祎就拖沓了近三分钟的时间,用作自我宣传,并在微博上教育用户要用360学术搜索了解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而果壳网的创始人姬十三更是将果壳的品牌LOGO和SLOGAN放到了GIF图片的最后,直白的做了一场硬植入。

当然,要说娱乐效果,小米的两名副总裁在给雷军浇完冰水后,都以为对方会伸手拿回水桶而同时松手,将水桶扣到了雷军的脑袋上,无疑可以打到满分。

与“点名游戏”一样,对“冰桶挑战”感兴趣的人,也面临两个尴尬,其一是不被点名,据说本周开始,许多互联网公司的公关部门都开始忙活起来,一边试图说服领导做出身体上的牺牲,一边设法让领导名字出现在点名名单里,另一个尴尬是如果发出点名但是点名的对象都不回应,那则是对人脉展示的严重打击。

信奉平等主义的人,大概不会赞赏这种高调而另类的慈善主张——或者说,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场击鼓传花的行为艺术——理想的规划,自然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平均的被分配到所有需要且值得关注的事物上。但是,就像划拨财政预算进行太空探索和地球上还有很多吃不饱饭的小孩两件事情没有道德上的高低之分一样(关于这个典故,可以自行搜索1970年赞比亚修女Mary Jucunda与NASA的信件往来),慈悲固然高尚,但它并不具有自动探路的功能,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如果能够将善意以非理性但无害同时成本低廉的手段传递,那么偶尔也不要那么认真,则又何妨?

星期二, 08月 19th, 2014 未分类 没有评论

无关肉体,只有灵魂——从陌陌TVC说起

文/阑夕

最近,陌陌重金投放了一支题为《总有新奇在身边》的TVC广告,强势覆盖了电视、网络、楼宇等媒体渠道,被多年误读为“约炮神器”之后,计划上市的陌陌开始试图对公众重新介绍自己:陌陌,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过,如果连你曾经的生活都无法再让你动容,这个世界对你而言就已经死掉了。

《后会无期》火了,在很多人看了和听了之后,震动之余留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以前就是这样。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后会无期》在大众心目中逼格高过《小时代》的理由。它是活生生的青春,而小时代只是一场华梦。

青春、自由、勇气,这是日本少年漫画创作遵循的三大定律,也是成年画家用来拾起为了变得世故而不得不抛下的东西,关乎理想的初心,不畏失败的冲劲,对于世界的好奇,无法束缚的热情。“不要追求改变,不要冒险,别做这个,别好奇,待在熟悉的地方”,陌陌是在用激将法告诫它的目标用户,不要变成自己曾经鄙夷的那种无趣的人。

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给自己加了如此多的限制,像日本的方西瓜一样,活生生憋出了一个高价钱?

是成为成年人的时候,步入成年人世界的那一瞬间。四面八方涌动而来的,是现实的链条。就像电影里无数次听过的台词,“我上有八十岁老母,下有妻儿”。就像相亲节目里无数次听过的自述,“有车,有房,有事业,有未来”。就像同学会上无数次听过的问题,“在什么公司上班,多少工资,福利如何”。就像面试时填过无数次的题,“上一份工作的业绩,历史薪酬”。这是商场里每一个明码标价的笑脸,这是饭局上每一杯有意而来的酒。为了这一切,我们不得不有个高价钱,哪怕我们变成方的。

“没人逼你,是你自愿的”。

没错。

和服从这个世界上所有其它的潜规则一样,我们服从于成年人的规则。抛掉那个不切实际的灵魂,让我们的肉身老实呆在一个有利的地方。因为我们太渴望得到成年人世界里的一切功成名就,那些东西是质量最好的大麻。一口,一丁点,就让你忘掉肉体所有的疼痛。

然而当我们开始笃信钱能够买到幸福的时候,却已经开始慢慢忘记了享受这个世界的正确方式。我们不再像陌陌TVC里面那群人一样自如地笑,就连世界杯这种狂欢也得记住上司喜欢的球队。我们不再像那群年轻人一样对新奇的事情抱有好感,而是本能地担忧其中可能蕴含的风险。成年人的享乐,是成年人之间价码的竞逐。

我们圈住的肉体,是现实世界,是高涨的责任,是膨胀的物质。灵魂,却永远只是灵魂。而青春,是人生中唯一一个灵魂和肉体激烈缠斗的阶段。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把人生划分为八个阶段,每个阶段人类都有不同的心理建设任务。属于青春的那个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寻找同一感。社会和个人的同一,主体和客体的同一,现实任务和主观愿望的同一。说白了,这个阶段,我们要努力把灵魂拉下来,和肉体捆在一起。

在幼儿时期,肉体太孱弱,灵魂远远地跑在前面。所以孩子总是天马行空的,他们相信有朝一日自己能飞,就像灵魂渴望的那样。于是所有的大人会对他们说,等你长大了,这件事情就能做了。而等到青春降临,我们迎来最后一场放纵。我们可以去尝试小时候想要做到却无力的事情,等到灵魂被那些快乐灌醉了,就把它绑好。

不绑起来,我们没办法做一个成年人。

最后我们就像陌陌TVC里的念白一样,开始好好做个成年人,给自己最安全的路线。开始像个大人一样只分利弊,不去管像个小孩的灵魂追在身后问的对错。

可是梵高说过,他心中有一团火,哪怕永远没有人去取暖,也没有灭过。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灵魂的火,它永远不会灭。《后会无期》也好,陌陌那样的TVC也好,这些作品里面的哪怕一句台词,都像是柴。它会给灵魂一个熊熊燃烧的渴望,所以它们让人有异常的情绪,燥热,鼓动,甚至红了眼眶。无论肉身何等垂死,灵魂之火从不曾抛弃你。

这也是为什么陌陌注定会是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款产品,所有对它的模仿终将画虎不成反类犬。陌陌在心智模型上走的路数,和ZIPPO、万宝路、Levi’s等消费品是一样的,产品本身作为用户精神的象征,商业模式亦建立于共同的价值观之上。

罗振宇曾在《罗辑思维》中大谈中医之坏,导致不少支持中医的用户因为无法接受而果断“粉转路人”,但是罗振宇却并不因此而打圆场,反而将其定义为“洗粉”运动,所谓“社群经济”的概念,亦是同类留下、异类走开的意思。与之相仿,陌陌正在推行一个用户评级的系统,除了陌陌官方运营会根据不同的用户行为(包括信息的真实度、社交礼仪用户活跃度等)对其进行星级认证之外,用户与用户之间也可以相互评级,如果受到过多举报,被举报的用户将成为不可信用户,降低接触其他用户的机会。

不合气场的,不和你一块儿玩。这又是对于社交的一种返祖引导,没有那么多人情世故和条条框框,就是率性而为,就是唯我至上。陌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30日,陌陌平台上活跃着356万用户群组,月活跃用户数高达5243万,其总注册用户数则已达到1.48亿。这也意味着,每四个手机用户中,就有一个是陌陌的用户,陌陌倡导的社交方式,是仅次于微信、而又和微信截然不同的另一条路线。

在日本学者鹤见和子看来,人类的一切才能都来源于“多余的好奇心”,所有的文明衰败,都是因为自身的封闭,所以伊藤博文在美国黑船撞开日本国门的登陆地建造了纪念碑,认为强迫日本结束锁国政策是对日本最好的启蒙。数百年后,优越的生活品质让“宅”文化在全球大行其道,自得其乐的满足感取代了往昔旺盛的好奇心,那些因为户外运动行为而发生的滑稽失误,被人整理成“傻缺集锦”在视频网站上娱乐大众,人们习惯贪图安逸,惧怕冒险,吟诵“断舍离”,远离“神经病”。

陌陌试图撞击的,正是这些灵魂深处或许残存的“多余的好奇心”。

星期二, 08月 19th, 2014 未分类 没有评论

企业和媒体能不能做朋友?

文/阑夕

罗永浩约战王自如,无论8月27日的最终胜负如何,最大的赢家永远是旱涝保收的直播方优酷。很多人认为Zealer获得过小米的投资,就天然丧失了第三方手机评测的公正和客观,但是另一方面,优酷也是罗永浩一直选择的主场——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开始》,罗永浩与优酷的人情关系就已经十分亲密——但是却鲜有人质疑这场对话是否具有不对等性。

媒体的内容,可以粗略划分为两种:一为新闻报道,主要用于呈现事实,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总结性的陈辞在内,但是总体而言,是倾向于“客观”立场的;还有一种,是新闻评论(或社论),西方传媒称之为Editorial或是Leading article,通常以个人视角——所谓的“个人”,有时是总编辑,有时是邀请而来的嘉宾——来对新闻进行解释,这种评论是需要表态的,而且其价值就在于“主观”的意见输出,而媒体则会声明评论内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媒体本身对其赞同”。

媒体的严谨与个性,就表现在这两种内容的运作上,前者确保了行业制度,后者掘出了发挥空间,整个媒体行业也才得以达成统一的价值观(求真、求快、求全),同时又没有沦为千篇一律的通稿机器。

媒体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属性,但是媒体本身又是一门生意,所以在面对企业时,媒体时常会陷入矛盾的境地:在经营上,媒体需要企业,而在运营上,媒体排斥企业,这种平衡之道的难度,其实不亚于“戴着脚镣跳舞”时的权衡取舍。站在企业这边,一旦投入,必然有图回报,这是商业文明利益往来的基石,亦不希望媒体能够豁免于外。

前段时间,我与一位企业公关和一位媒体主编吃饭,出于半开玩笑的目的,我说如果排开商业交易不谈,你们两家能不能做朋友?不料他俩异口同声的说“当然可以”、“为什么不能”,我接着往下问,你们对“朋友”的标准是什么,这才摸着温情背后的獠牙——

企业公关:朋友就是交情,能够相互体谅,不会落井下石,你既然认我是朋友,就应当凡事好商量,不能做一些让我下不了台的事儿,我这边能帮你的,也肯定不会含糊。我跟你关系这么好,你还当着别人的面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这是演哪出呢?

媒体主编:朋友最重要的是尊重对方,无论是文化、职业还是身份,不能说你有难处,就要朋友违背原则牺牲他的坚持来迁就你,这恰恰不是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你把我当朋友了,那批评就是批评,你要不把我当朋友,那么所有的批评,才都是“黑”。

混在江湖,谁都不易。

放到如今已成燎原之势的自媒体这档口,其实事情更加简单。大多数自媒体的内容生产,其实都属于“新闻评论”而非“新闻报道”,同时自媒体又集媒体品牌和观点立场于一身,所以企业更容易认为自媒体是“一黑俱黑”,而公众也乐于根据自媒体的结论倾向与自己进行交叉对比,最后大咧咧的给其贴上“枪文”或“黑稿”的标签。

洪波(keso)以前就在他的Donews博客上悬挂着“少跟我提客观”的条幅,告诫所有读者,自己就是在表达主观意见,爱看看不看滚。另一方面,“客观”就是对中庸的推崇,赞誉过后,必然要塞进来一句“但是”,为了中和而批判,小心斟酌四平八稳。不过,魏武挥也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自媒体的主观可以分为“理性主观”和“感性主观”两类,区别在于是否通过了“理性的方法”来获得结论,提倡“读者应该看的是方法,而不是结论”,但是显然,这是学者做研究的姿态,愿景非常美好,只是落不了地。

越是提倡快速阅读、简单思考,就越是会有迎合这种需求的媒体产生,一个例子是,腾讯门户砸了上千万成本做严肃阅读品类的“大家”,其微信的每天阅读量还不如腾讯内部几个编辑孵化出来的“大号”,后者只是将每天的新闻串烧起来,添加一些俏皮性的语录,广义上的影响力就已经远胜“大家”里的那些大家。

所以回过头来再看罗永浩,王自如曾经在魅族 MX2的评测上也给出了许多批评意见,遭到魅族用户的群攻,彼时罗永浩连续转发三次,盛赞“自如靠谱”,并说“这么客观、靠谱、专业、好看的评测,在魅族的脑残粉看来,也是‘王自如竟敢黑我大魅族!’”一年多的时间过去,当王自如的评测终于戳痛罗永浩的产品,罗永浩的话也就变成了“自如的黑是包裹在‘专业、客观、技术流、用数据和事实说话’的伪装之下”。

前段时间,阿里的一个公关总监在微博上声讨某自媒体人,其罗织的证据竟然是该自媒体人的亲属在阿里的竞争公司工作——后来也被澄清指控中的亲属关系纯属子虚乌有——这种诛心的程序,无异于自证愚蠢。我在微信里说阿里“猥琐而全无专业”,据说让阿里的公关“十分生气”。后来,“马云猎鹿”被推上舆论热门,我写了篇文章,认为马云实属蒙冤,公众谴责马云,是基于无知的条件发射,当晚,又有一名并未深交的阿里公关发来短信,满言感谢。我相信,无论是生气,还是道谢,这些公关其实都没有认真读过文章,而只是从结论方向作出敌友判断,同时,正是出于这种功利主义的尺度,企业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和媒体交上朋友。

我都把你当朋友了,你为什么还不跪舔我”,这句话里,有多少情深意切,又有多少来势汹汹?

* 考虑到目前我也是一枚企业公关,所以有心的媒体/自媒体不妨收藏此文,若在往后我也成为了一个寄望媒体人跪舔的公关人,欢迎翻出来抽我耳光。

星期日, 08月 17th, 2014 未分类 没有评论

网易新闻:无屌丝,不江湖

文/阑夕

阴暗潮湿的某间地下室,一名瘦弱的男青年抽着2块钱一包的烟,一边浏览手机屏幕上的网易新闻,愁眉紧锁的他陷入了沉思:国家下一步该怎么走?如何突破美国封锁?如何收复台湾?如何保住南沙钓鱼岛?一个个难题需要他思索,抉择。此时,传来踹门的咣咣声:“开门!查暂住证!”听见这个声音,青年心惊胆战,慌忙关上电脑,再也不敢发出半点响动,直到外面的人走远了,才敢坐到板凳上,重新打开电脑,在新闻的评论区狠狠的敲上: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中国人从不惧怕任何一个敌人!

这是一枚广为流传的段子——我记得至少是在八年前,我就在天涯社区看到过——这番惟妙惟肖的侧写,不无恶意的挤兑了绝大多数公众讨论的场景,并重新诠释了何为“挣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后来“屌丝”一词莫名走红,那些不属于社会普遍定义的成功范畴里的群体,开始主动进行自嘲且占得先机,使得那些恶意反而丧失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你无法辱骂一个坦然贴着屌丝标签的人为屌丝——最终重新调和了愈演愈烈的某种冲突。

理解这种现象,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基尼指数始终远超国际警戒线的同时、大量网友却纷纷拜在“首富之子”的微博下求认老公的原因了。

言归正传,之所以说起这个话题,是因为网易新闻客户端在发布4.0版本时,公布了其典型用户的标准:

他大概27.5岁,本科毕业,月收入在5000到6000元左右,他每天会看八次新闻,平均浏览超过30分钟,他非常热衷于表达意见,去发表跟贴,他也爱玩,玩彩票什么的……

尽管可能在整体生活品质上并不如篇首段子所演绎的那般窘迫,但是在由成功学把持的主流舆论中,网易新闻的典型用户仍然难逃屌丝族群:年纪已经不算小,但是收入仅可称得上介于温饱与小康之间,学历一般,却又勉强可以自述为边缘知识分子,心怀天下,常有指点江山的发言欲,兼具强烈的自我意识,然而,若是心血来潮,也原意豪掷自己的零花钱去挑战不劳而获的500万。

虽然网易移动互联网部总经理徐诗补充说“根据第三方的数据显示,网易新闻客户端在资讯类应用中,月收入超过6000元以上的占比第一”,但是归根结底,泛新闻类产品服务的是大众用户,而大众用户又以屌丝为主,所以要说优秀的新闻产品的标准就是它对屌丝群体的覆盖能力,这话大抵是没错的。

中国的几大网媒当中,新浪是网络新闻生产标准化制度的开创者,搜狐是以新浪为目标矢志不渝的跟随者,腾讯是有了资本之后试图借助人才战略改变媒体格局的颠覆者,唯有网易的路线最为独立,将新闻主体之外的几个元素做到路人皆知,进而形成了令人侧目的媒体品牌,甚是奇特。众所周知,中国的网媒,除了新华网这类官办网媒之外,是没有新闻采写权(体育、科技等垂直行业除外)的,也就是说,四大门户的大多数稿源都是共享的,而在这种“存同求异”的运营中,网易竟能落得一些好名声——不妨百度搜索“网易+良心”看看结果——确实是托了剑走偏锋的福。

严格来讲,新闻本身是不可能有态度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没有多少演绎空间。网易后来提出“无跟帖,不新闻”的理念,其实就是在强调新闻解读,也就是观点评论,跟帖是UGC,“另一面”等专题是PGC,通过这种内容替换,网易新闻方才得以出众。从80后到90后,从跟帖文化到弹幕文化,从行业评论家到全民自媒体,屌丝扮演的角色被层层继承,而他们也将新闻解构成为了自己的精神食粮,并对内容赋予强烈的个人色彩。据说,网易跟贴至今发表跟贴量最多的一个用户迄今为止累计写了300多万字(20多万次跟帖),相当于40本《朝花夕拾》。

在最新版本的网易新闻客户端中,网易将跟帖与弹幕结合了起来,所有的视频新闻,跟帖内容都以弹幕形式在屏幕上划过,用户表达的地位继续上升。一位传统媒体人在朋友圈里惊讶于网易的出格,称这是在“侮辱天下的内容生产者”,但是显然,新媒体并不在乎旧的规则与秩序,B站的一名编辑就乐呵呵的说“欢迎网易加入弹幕阵营”。

“你觉得他在破坏,他已经开始创造”,这是当下新旧媒体剧烈冲击的格局里,最大的特别之处。

网易新闻客户端另一个屌丝属性极重的地方,在于它将9158的秀场模式——众所周知,美女主播也是屌丝经济的明星产品——借鉴了过来,用户浏览新闻可以获得虚拟金币,而虚拟金币除了可以兑换某些实物奖品之外,还可以用于打赏编辑,而编辑获得的金币数量,又会成为网易公司内部薪酬考核的一个参数,影响编辑的奖金收入。这种模式,其实就是利用一套账号体系,将社群的玩法揉了进来,让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订阅指定编辑,促进双方的互动欲望,同时激励编辑策划精品化的原创内容(关于这一点,网易和腾讯都在悄然布局,趋势性很强,有待下回分解)。

没有想不到的,只有做不到的。

有趣的是,就在网易新闻客户端4.0版的发布会举行的前一天,网易门户总编赵莹提交了辞职信,据丁磊在内部邮件中的描述,网易新闻客户端这款产品也是赵莹“倾力打造”的,双方也是友好分手,丁磊也支持这位与他共事九年的老部下的个人选择。结合时间和情理,大致上可以推断,赵莹应该提早就与丁磊做过离职的沟通并达成共识,而这一版本的新闻客户端产品,应该就是她的告别作品,赵莹也是所谓“南方系”的出身,在网易内部风评不错,属于“懂媒体也懂产品”的那拨人,虽然网易总编这个位置始终坐不久人,丁磊也被业界戏称为真正的“创业导师”,但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高管的流失并没有瓦解掉网易的媒体地位,相反,历任主编砥节砺行打磨出来的方法论,都让后继者受益良多,能够较为轻松的接过马鞭驰骋前行,与其嘲笑网易门户留不住人,不如想想为什么留不住人的网易门户仍然屹立不倒?

星期三, 08月 13th, 2014 未分类 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