阑夕的互联网手册

文/阑夕

自从“互联网思维”亲密邂逅春运议题，“抢票”就成了互联网企业竞相借势的产品功能，比如猎豹浏览器就被公认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凭借2012年开创的“抢票版”定位，这款年轻的浏览器不仅在市场份额的数字上异军突起，而且还以导师的角色引领了行业对于“抢票营销”的注意和借鉴。

比如，就在2014年的第一个月，百度在湖南卫视投放了首支移动产品的电视广告，但是从广告内容来看，又充满了网络化的气息，去年最为热门的网络自制剧《万万没想到》的主演王大锤及导演易小星作为出镜演员，在30秒的时长内用故事表现出了手机百度在抢购火车票上的便利性。

百度的媒介策略也很直白，首先选择年轻族群收视率很高的湖南卫视进行投放，同时联合身为网络红人的主演在微博上同步制造话题，形成线上线下的共振。

更早一些时候，手机百度还以事件策划的形式，去建筑工地摆摊，打出“免费帮助民工抢票”的口号，吸引衣衫不整、面容疲惫的民工围观过来，看着百度的员工在精致干净上的手机屏幕上滑动操作，一本正经的演示抢票流程。

历年春运，都是民生疾苦的一次集中演绎，尤其是当12306推出网络购票服务之后，由于网站系统的不稳定、本质不变的市场供求关系、“公平”争议的持续发酵等原因，互联网并未神奇的解决“一票难求”的状况，而民众注意力的空前聚焦，也让互联网产品看到了同质化竞争之外的通幽曲径。

除了抢占话题、借势热点的考量之外，互联网企业对于“火车票经济”的消费和利用，更多的是在寻求渗透传统行业的切口。铁道部在12306上的“放票”和消费者利用各种互联网工具的“抢票”，一“放”一“抢”，形成了两种思维的鲜明对比，前者是典型的工业思维，稳定、规律却也傲慢、冷漠，后者则是炙手可热的互联网思维，激烈、主动而充满变数。

此时，代表互联网思维的产品，无不希望借此将短期拥趸变为长期用户，继而保持“为用户代言”的特征。

在对技术变革的响应速度上，反而是携程、去哪儿等老牌订票网站迟缓落后，显然，面对火车票这种特殊时期的稀缺商品，慢条斯理的“订票”远不如争先恐后的“抢票”要受用户青睐。《创新者的窘境》一书曾描述过这种情况，处于市场领先地位的企业通常会过于适应原有的生态系统，而难以对新的技术突破产生迅速察觉，当抢票软件们可以在一天之内升级四个版本用以对抗12306的封锁和屏蔽时，原本看似固定的用户习惯也就被一点一点的颠覆和转移了。

从营销的角度来讲，基于互联网的这种数字营销手段同样改变了传统营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比如曾被奉为圭臬的“心智理论”。传统营销认为，品牌应当建立与产品主张一致的心智定位，比如可口可乐之于饮料、喜之郎之于果冻等，关联愈是唯一，用户就愈是买账。然而，由于互联网企业的品牌历史多半有限，加上市场环境日新月异，以至于心智定位沦为墨守成规的同义词，当浏览器、搜索引擎甚至是安全软件都想方设法的为自己添加抢购火车票的属性，用户心智也就无关痛痒了——需求决定选择，“高、大、上”永远敌不过“好、爽、快”。

当然，从经济学里的“租值耗散”理论而言，营销利益刺激互联网公司介入火车票的分配流程，与打车软件的价值相仿，都有着重组效率、机制创新的积极意义，同样是排队，让软件来代劳，总比继续重复火车站售票点外的通宵长队要更加人性。

可以预见的是，只要春运仍然紧张下去，“抢票营销”就注定是一个周期性的网络盛事，据说连某款天气应用都打算开发抢票功能了，这个景象，可以把卞之琳那首著名的《断章》稍作修改之后来形容：你在软件抢票，被用来抢票的软件在抢你。

文/阑夕

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但是根据互联网的创造者以及硅谷极客们的总结，互联网精神被最终浓缩为四个词语：“开放、自由、协作、共享”，尤其对于信奉开源理念的程序员们，这则互联网精神几乎如同“机器人三定律”一样不可违背。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生长，它开始接触并卷入商业、政治甚至是宗教领域，所谓的“互联网精神”，也在不断遭受挑战和撬动。

比如，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自由”访问互联网并不是用户的天然权利，也有科技公司协助当地政府帮助限制互联网访问许可的案例频频发生。

比如，当华尔街与硅谷的日渐亲密，本来意味着平等关系的“协作”被企业形式的管理制度逐渐取代，苹果、Facebook、Twitter……这些炙手可热的成功企业背后或多或少都有着创始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抹黑。

比如，“共享”正在法律面前一败涂地，旨在共享一切信息资源的BT网站海盗湾在版权机构的全球打压下，于2009年六周岁生日时久性关闭了所有的Tracker服务器，其创始人随后也被诉入狱。

但是，与从最初时就陷于强烈冲突当中不可自拔的“开放”相比，以上三条精神的遭遇其实都算不上什么。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年轻的比尔•盖茨、乔布斯正热衷于参加各种极客聚会、软件开发活动，当比尔•盖茨发现有人反编译了他写的电脑程序时，非常恼火的称之为“偷窃”，引起整个圈子里的不快。但是，完全遵循“开放”精神的Linux并没有在商业上取得成功，而是完全封闭的MacOS和相对封闭的Windows最终赢得了世界。

市场经济注定承认以结果为导向的原则，“开放”曾经带来过结果上的优势，比如AOL在还是ISP的时候，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度只向用户提供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后来随着雅虎等网站充实了互联网，迫于用户可能会流失到其他ISP的压力，AOL才不得不实现了真正畅通的网络互联。

不过，当“开放”带来的充分竞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蓝海，“开放”的高昂代价又使愈来愈多的互联网产品或服务选择放弃，比如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无不先后建立起信息屏障，将内容、用户等数据保持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拒绝Google都外部搜索引擎的抓取。TCP/IP的发明者VintCerf曾经抨击Facebook的封闭结构“不能满足公众对一个开放标准灵活性的要求”，然而，事实证明正是得益于Facebook维护了一个Google所无法进入的庞大的信息黑洞，使其终能聚沙成塔，造就了足以威胁Google统治地位的自有生态。

远离“开放”，受到损失最为严重的是网络用户，以乔布斯当年要求Mac操作系统提升系统启动时间的标准——乔布斯给出的理由是：“如果Mac卖出500万台，而每天每台机器开机多花费10秒钟，那加起来每年就要浪费大约3亿分钟，而3亿分钟至少相当于100个人的寿命”——为了适应被割裂的互联网，用户检索、获取信息的时间成本叠加起来，恐怕也是不可小觑的数字。互联网的那群原教旨信徒也心怀不满，当Twitter切断所有超过10万用户量的第三方应用程序的接口时，几乎引起Twitter史上最大的一场舆论危机，但是即使被那些在早期为Twitter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第三方应用程序的程序员们指着鼻子痛骂，Twitter也没有动摇控制生态体系的决心。颇为讽刺的是，当Twitter在2010年时作为第三方应用程序而希望接入Facebook获得更多SocialGraph数据时，同样遭到了Facebook的果断拒绝，失望的Twitter此时则又批评Facebook“为何拒绝开放”。哪怕是最为拥护“开放”精神的Google，也在近日被欧盟反垄断机构曝光其Android协议中种种排斥开放性原则的条款，被指是在“滥用垄断优势消除竞争”。

从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的立场不难看出，“开放”精神是一种应时势需要的相对性工具，通常而言，越是接近无政府主义形态的互联网(以及互联网产品和服务的创建早期)，越容易建立原始意义上的“开放”架构。

最为著名的，莫过于IP协议。归根溯源，当互联网被创造之前，计算机等物理终端已经存在了多年，但是不同的终端设备之间既不能相互识别，也无法交换信息，打个比方，就相当于两个操着不同语言的人遇见对方，无论如何唇枪舌剑，都很难互通思想。前文提到过的VintCerf，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加入ARPANET(美国远景研究规划局)时主导创建了IP协议，只要遵循了这个协议，不同的终端设备就能够将信息转化为同样的“格式”并得到识别，一举将局域网升级为互联网，亦代表着互联网“开放”精神诞生的始祖。最重要的是，IP协议没有被设计出任何中央处理器，它是没有任何政治或商业目的的纸上共识，却真正激发了互联网的多元形态。

只有接受“开放”的游戏规则，才有资格加入互联网这场游戏。IP协议所承载的“开放”精神，确实影响着早期互联网的设计思路，一封从雅虎邮箱发送出去的EMail，可以经过层层中转，最终准确而无损的进入另一个Htomail邮箱，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的用户如今可能压根就无法理解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一个奇迹。但是，随着数字资产的权重攀升并且开始影响互联网企业的生存根本，“开放”的连通规则逐渐不敌“封闭”的生态利益，这种信息交换变得越来越困难，正如你无法在Facebook上给你的Twitter好友发送消息，你也不可能通过Line向WeChat里的同学打上一声招呼。

当腾讯与阿里的世纪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支付宝终于切断所有通向微信的接口，关于文明倒退的声音再次出现，有人引用科幻小说《三体》中的降维攻击来形容互联网巨头们的独善其身，本来畅通无阻的高维宇宙，就这样被领先的星际文明相互对扔二向箔而变得低效而逼仄。

就此争议，妄谈道德毫无意义，如果要给道德打分的话，道德指数最高的Linux系列系统，恐怕没有多少道德论者能够忍受使用。我想谈的，是除了企业试图自己的数字资产这一原因之外，还有什么因素在促成互联网的“开放”精神距离我们渐行渐远。

2010年，Google和美国电信运营商Verizon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承认Verizon作为无线网络运营商时“有权保持服务的弹性”，这被视作是在越过“网络中立”的雷池。到了2013年，Google被媒体曝光其向法国电信运营商Orange付费，以获得更高的流量权限。这两件事情基本上明确了Google的立场：在有线互联网，Google对于“网络中立”的主张立场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移动互联网并不适用于“网络中立”原则。

所谓的“网络中立”(NetNeutrality)，指的是电信运营商(ISP)需要对所有内容提供商(ICP)一视同仁，电信运营商必须保持统一的开放性，平等对待所有流量数据和应用接入。在美国，电信运营商(AT&T、Verizon等)和内容提供商(微软、Google等)从来没有放弃过就“网络中立”向国会议员的游说，前者主张摒弃，而后者主张持续。

但是，电信运营商和内容提供商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当后者的体量越来越接近平台时，它在很多时候都会越俎代庖，做着一些本该由电信运营商来做的事情，比如——你还记得Google那个疯狂的热气球Wi-Fi的主意吗?业界普遍认为，正是因为Android，让Google改变了“网络中立”的立场，Google之所以破天荒的向Orange购买流量特权，是因为Orange在非洲地区有着极高的市场份额，而非洲正是由功能手机向智能手机变迁的下一块大陆，Google希望相比其他竞争对手提供更加优先的服务，故而逾越了“网络中立”的雷池。

简而言之，当互联网产品或服务由孤岛变成中枢——以API接口为代表，通过平台角色不设上限的支持寄生应用——其角色距离运营商的模式就十分接近了，而在此时，“网络中立”也就从护城河沦为绊脚石，被退避三舍，网络用户远离“开放”精神，亦是始于“网络中立”变质之时。

去年争议很大的“微信收费”事件，其实也是同样的因果关系。微信在实质上虽然远非运营商的角色，但是微信的中枢特征已经日渐显著——它有着独立的计价系统、接入规则以及生杀大权，俨然成为了一个“国中之国”，它的开放平台(就如Facebook、Twitter的开放平台一样)并非建立在一个去中心化的开放协议上，而是中央集权的形态，就像大众点评只有在让出20%的股份之后才能获得微信中的一个入口，腾讯天然享有微信各个接口上的排列特权(即“非中立豁免权”)，阿里感到紧张，并不意外。

想象一下，如果支付宝保持对于微信的接入，腾讯借此成功培养了用户在移动端的支付体验和习惯，最后再将支付宝一脚踢开，用“资金搬家”等形式提供同质化的支付服务，阿里就彻头彻尾的为腾讯做了陪衬的嫁衣。加上腾讯竞逐京东的传言愈演愈烈(正是京东，在当年腰杆变硬时先发制人的停用支付宝)，阿里更不想在这个敏感时期为腾讯的电商梦提供本就不情不愿的支撑。

无论是腾讯还是阿里，都瞄准了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新一轮窗口期，最是百废待兴时，才现以小见大处。虽然阿里率先“与其天下人负我，不如我负天下人”的从各个方面避开腾讯，但是其实纵然阿里不避，腾讯也在忌惮着阿里的反客为主，微信公众平台数次严厉公告，禁止“诱导分享朋友圈”的行为，就是主要针对那些依附于微信的淘宝商户(可以用于对比的是，腾讯旗下的嘀嘀打车就广而告之分享朋友圈可获赠手机话费)，而马云所擅长的“蚂蚁雄兵”战略足以震慑微信尚且脆弱的商业生态。

“二选一”的选择题，近乎于腾讯和阿里在某种默契的气氛下所共同行使的措施。微信红包的狂欢证明，只要用户需求拿捏得准，绑银行卡、推广移动支付场景都非难事，腾讯有入口、有流量、有用户关系，自建电商网络的时机接近成熟。而阿里则是以支付宝钱包为核心拼命整合旗下的移动产品和用户资源，狙击腾讯，只是为腾讯增加时间成本，真正的胜负，还是要由内功决定。

另外，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在获得工信部发放的虚拟运营商牌照的十九家企业当中，阿里就是其中之一，“170”开头的号段已经被阿里纳入囊中，这才是阿里真正希望掐住腾讯咽喉的杀手锏，以这两家巨头仅在打车市场就将烧钱玩到玉石俱焚的势头，一旦阿里自己也将廉价管道做起来，就有机会重新扳回主动权，到了那时，摒弃“网络中立”的就是阿里。

只是，作为用户而言，“开放”的黄金年代确实已然逝去，由那些偏执的拥有强烈理想主义情结的电脑天才所开启的大门，成功造就了网络城市的兴盛和繁荣，但是就像和平年代不需要孤胆英雄的道理一样，更为工整而严密的商业系统正在接管一切，只懂得嚷嚷“革命果实遭到窃取”既不明智，也是一种智力上的偷懒，包括Google、Facebook、腾讯、阿里在内的所有重量级玩家都应思考：互联网精神如同宪法一般，随着时代的进化而需要不断通过“修正案”来保持更新和准确，如果“开放”已经不适合作为底线存在，那么取而代之的底线究竟是什么?

博弈的过程很热闹，但是我们更希望见到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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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亿美元拿下Instagram，你当时认为Facbeook疯了。

30亿美元求买Snapchat，你又觉得Facebook是在烧钱。

190亿美元收购WhatsApp，你终于吐槽说Facebook是在为“钱多得没地方花”寻求解决方案。

吴军在《浪潮之巅》里如此总结科技行业的发展规律：

“科技的发展不是均匀的，而是以浪潮的形式出现，每当浪潮交替期，便会涌现新的窗口机遇，能否看清并赶上下一波浪潮，是决定大公司未来成败的关键要素。”

这是一个关乎时间尺度的动态命题。

“基业”的概念都在被颠覆，谈何”长青”?

在二十世纪，被商业管理奉为圭臬的《基业长青》在全球范围内筛选被其认为符合“基业长青”原则的公司时，使用了以下六大标准：

1、处于所在行业中第一流的水准;

2、广受企业人士崇敬;

3、对世界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4、已经历很多代的CEO;

5、已经历很多次产品生命周期;

6、在1950年前创立;

最后，《基业长青》的这份列表只剩下了十八家公司，其中就包括摩托罗拉，《基业长青》的作者认为摩托罗拉拥有“不断的自我创新”、“不断改进公司的一切作为：创意、品质与顾客满意度”等优质基因，必然能够永续经营。

然而，2011年，摩托罗拉作价125亿美元卖给了Google，在度过了难以止亏的三年之后，Google又以不到收购价的1/4(仅仅29亿美元)，将摩托罗拉卖给了中国的科技公司联想。

就像考古学家很难理解“寒武纪生物大爆发”的原因，《基业长青》对于工业革命的频率预估，仍然远低于后者的裂变速度。莱特兄弟1903年才发明第一家飞机，不到60年之后，阿姆斯特朗就在月球上留下了人类的第一块脚印;市值一度超过2500亿美元的北电网络在十年时间内就遭破产清算，新的巨头苹果公司仅用25亿美元就收购了它的大部分专利;当腾讯在市值上跻身全球第三大互联网公司(仅次于Google和亚马逊)后，马化腾公开“危言耸听”，称自己很害怕，“巨人倒下时，身上还是暖的”，而素来以“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著称的腾讯，也开始频频收购，承认自己纵使家大业大。也走不了世界上所有的路。

尽管《基业长青》已经洞察了“边破边立”的商业进化论，但是“基业”本身概念的颠覆，则使哈佛商学院们迫于变化压力而亟待更新教材了——Flappy Bird就是一个例子，没有公司，没有股东，没有财报，只是一个越南极客开发的手机程序，就在短短数月的时间席卷全球，用产品创造了全新的“基业”，更酷的是，人家压根就不追求“基业长青”，一旦觉得困扰多于快乐，就主动为Flappy Bird的生命周期画上了句点。

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西海岸开创了新的基业共识，用《西游·降魔篇》的经典台词来说，就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无论是创业还是守业，都是以分秒为单位来应对环境变迁，与百年老店有关的理想，反而迂腐——iPhone出来之前，任谁都不会否认黑莓将成为一家基业长青的公司，谁都理解骆驼能被羽毛压倒，但是无人能够想像得到，那堆羽毛不是一根一根慢慢飘落上去的，而是转瞬之间就成吨的倾倒到了看似壮硕的骆驼身上。

借由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新的窗口期，硅谷再次涌动起了恍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创业热情，来自华尔街的扶持更使这一批电脑天才摆脱了车库的简陋环境，他们一如既往的爆发创意并通过编写代码将之实现，但是他们同时开始懂得资本财务、商业模式和市场营销的重要性，在与VC会面时也懂得换掉拖鞋。更重要的是，与乔布斯和比尔·盖茨那一代不同，他们没有过于浓厚的企业家情结，只要价码合适，他们并不反对将事业并入互联网巨头的矩阵里，与其说是享乐主义，不如说是性情使然——毕竟，自我价值的实现有太多种，将人生独占性地捆绑在事业上被认为是可悲的。WhatsApp的创始人Jan Koum四年前从雅虎离职时求职Facebook被拒，还曾排队领过食物救济券，当他创建WhatsApp并收到Facebook的求购邀约，按照苦大仇深的小说剧情，此时他定然应该轻蔑拒绝然后放出“滚回去等着爷过几年来收购你丫吧”之类的豪言吧，但是Jan Koum偏偏还就接受了，他还曾拒绝苹果和Google的会议邀请，却在2013年跑去诺基亚的世界大会，仅仅是因为对诺基亚的铃声有感情，硅谷更多的创业者们，大抵都是如此。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浪潮带来了醉生梦死的人生价值观，同时也带来了朝不保夕的企业经营观，危机意识压在组织的最顶端，一边向下分解形成张力，一边驱动跑马圈的运动永不停歇。无论是CEO还是股东，都意识并相信时间的不可挽回性，他们就像在情歌里唱诵“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的男主角，人到中年蓦然回首，发现只有东莞能够提供暗恋学妹的体验，于是甩出大把钞票，企图拾回埋首书本时错过的情窦初开。皮条客们喜不自禁的迎接着一轮又一轮的土豪，并且尽心尽力的提供着“硅式服务”——“八号来自帕洛阿尔托，是您错过的移动照片应用程序，已经被用户点过八千万个赞，只要二十亿美元，不喜欢?没关系，请看下面的九号，清音、柔体、易推倒的她来自圣何塞，是您错过的……”

在整个2013年，科技公司在美的IPO数量创下自2000年以来的新高，达到45家。而根据《福布斯》的统计数据，在105家市值高于50亿美元的科技股中，有70家跑赢了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尽管“并购取代了创新”的评价不绝于耳，但是仍有来自银行的大量投资者将科技股当作避风港，将曾经不屑一顾的TechCrunch拉入新闻订阅列表，对那群“疯狂的黑客”保持关注。

中美两国巨头投资收购的同与异

当Facebook巨资收购WhatsApp的消息传到中国，在时间上和大众点评宣布接受腾讯参股的发布会相隔不到十二小时，两起事件虽然各自独立，却颇为巧合的具备些许共同因素。

Facebook和腾讯一样，都是PC网络社交领域的绝对霸主，而且基本都已在用户规模上触到天花板(或称之为“增长可预期”)，在将PC资源向移动端进行移植时豁然发现效率太低，而且由于家大业大，整体转型速度远比不上早就在巨头盲区中耕耘生长多年的产品或服务，自己做太慢，又无稳操胜券的把握，只好砸下重金购买被自己荒废掉的时间成本。

但是Facebook和腾讯——或者说中国与美国——在近年以来的并购案例上有着较大的趋势差异：中国的BAT皆是成立并领先十年以上的巨头，固然没能罩住整个互联网，但是相对结构稳定，线上的产值几乎已被瓜分完毕，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则成为了新的增长机会，加上中国行政力量的神出鬼没和不容忽视，纯粹互联网的雷区太多，最终还是要向传统行业示好，用资本整合的力量来改造传统社会形态。而在美国，除了Google之外，很难再有一家巨头能够与BAT一样涉足之广，而硅谷存在的愿景，至始至终就是为了颠覆传统社会形态，像Hulu这样被传统行业杂交出来的怪胎，只会在饱受鄙夷之后沦落到无人愿意接盘的地步，所以哪怕是像Airbnb、Uber这类与实业经济关联紧密的产品，也极力维持轻巧的本质，不愿过多的去与传统行业融合。

所以Facebook收购WhatsApp，看中的就是WhatsApp的创新模式以及优质团队，是精英与精英之间的惺惺相惜，而腾讯投资大众点评，醉翁之意却在后者积累下来的商户资源，与大众点评是否是大众点评，其实毫无关系。

早在2012年年末的时候，Z****erberg就与Jan Koum有过接触，时值Facebook股价一泻千里，美国科技媒体猜测Z****erberg可能对WhatsApp有兴趣，但是最终两人只是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在最近一次财报的电话会议上，Z****erberg还在对股东承诺Facebook正设法改善Messenger在社交通讯领域的扩张，直到今年2月9日，Z****erberg以“让我们一起连接世界”为开场白向Jan Koum伸出了橄榄枝，经过几天的考虑，就在刚刚过去的情人节当天，Jan Koum跑到Z****erberg的家里，打断了Z****erberg与妻子Priscilla Chan的晚餐，说“我想好了，我愿意”。(这段故事来自科技博客网站BusinessInsider，我知道看起来的确有点儿怪，但我绝对没有杜撰任何内容……)

产品易朽，通讯永生

通讯是社交网络行为模式中的终点应用，尤其对于公共社区而言，无论沟通得如何热烈，最终都需要用户相互交换通讯地址来实现社交关系最为根本的联系纽带。

当邮箱承载着通讯工具的使命时，微软拿出4亿美元收购了Hotmail(与之同时，中国早期的ISP多以邮箱服务起家);

当在留下即时通讯的帐号成为流行，AOL斥资2.87亿美元收购了ICQ(与之同时，中国的腾讯QQ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

当Facebook和Twitter的主页地址被印入名片，资本市场先后以高估值拥抱了它们(与之同时，新浪微博在中国网络社交市场呈现出寡头格局);

当得到WhatsApp之后，Facebook直接抬升了Kakao Talk、Line以及微信的身价，基于通讯录(熟人关系)的移动通讯工具，不仅是手机短信的掘墓人，也是搅动成熟社交市场的鲶鱼品种。

就在2013年，Facebook的移动广告收入超过了PC广告，移动用户的高黏性打消了受限于移动终端屏幕而无法放置更多广告展示位的忧虑，尽管承诺会让WhatsApp独立发展，但是WhatsApp拒绝商业化的历史仍有可能就此终结，因为除开WhatsApp之外，所有崇尚简洁的移动通讯工具——比如Kik、TalkBox等——都在市场上败给了有着资本后盾和商业运营的竞争对手。让我想想，自从Instagram加入Facebook之后，坚持了约有一年半的时间，在2013年10月，Instagram正式宣布添加广告系统，在一份数据中显示，Instagram的广告表现在信息流中能够达到超过5%的点赞率，被Facebook认为会增加其业务规模。

由于收购WhatsApp几乎用掉了Facebook接近1/3的现金，所以至少在继续积累几个季度盈利成果之前，Facebook都很难再出度阔绰出手。值得关注的是Google，自从Android发展顺利之后，Google就不再热衷于布局社交市场，它曾试探性的想要收购Snapchat和Path，却遭遇以热贴冷的滑铁卢，连雅虎在收购Tumblr之后，都在去年10月的全美流量排行榜上击败Google重夺第一的名次，坐拥近500亿美元现金储备的Google应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最后，据说阿里巴巴正在接触Line，从商务到资本层面的可能性都不排除，这是真的吗?

* 一张图告诉你，移动互联网里的“一年”时间，价值几何：

作者 阑夕 的微信公众帐号：techread

文/阑夕

2013年12月，无线娱乐服务供应商掌上灵通宣布，公司将主动从纳斯达克市场退市，这家被誉为“中国SP第一股”的上市公司，没有能够在纳斯达克待满十年，它的黯然离场，更是宣告了SP模式的落幕和告别。

不可否认的是，SP模式不仅成就了掌上灵通的辉煌历史，而且还曾拯救过中国互联网。

2000年，中国三大门户新浪、搜狐、网易先后登陆美国股市，冀望凭借互联网概念越洋掘金，却恰好赶上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不仅股价一落千丈，而且在经营上连自负盈亏都做不到，投资者的耐心逐渐耗尽，网易更是一度面临被摘牌的窘境。

问题出在商业模式上，以门户为首的中国互联网企业，虽然搭乘人口红利的快车，享受流量和用户的爆发增长，却无法建立持续性的商业模式，在技术、人力、推广、内容等硬成本的压力下，只有广告一种途径能够带来收入，无人能够遏制亏损。

如果将互联网产品的盈利方式进行粗略划分，可以分为“前向收费”和“后向收费”两种，在广告这种面向商户的“后向收费”方式天花板不够高的时候，也有尝试面向用户进行“前向收费”的产品，如263邮箱、瀛海威联机服务等，却皆以失败告终，时至今日，中国互联网的用户仍然很难接受强制性的收费项目。

何况，在十几年前，支付宝、网上银行等技术产品尚未问世，即使找到了具备付费能力及意愿的用户，如何隔着电脑就从他的口袋里掏钱，是一个公认的难题。

2000年年底，中国移动推出“移动梦网”品牌，开启了SP业务风生水起的时代，简单来说，SP业务就是基于手机用户预存话费的机制，让服务提供商可以通过“扣话费”的手段来完成收费服务，以三大门户为首，中国互联网产品纷纷开始推广彩铃、手机笑话、美女图片等收费服务，用户只需通过手机发送短信，即可完成服务购买，中国移动作为运营商，直接在用户的手机话费中扣除款项，再与门户这些服务供应商进行分成。

在野蛮生长的互联网初期，SP的支付模式接近完美，而其随之带来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2002年，以短信为主的非广告业务收入份额，已经分别占到新浪、搜狐、网易总收入的30%、40%、50%，腾讯在2004年赴港上市时，来自电信增值业务的收入占比也超过了60%。

SP业务也是中国互联网在流量经济上的最早应用，与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合作取得号段，成为了变现流量的主要通道。掌上灵通亦是“移动梦网”的首批合作伙伴之一，并在2003年作为唯一的纯无线娱乐类增值服务商被指定为“动感地带”的内容提供者，迅速实现盈利。

从2004年年底到2005年年初，掌上灵通、TOM在线、空中网、华友世纪等四家打着SP概念的公司集体进军纳斯达克，造就了继2000年之后的第二波中概股赴美上市高峰。但是，也正是由于SP业务的高烧，导致这种商业模式的弊端开始暴露，在阴影中滋生出的种种恶性行为，也为掌上灵通的未来埋下了不详的伏笔。

在SP模式的产业链中，由于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仅仅充当扣费管道的角色，几乎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因此，出于推广业务的考虑，电信运营商通常都会给SP公司相当高的分成比例，每卖出一条1块钱的彩铃，SP公司可以分到8毛钱以上，可以说是待遇十分优厚。然而，正是由于利润空间前所未有的广阔，导致急功近利和杀鸡取卵的情况时有发生，许多SP公司通过虚假标价、欺诈宣传、博彩擦边球等方式，极力刺激用户对自家的SP号段发出指定信息，并且通过回复引导用户反复发送短信，用户则在不知不觉中很快的耗尽了手机话费，进而产生质疑情绪，大量的投诉，迫使电信运营商开始加大监管和淘汰力度。

一个资深网民都不会陌生的案例是，某网站在醒目位置挂出“发送xxx内容到xxx号段(每条1元)即可参与抽奖赢取一台电脑”的活动，但是当用户按照提示发送完毕之后，却会收到“您已成功获得抽奖资格，请回复xxxx，进入抽奖转盘”的提示……通过驱动用户不停的发送短信——每一次都会扣取信息费用——网站和电信运营商都赚得盆满钵满。

在2006年以前，电信运营商基本上不会去考核SP公司的资质，只要注册成立公司，再与电信运营商的地区部门的关系上“稍做工作”，即可高枕无忧的去售卖彩铃等SP商品，即使受到处罚，只要换个公司的外壳，就能继续重复业务。甚至连部分手机厂商都被SP业务诱人的利润率给吸引了过来，一边顺应价格战趋势推出零利润的手机硬件，一边在手机里内置大量的SP吸费业务，反而比通过正当方式销售手机的厂商更容易赚到钱。

2006年年初，因为用户“怨声载道”，中国信产部开始针对电信运营商开展规范资费行为的专项行动，SP公司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资质进入严查阶段，大批以SP业务为生的公司接连倒下，而体量较大的公司亦警觉和收敛，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曾在同年夏天举办过一次名为“治理和规范移动信息服务”的会议，六家基础电信运营企业联合签署了《治理和规范移动信息服务倡议书》。新浪、搜狐、网易、TOM等十三家增值电信业务服务企业联合签署了《移动信息服务企业自律公约》，明确了法律限度和责任关系。

直到2010年的央视3•15晚会，SP偷偷吸费仍然是消费者权益的重要议题，在持续的整治下，门户网站先后开始了转型之路，线上增值服务、网络游戏、网络广告、电子商务等成熟安全的商业模式接管市场。值得一提的是，因为SP业务本就只是门户用流量换钱的手段之一，与门户的运营关系不大，所以即使断掉SP收入，对已经度过冰期的门户影响十分有限，不过，这个风向对于那些以SP业务为核心、仗着与电信运营商结盟优势的专业SP公司而言，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以掌上灵通为例，其运营结构基本上以灵通网为流量来源，灵通网本身则不涉及内容的生产，而是通过建立二级内容供应商来实现内容供给，在灵通网上，手机音乐的提供方为索尼唱片，手机娱乐容提供方为星空卫视、特纳广播，手机游戏的提供方为日本无线游戏开发商Index，手机新闻的提供方为中国网，依靠整合这些资源，掌上灵通在与电信运营商结算分成费用之后，再与这些二级内容供应商分成。当SP管制尚且松散的时期，掌上灵通依靠左手转右手的过程中沾染到的油星就可以活得很滋润，但是一旦SP的口子收紧，其利润就会直线下降，而且缺乏替代方案。

掌上灵通曾在2003年宣称要以“面向2.7亿手机用户”的“地面部队”抗衡门户“数千万网民”的“空中优势”，一方面是与门户划清界限，不将战场定位于门户擅长的互联网，另一方面则是捆绑电信运营商，共生共荣。在上市的路演上，掌上灵通时任CEO杨镭总结出“中国的短信一代”这个概念，用以支撑掌上灵通赖以生存的“拇指经济”，他说“在中国，手机就像美国年轻人的汽车，美国的年轻人买车以后要加很多很酷、个性化的东西，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问题在于，掌上灵通没能正确把握自己的角色，以至于模糊了SP公司与电信运营商的边界，“拇指经济”确实存在，但是这个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一定是电信运营商，而不是外围的SP公司，而且只要有意，前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取代后者，但是后者却无力影响前者。于是，当SP的寒流到来，中国各大电信运营商马上祭出“谁经营谁负责、谁接入谁负责、谁收费谁负责”的管理措施，将压力皆数转移到了SP公司身上。2010年之后，中国移动开始自建内容供应平台，包括互联网基地、音乐基地、阅读基地、游戏基地等平台，都绕开了SP公司，直接与内容、渠道进行合作，显然，再让SP公司从中间过一道手，毫无必要。

更为遗憾的是，即使早就立志于深耕手机市场，掌上灵通也一直将无线和互联网视为两个区隔清晰的市场，没能预见到移动互联网的大统一来临，所以哪怕智能手机浪潮再起，这家老迈的公司也没能抓住机会。一个与其相反的例子的，同样是以SP概念在美上市的空中网，则是在SP遇冷的时期“分心”出来做了网游运营，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成功转型手机游戏的产品研发和渠道分发，用这些领域的收入增量来弥补了SP业务的衰落。

从掌上灵通在纳斯达克的股价走势图可以发现，正是以SP开始受到严厉管制的2006年为明显的分界点，其股价再也没有一次能够攀上10美元的档位，一路走低，常年在低于3美元的区域徘徊。在启动退市计划之后，掌上灵通还进一步宣布，称“由于日趋严格的行业监管和受到智能手机新支付方式冲击，将调整公司定位，逐步退出国内电信增值服务市场。”

毫无疑问，这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未来，人们只能在历史中去回忆那段“人多、钱傻、速来”的疯狂岁月，伴随互联网而生的新一代人，可能很难理解在信息贫瘠的蛮荒年代，有那么多的傻瓜会揣着手机发送一条又一条的命令，只为能够收到新鲜的资讯、美图和铃声，直到收到话费不足的提醒短信，方才如梦初醒。

是的，即使是互联网，也曾经寂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