阑夕的互联网手册

文/阑夕

上市公司的市值在短期内的波动，或许能够反映某种应激性的事件关联，比如苹果的市值在最近一周的时间内净增630亿美元，单周股价涨幅创下五年以来的最大纪录，这就和iPhone 7的发售存在可证的因果关系。

不过，这种数字游戏并不构成价值判断的依据，资本市场势必潮汐不断，涨跌起落均为常态，就像体育联赛的积分榜单，一场比赛的输赢对于大盘的影响微乎其微。

随着全球股市的回暖，加上各自业绩的提振，腾讯和阿里的股价一路看涨，而这两个巨头也同时盯上了“亚洲第一”的排位，相应的话题总有媒体推波助澜。

一个月前，腾讯公布上半年财报之后，股价应声上涨6%，一跃超过阿里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吴****频道的编辑当时让我分享看法，我是这么说的：

阿里的市值必须考虑到蚂蚁金服和菜鸟物流这两个置身于阿里集团之外的产物，在计入它们的成长和想象之后，腾讯的体量应该还是不及阿里的。

京东目前在和阿里的竞争中日趋吃力，因为它作为前人所开的路——物流、仓储等，都被阿里这种后人照搬，并在已有经验的情况下以更快的速度追赶，因此腾讯对于京东的扶持力度必然加大，刘强东和马化腾都输不起这场战争。

腾讯和阿里在最近的财报中都尽可能地在展示自己非主营业务的亮点，前者将游戏营收首次压到了50%以内，后者更是打出了“不再是一家电商公司”的口号。

目前看来，腾讯的业务更加扎实，游戏的利润率相当高，而广告则是全球最为发达的商业模式，只要腾讯将这两个业务做好，风险是最小的。阿里则属于冒险型的企业，它的变数之大，可能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而其插手领域之多，也非常考验这家公司的管理能力，因而阿里在可塑性和风险性上，都高于腾讯。

不出意料的是，一个月后，阿里再度反超腾讯，重回亚洲第一，又让媒体一阵喧嚣。

今天也正值阿里在美上市两周年的日子，马云特意发了一条微博，称“两年，经历了很多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事情，一直在践行两年前的信任之旅，一直在信任和误解中挣扎，一直在相信相信。”

颇有沧海桑田的味道。

众所周知，巴菲特的投资范围极少涉足科技行业，他所掌管的伯尔希克·哈撒韦公司仍然依靠保险、能源和铁路等传统行业产生回报，但在2016年的致股东信中，巴菲特说他现在一周时间有十个小时是在网上打桥牌，甚至想要去用一下Tinder(一款风靡年轻人群的社交应用)，他对商业与创新持有无与伦比的乐观：

“我所有中产阶级的邻居都定期享受比约翰·D·洛克菲勒在我出生时更好的生活水平。他无与伦比的财富买不到我们现在拥有的，无论是什么领域——仅举几个——交通、娱乐、通信或医疗服务。洛克菲勒当然有权力和名声，不过他不能活得像我的邻居现在一样好。”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中产阶级尽管常与焦虑和不安为伍，但他们释放出来的旺盛且急切的消费能力，成就了阿里和腾讯这些互联网巨头的繁荣，而亚洲之巅的座次交替，只不过是结论的显性形态罢了。

哈耶克和他的奥地利学派认为，生产结构的复杂性能够扩大生产能力和提高生产效率，就像砍柴之前需要先去弄到一柄柴刀，虽然寻找或是制造的过程需要投入时间成本，但它却能够推动产业的升级机遇，让徒手折断树枝的行为退出市场。

之所以谈论这个话题，是因为下面这张图片：

来自华普永道

它显示了最近数十年来，科技产品在中国市场获取前一亿用户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排在前三位(用时最短)的产品，恰好分别是阿里的余额宝、腾讯的微信和阿里腾讯合投的滴滴，也就是说，这两家公司，共同完成了它们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升级，并克服了经济周期的影响。

这也是资本向其集中、最终推高市场估值的本质动机。

之所以百度对于“掉队”的舆情格外敏感——马云曾将“BAT”的“B”拿出，用代表蚂蚁金服的“M”替代，成为“ATM”——也是源于这种未能造出合适“柴刀”的焦虑，从而在指数层面限制了它的增长趋势。

对于新晋的创业公司而言，这无疑是最好的时代光景，尽管仍有创业者忌惮巨头的“金元攻势”，但是“一言不合就收购你”的待遇，还是远远胜过那个带着原罪的抄袭制胜的年代。

连硅谷也感受到了“中国土豪”的不俗阵仗：

来自华盛顿邮报

以2008年和2012年为两条分界线，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来自中国的产业资本是如何涌入和驻扎在旧金山的。

其中，又是阿里和腾讯，占据着绝对的主角。

在阿里的投资口袋里，有着母婴电商Zulily、社交应用Snapchat、拼车软件Lyft、视频应用Tango、物流服务商ShopRunner、搜索服务工具Quixey、游戏制作商Kabam、增强现实项目MagicLeap等相对市场化的创业公司。

而在腾讯这边，则不乏人工智能产品Diffbot、医疗健康产品CloudMedx、深度学习项目Skymind、云计算产品ScaledInference、增强现实硬件Meta、太空探索项目World View、好莱坞传媒STX等相对技术化的硅谷新星。

《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受到中国企业投资的美国创业者的感慨：“中国的投资者在谈判进程上的效率快得惊人，他们看上去不想浪费任何时间。”

尽管中国的科技公司尚未妄自尊大的认为可与美国平起平坐——事实上，在互联网的基础服务和技术深度上，美国至今仍然难以遇到堪与匹敌的对手——但是诸如Facebook专门挖走微信国际版的产品经理这类事件，还是呈现出一种隐约的竞合关系。

美国市场调研公司Stratechery的创始人Ben Thompson认为，中国的许多智能手机用户不曾有过个人电脑，也有大量的中国人难以取得信用卡的开户资质，然则“祸兮福兮”，这种断代使得中国跨越了互联网和金融的中间阶段，直接在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等领域拔得头筹。

无论是中国的“BAT”还是美国的“GAFA”，它们均为成立超过十年以上的企业，也就是说，在“马太效应”的帮助下，这些头部企业已经拥有极深的围栏，在兼具不惜血本和不失勤勉的特征下，能够挑战它们地位的后起之秀，少之又少。

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未必健康，却也无从干涉。

尤其是在中国，在估值50亿美元以上的全部16家未上市公司中，只有4家(大疆无人机、借贷宝、乐视移动、今日头条)没有阿里或是腾讯的资本进入，这应证出一个影响相当深远的实情，即：在下一轮的产业丰收季，第一个收割庄稼的，还是那两个距离田地最近的大户。

俨然是商业领域的“盖茨比曲线”。

不过马云也说了，“想让农民富起来，靠的不是把地主弄死”，警惕巨头的势力膨胀，并不意味着否认巨头的生存合理性，在不同的社会分工中，自然会有不同的角色来做出各自的判断，没有谁能够预见黑天鹅的问世。

你怎么看？

文/阑夕

1、阿里的HR，几乎每隔一年，就会在知乎火上一次，而且已经有了段子：阿里内网的技术升级，永远来自HR的强力驱动。曾经因为马云抱怨内网信息总是外泄，HR连夜催着技术给每个员工的访问界面增加了一层肉眼不可识别的单独匹配代码，这样在截图出去的时候，技术可以根据图片锁定是谁截的这张图。去年，阿里的HR又伪造离职谈话记录，被愤怒的离职员工贴到知乎，阿里对HR只是处以记过处分，而负责开发内网的团队则因‘安全事故’——就是让离职员工看到面谈记录——被打了不合格的绩效。有人翻出马云在2010年声称‘阿里内网要向全社会开放、公开透明是阿里的企业文化’的发言，倒是证明了言多必失的古老道理。

2、‘月饼事件’在两个圈子里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舆论倾向，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成员多以互联网从业者为主——大部分都为那四个程序员叫屈，认为阿里的奇葩HR又是在展示他们价值观的地板，而在微博上，那些将之视作公共事件的看客，则大都奇怪于为什么开除这种监守自盗的员工也会引起轩然大波。毋庸置疑的是，观念的迥异取决于立场的割裂，每个人都试图扮演其中一方的角色，并将利益得失代入其中，有人体验居安思危，有人感到为民除害。

3、在看到当时员工的自述之前，我也以为这几个程序员是用了多么高端的技术手段攻破了阿里的安全系统，结果原来仅仅只是写了一个不间断提交申请的脚本，在网页端完成了秒杀活动所需要的行为条件。这种做法，委实和春运时期网民们通过各种工具到12306抢票没有任何分别，当12306升级算法时你们倒是骂得痛快觉得又给人民添堵了，怎么换到这次事件里你们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大骂作弊者不要脸了呢。

4、即使是为了保障公平的目的，前置的制度设计也远比后置的解释权力要更加有效，阿里本身没有对活动做出‘同一帐号只能购买一次’的设置，导致重复购买都被算入库存消耗，有人阴差阳错且在没有造成实际损失——那几个程序员主动向上级报备了这次事故——的情况下，这差不多是教科书式的白帽子案例，也提供了解决漏洞的契机。

5、当然，当乌云仍在‘因故升级’的时期，这套白帽子的逻辑可能无法得到多少认同，它有点像是将某些互联网文化纳入法外之地的诡辩。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在西方互联网，黑客的恶作剧精神源自海盗传统——迄今为止，苹果每年生日都还会在库萨比诺的总部升起骷髅旗——这种挑战法律和规则的叛逆造就了互联网对于开源和自由的信仰，也让各种开放式的协议组成了人人皆可享用而不受到任何政权支配的数字世界。

6、然而，白帽子的所作所为在事实上相当于有人撬了你家的门锁，发现了装置的漏洞，然后通报了你，有人感谢撬锁者帮助自己排除了一项安全隐患，也有人控诉撬锁者侵犯了自己的住宅，不同的认知将会递进出不同的态度。尽管即使是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也告诉我们扼杀白帽子看似能够带来一个短期内的安全环境但在长期看来会让安全隐患不断滋生最终酿成大祸，只是社会的接受程度决定了这种舶来文化的生存空间，别无他法。美国国防部旗下一百个多网站在去年发生了不同规模的信息泄露事件，导致五角大楼在今年年初拿出数十万美元奖励那些攻破政府网站的白帽子，以便于自己提高查找和修复漏洞的效率。

7、事实上，在2014年，支付宝也曾被白帽子找到过一个登录漏洞，在公布之后，阿里向白帽子奖励了5万元人民币，还发出公告，继续拿出500万重奖那些有能力突破阿里安全防线的白帽子，这种态度在当时获得了相当高的业界评价。

8、从‘月饼事件’谈到白帽子或许有些小题大做，但因‘月饼事件’而开除员工并让后者背负职业污点——这在企业用人时的背景调查相当致命——同样显得小题大做。这种手法承应于阿里内部反腐运动的高压线，希望起到杀鸡儆猴的恐吓作用，但是拿着金牌令箭斩人上瘾的快感，大概只会复兴东厂式的威风。是的，就算你一万次强调1983年的‘严打’不搞不行那时的车匪路霸已经嚣张上天了，我也会一万次的回复你把一个为自己女朋友拍了几张裸照的男青年判处死刑是他妈的脑子抽风。

9、我要说的是，这的确属于企业文化的选择问题，无论企业如何作为，它都必然有着合乎情理的缘由，并对企业的形象做出客观上的锚定。令人遗憾的是，在远不到最为恶劣的条件时，事情有了最为恶劣的结果，这种伤害对于阿里这家公司本身，也没有那么容易被忽视。你要了农民的温顺和驯服，就别指望得到海盗的桀骜和灵性，求仁得仁。

10、说了这么多，谁给我寄一盒阿里的月饼尝尝？

文 | 阑夕

上个月，腾讯在海南办了一场「QQJOY」，在不大的场地中，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泛娱乐」项目展台，游戏、动漫、直播、社群，一应俱全。

腾讯SNG（社交网络事业群）增值产品部总经理刘宪凯记得，当他提前到场接受采访直到离开的一个多小时时间里，一名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就在旁边的角落里化妆，伴随着夸张的假发、服装和道具，从一个普通寻常的中学女生到一个脱胎于二次元世界的奇幻少女，她就这么在刘宪凯的眼下完成了蜕变，并相当自然的和环境融为一体——还有成百上千个和她打扮相近的Coser人头攒动，将这场活动变成了属于她们的「面基」盛会。

刘宪凯后来说自己也说不上完全懂得当前年轻人的想法，但是作为腾讯QQ的变现业务负责人，他必须学着理解这些年龄比他小上一轮甚至两轮的孩子，所谓「知彼解己」，只有对用户心理的揣摩到位，才能制定方寸合适的商业策略。

在谈及腾讯的切肤之痛时，不妨先来看看Facebook的同工异曲。

2005年，时任美国娱乐传媒集团MTV总裁的迈克·沃尔夫邀请马克·扎克伯格搭乘自己的私人飞机回家度过圣诞，在这趟别有用心的旅程中，沃尔夫用了五个小时的时间劝说扎克伯格将那个「大学生约会网站」——也就是创建不久的Facebook——卖给自己：「你不是感慨这架飞机很酷么，把公司卖给我，你也可以有一架了。」

沃尔夫对于Facebook的追求和扎克伯格对于Facebook的坚持有着相同的理由：这个社交平台已经呈现出吸引年轻用户的强烈能力，它让沃尔夫充满不安，也让扎克伯克雄心勃勃。

只是，让扎克伯格没有想到的是，尽管Facebook的巨大成功让他早已不必垂涎富豪的私人飞机，但是就在不到十年之后，他也站在了当年的沃尔夫的位置上：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当那些往昔的大学生成为成年人并继续占据着Facebook时，新的一代年轻人开始排斥这个过于成熟的社交网络，Facebook亦在一份报告中承认，它需要解决年轻人对产品失去兴趣的问题。

于是我们可以将那个私人飞机的场景换成扎克伯格的CEO办公室，他给Snapchat的创始人埃文·斯皮格尔打电话，将收购报价从10亿美元涨到了30亿美元——根据投行的透露，最后的报价可能跟高——但是斯皮格尔总是以挂断电话结束了他和当今社交网络巨头掌门的会话。

斯皮格尔是90后，全球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一，刚在不久前公布了和炙手可热的超模米兰达·可儿的恋情，在Facebook致力于通过关系及内容数据的沉淀构建史无前例的社交图谱时，Snapchat祭出「阅后即焚」（不保留任何聊天记录）的旗帜，轻而易举的攻破了Facebook的坚实防线。

虽在Snapchat身上遭遇挫败，但是扎克伯格仍然没有放弃阻碍年轻人逃离的努力，他挥斥重金买下了Instagram和WhatsApp，模仿Snapchat做了Poke和Lifestage，取得了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成效，但还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Snapchat愈来愈大。

这种「风水轮流转」或许正是互联网的魅力之一，在这个行业，如果不能保持持之以恒的危机感，积累和资历的价值转瞬就会沦为企业的负资产，败给新的概念、新的机遇或是新的趋势。

与Facebook的焦虑相比，腾讯在中国市场的处境可能要好一些，它并没有那么担心年轻人出逃的问题——即使存在发生概率，那也只是从QQ迁徙到了微信，属于「内部流通」——而那些与其同跑道的竞争对手，如陌陌、抱抱和In等产品，也都很难说得上对腾讯造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挑战。

在担任SNG增值产品部总经理之前，刘宪凯服役于QQ会员产品部，变现产品包括会员、QQ秀和各类钻石特权等，这也是腾讯增值业务的发源之地，尤其是QQ秀，在涉足游戏领域之前，它和SP业务是腾讯最重要的两条营收「血管」。

大约是从2006年开始，以QQ秀为代表的虚拟商品销售业绩开始由顶峰下滑，刘宪凯后来回忆那时的内部争论持续了近一年，最终的结论是用户的兴趣和属性发生改变，但仅是运营商品——且是虚拟商品而非实物商品——不足以时刻跟进这种变化，因此要将运营对象从「商品」改为「人群」。

在刘宪凯看来，这也是风险极高却大获成功的一战，当那些虚拟商品的购买从单位付费变成会员包月之后，QQ会员取代了零碎的付费项目，一跃成为腾讯增值业务的主干道，迄今为止的用户规模已经超过5000万，而以QQ会员为中心，它向四周开枝散叶嫁接过去的游戏、支付、音乐、影视等产品，更是获得了一个庞大的流量入口。

刘宪凯事后总结：「按‘个’售卖商品，你和用户是纯粹的交易关系，按‘人（QQ会员）’匹配商品，你和用户是一对一的服务关系，二者的最大差异就是情感的有无。」在精心规划的会员等级体系下，数据的乐观反馈让刘宪凯和他的团队受益匪浅，他们意识到在给特定人群一个标签之后，用这个标签来做深入管理，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经此一役，QQ的整个增值业务，也就都交到了刘宪凯手上，而在用更加广域的视角来看待QQ的用户时，他发现需要运营的标签叫做「年轻」。

QQ这款产品并不年轻，它已经十七岁了，这在中文互联网的历史上属于罕见的「高龄」，在面对「年轻化」的课题时，QQ内部也产生过分歧，有人认为QQ抓不住老用户却要去追求十几岁的孩子，这是逃避困难，也有人坚持年轻象征着未来和主流，不能逆势而为。

最终，推动产品决策的不是讨论，而是数据：截止到2015年，QQ的用户有超过半数都是90后，如果再加上80后，这些人群的总量占到了80%以上，在这样明确的特征指向下，与年轻做伴成为QQ唯一的选择。

而在另一方面，选择年轻，也就意味着可能会长期位于所谓「鄙视链」的下游。

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网络社会」不是即将出现的一种社会结构，而是唯一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所有的年龄断代和阶层分化，都将如同镜面一样，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上演。

因此，包括Facebook和腾讯在内的以人为经营主体的互联网巨头，都在重新界定它们的事业性质：通过动态而非静态的场景来收纳不同层次的用户，放弃「一招通杀」的理想。

「两条腿走路」的腾讯，QQ和微信，前者负责迎新，接待一切年轻的互联网新住户，迎合他们的天马行空，后者服务「大人」。「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单位，腾讯这两款产品，几乎把人的一辈子，都给圈进去了」，在知乎上，有人这样评价如今的腾讯。

而在腾讯的「****」战略里，QQ和微信的表现则是迥异的，微信的忠实用户深恶痛绝的那些内容——个性化的气泡装扮、复杂的社群功能、各种礼包的推送——都被QQ的用户消化。

除了Cosplay之外，「QQJOY」还承担着QGC夏季联赛总决赛、二次元原创作品展、热门手游特权领奖等诸多项目使命，许多相约从外地过来参会的结伴学生也让腾讯的团队感到「与自己那时管教颇严的青春大为不同」。曾有选手现场表演在手游「天天酷跑」上连续跑了两个多小时，连拍视频的人都换了几拨，他还全神贯注的乐在其中，在相关的QQ群和兴趣部落里被尊为「大神」。

所以刘宪凯现在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将QQ的流量导向那些垂直方向的业务，还有将用户串联起来形成具体转化路径的问题，比如一个QQ的用户在使用QQ帐号玩上某款手游之后，他能够怎样找到这款手游的玩家QQ群和兴趣部落，又怎么去阅读手游设定使用的原创网文，当游戏向用户赠送主题表情贴纸之后，他又可以怎样的在QQ聊天中顺利使用，如果他游戏水平特别厉害，又能否有一项赛事让他获得荣誉？

就像科幻小说里常有的供应人类一切吃喝拉撒的托拉斯式企业，QQ也想全方位的渗透到年轻人的网络生活中。

刘宪凯从三个方面总结了他对QQ用户的理解：

「其一，是他们注重娱乐，不吝于独享，而是有着非常强烈的意愿，让别人来和自己一起玩；

其二，是他们喜欢深度参与，好比说成年人喜欢打麻将，但他们显然说不上会和麻将有什么深度的交流，但是年轻人不一样，我们有很多用户会为《王者荣耀》的英雄画插图写小说，在圈子里很受欢迎；

其三，就是他们的消费倾向比过去更加强烈，也能够尊重对于版权和创作的付费机制。」

根据腾讯2016年Q2财报显示，在增值服务业务的结构中，来自社交网络的收入达到85.56亿美元，这是除了游戏之外，腾讯第二强劲的现金引擎。

2013年，马化腾曾在某场论坛上提及他对Snapchat的看法：「年轻人现在在互联网上喜欢的东西，我越来越看不懂了，这是我最大的担忧。包括现在美国一个非常火的发送照片的平台，但是我用起来觉得很没意思，我本来就干这行，但是我都觉得没意思，但是12到18岁的女孩子非常喜欢玩，特别火爆。」

而我相信的是，如果马化腾现在去感受一下QQ，他也不太能够看得懂年轻人的狂欢乐趣，而这些人的看不懂，就对了。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账号：techread

译/阑夕及他的朋友

2013年，在香港的一家酒店里，爱德华·斯诺登因为公开了美国情报间谍机密而震惊了全世界。在他逃往莫斯科之前，爱德华·斯诺登从全世界的媒体和特工眼前消失了。三年之后，德国媒体Handelsblatt（德国商报）找到了那些曾经协助隐藏斯诺登的人们：除了2个人权律师之外，还有那些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已经失去了一切的难民们，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选择出卖这个价值连城的情报。时至今日，他们都希望再次见到斯诺登这个相处短暂却情谊非常的老朋友，但严峻的现实导致他们再次见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这是他们的故事。

霍炬在他的朋友圈推荐了这篇文章，而我用了点儿时间，和朋友一起把全文无删节的翻译了出来，在这个美好的星期日，我强烈推荐诸位阅读这篇可能篇幅有些略长（一万三千字）的同样美好的文章。

2013年，香港， 6位曾经保护斯诺登逃脱美国国家安全局追踪的难民。他们只愿公开姓氏。从左到右依次是：Ajith，曾经是一名士兵，来自斯里兰卡；Vanessa，菲佣，和她的女儿Keana；Nadeeka，斯里兰卡难民，和她的丈夫Supun，女儿Sethumdi（图片来源：Jayne Russell）

爱德华·斯诺登不喜欢吃蔬菜。Nadeeka边笑边在她的小厨房里洗着盘子。那个在她房间里度过三天的客人，曾经是全世界最想找到的人，但是在饮食习惯上却和她的女儿Sethumdi如此类似。肉吃光了，配菜还在盘子里。2013年的夏天，斯诺登和Sethumdi在房间走道里玩耍，如此的时光里，这个美国人看起来平常。

Nadeeka，一个有着一头乌发的娇小女人，洗完盘子后来到走道。她的客人已经再度回房间了。她敲门进去那一瞬间，斯诺登一如既往地在看他的笔记本电脑。Nadeeka告诉他自己打算去买点东西。她很抱歉，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必须在这个闷热的房间里待这么久。他看着她，没有动，然后说：“Nadeeka，在这个房间里，我还能活着，但到了外面，就会死。”

在此之前，世界上从未有哪个间谍像斯诺登一样。“我叫爱德华·斯诺登，29岁。我为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工作，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名分析师”，在这段于2013年6月9日播出的采访的开头，他这样说道。然后，他告诉观众们，一名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分析师所能做到的一切。

这段采访冲击了全球。尽管此前人们已经有所怀疑，但斯诺登的揭秘仍旧让他们脊背发麻。这个年轻人冷静地描述着美国国家安全局如何记录和存储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每封邮件每条短信。每个在使用的电话号码、每个网络地址以及每次网络购物都能被追踪被访问。所有的这一切均没有得到法律许可或政府批准。全世界出离愤怒了。

斯诺登的揭秘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反响和共鸣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所做的充足的准备。接受采访的几周前，他抵达香港，行李中携带了一些U盘。这些存储设备里有数不尽的美国情报服务的文档。之后，他组织了一次会谈，参与者有一名英国卫报记者，以及美国纪录片制作人Laura Poitras。

棱镜计划，美国国家安全局最大的窃听计划，数据涉及苹果、Facebook、Google、Yahoo以及其他许多科技公司，其相关的曝光文章在6月开始陆续出现。事实真相的揭露引发群情激奋。数天内，全世界都想知道谁是这个惊天爆料的来源，直到斯诺登出现在他的采访视频里。身份公开后，斯诺登便成了对抗美国信息监控活动的代言人。

除了对于揭露事实真相的准备过程极其缜密，这个年轻人也略微考虑了一下这之后将会发生什么。英国卫报记者Glenn Greenwald对斯诺登的采访是2013年6月6日于香港香港美丽华酒店进行的。采访公开后的三天内，这位揭秘者仍旧停留在这家酒店。

全世界都知道了斯诺登的样子，他再也不能在外面随意活动。住在另一家酒店的卫报记者Glenn Greenwald也发现，去见斯诺登已经不再安全，会有其他的记者跟踪他。揭秘者陷入了困境。

“斯诺登的揭秘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反响和共鸣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所做的充足的准备。接受采访的几周前，他抵达香港，行李中携带了一些U盘。这些存储设备里有数不尽的美国情报服务的文档。”

律师

2013年6月10日，大屿山，这座香港263岛中最大的一岛，太阳才刚刚升起，Robert Tibbo的电话就响了。这位49岁的律师睁开眼睛看了看钟，觉得相当烦躁，于是翻了个身继续睡。几分钟后，电话再度响起。等到第三次响起的时候，Robert Tibbo最终还是接了。

20分钟后，他开着自己的马自达前往九龙，香港美丽华酒店所在的地方。Tibbo感觉有点不适。作为一个律师，他已经在香港工作了8年。之前，这位加拿大人是澳大利亚孟山都公司的一名化学工程师。后来他在香港开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读法律学校，专门从事人权维护方面的工作。那时，约有12000名难民居住在香港，其中的许多生活于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因此Tibbo可以接到许多工作。

香港，爱德华·斯诺登与帮助他逃往莫斯科的加拿大律师Robert Tibbo。拍摄于2016年7月下旬，一家秘密的莫斯科酒店内。（图片来源：N.Y。 Jennifer）

这位律师开得飞快。香港，一个有着7百万人口的中国南部沿海的特殊的行政区域。得益于超高的机动车税和极好的公共交通，和其他大都市相比，香港很少有交通拥堵发生。Tibbo开到了最快。真是个糟糕的周一！他伸手去拿他的手机。

“你现在在哪儿？噢，不，那太危险了。我马上就到。”他气喘吁吁，对着电话那头的人说。

Tibbo走进W酒店的大堂，这里是卫报记者Glenn Greenwald入住的酒店。他环顾了一下四周。

已经有成批的记者在酒店大堂安营扎寨。在他们疯狂寻找斯诺登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Greenwald。此时他们仍旧不知道他们所寻找的爆料者的身份，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办法：跟踪Greenwald，直到他带着他们找到斯诺登。

Tibbo头天晚上也在电视里看了斯诺登的采访，像世界上其他人们一样，他震惊了。他对这个美国人在谈论美国国家安全局时所表现出来的轻松冷静表示佩服。但几个小时后，Tibbo的钦佩就变成了恐惧。斯诺登和那些记者们在出卖了美国情报机构最大的秘密后，就这样打个哈欠蒙头大睡去了？

斯诺登视频曝光后不久，Greenwald接到了一个老朋友的电话，他提醒这位记者整个世界马上就要开始搜寻斯诺登了。这个美国人需要一个律师。很快，他的朋友告诉他，Greenwald的读者认识两个最好香港的人权律师：Robert Tibbo和Jonathan Mann。

在W酒店，Tibbo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Jonathan Mann前往香港美丽华酒店去见斯诺登，同时Tibbo前往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办公室（简称UNHCR）。

Greenwald则原地待命。Tibbo离开酒店后就直接去了UNHCR。他表明情况：一个在香港的美国人急需政治保护。UNHCR对这个不明确的需求表示非常疑惑不解。此时，Tibbo的电话又响了。

斯诺登打来的。

他很紧张。早前，斯诺登说他的证言远比个人自由重要。但是现在，揭秘所带来的后果开始显现，然后他开始意识到，如果离开酒店他就会被捕。那他应该去哪里。

“别担心，”Tibbo说，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斯诺登现身

Nadeeka并没有在见到爱德华·斯诺登的那一瞬间就认出他来。这个年轻人站在她的公寓门前，戴着一顶棒球帽，拿着一个蓝色塑料袋。Robert Tibbo站在他身边。这位曾帮助Nadeeka在香港获得自由的律师在不久前打电话给她，说有个人需要保护，需要Nadeeka的帮助。

那晚，斯诺登睡在Nadeeka和女儿常睡的地方，一个裸露着墙皮的、100平方尺的房间的旧床垫上。而Nadeeka和她的女儿Sethumdi则睡在走道上。

第二天早上，斯诺登请Nadeeka帮他买一份报纸。当Nadeeka打开《南华早报》的时候，她目瞪口呆。眼前这张照片上的男人，此刻正坐在她家的床上。她正藏匿着全世界最想找到的人。

当记者在香港见到Nadeeka时，她当时并不怎么好。那是2016年夏季，炎热的一天，那天气温达到31摄氏度（88华氏度），湿度90%。Nadeeka刚从医院出来。她想要亲手抱抱她3个月的小儿子Dinath，但是Dinath却因为耳部疾病导致****感染，医生决定让他留院。

她的公寓在九龙一个高层住宅的四楼。穿过杂乱的楼梯井，杂物堆，和电线裸露的保险丝盒。从经过的楼梯的窗户往外望，可以看见附近楼顶的非法搭建。

Nadeeka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两室公寓里。淋浴间在楼梯井里，炉子在厕所旁。墙皮裸露，唯一的一点色彩就是Nadeeka的丈夫Sunpun画在墙上的一副彩色风景画。

Nadeeka打开门，她的女儿Sethumdi兴奋地跟在她身后蹦蹦跳跳。这个五岁的小姑娘看起来毫不受周围贫困环境的影响。这个眼睛明亮的小女孩把她的塑料玩具给我们看。她沉浸在一个奇妙的世界里，在那里她是一位公主。Nadeeka摸着女儿的头，拉出一把破了的椅子和一个塑料凳子坐下，然后告诉我们她是如何来到香港的。

“她的公寓在九龙一个高层住宅的四楼。穿过杂乱的楼梯井，杂物堆，和电线裸露的保险丝盒。从经过的楼梯的窗户往外望，可以看见附近楼顶的非法搭建。”

缝纫女工

1983年，Nadeeka出生于科伦坡，斯里兰卡的首都。父亲是巴士司机，母亲是家庭主妇。Nadeeka18岁时，她开始在一家工厂里当缝纫女工，为耐克和玛莎做儿童服装。她每天工作10小时，一周6天，加班是常事。工厂里工人去厕所都需要经过领班同意。如果Nadeeka没有完成规定的服装数量，她就得无偿加班直到她的工作量完成。当有紧急订单的时候，600个女工就必须彻夜工作。

但辛苦的工作并不是Nadeeka离开故乡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Nuwan，他是Nadeeka每天上班路上都会遇到的男人。Nuwan来自于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家庭。2003年3月，他第一次和Nadeeka，一个害羞的年轻女人说，他想同她约会，但她拒绝了。

6个月后，Nuwan跟踪Nadeeka一路从工厂到她父母家，求她当他女朋友。Nadeeka动摇了——至少有一点——10月，她告诉Nuwan，他必须先征得她父母的同意。Nadeeka的父母这个年轻人见了一面，告诉他下次得带着自己的父母来。不过他们还是同意了他和自己的女儿约会。

Supun和Nadeeka，两个在香港的斯里兰卡难民，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消失在香港酒店后的第一个避难所。（图片来源：Jayne Russell）

四个月后，他们上床了。Nadeeka，一个在她的教育观里婚前性行为是被禁止的女孩，开始是拒绝的。但是Nuwan坚持，并且Nadeeka也觉得自己肯定会嫁给这个男人的，所以最终她同意了。

2004年末，Nuwan出国了。接着就有谣传说他在外生活得十分放纵。当他2006年中回到斯里兰卡时，Nadeeka的父母告诉他，他和他们女儿的关系结束了。而这，就是噩梦的开始。

Nuwan骗Nadeeka来到一个朋友的公寓，强暴了她。从那时起，他每周都要求性交数次。如果Nadeeka拒绝，Numan就会打她强暴她。恐惧于会被周围人耻笑，Nadeeka没有向警察或者医院寻求帮助。当她想要起诉Numan时，她被威胁了。Numan给她看了一个秘密拍摄的他们的性爱视频，并威胁Nakeeda如果她抵抗，他就会公开这个视频。同时，Nakeeda发现Numan结婚了，并且妻子已经怀孕。Nadeeka感到莫大的侮辱和恐惧，她认为自己永远都嫁不了人了，所以喝农药自杀。

在医生救了她的命后，Nadeeka藏到了一个亲戚家。但是Numan还是找到了她，并威胁要杀了她、她的父母以及所有帮助她的人。因为Numan的家庭和执政党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所以他有政治保护。警察不会为难他。2007年12月，Nadeeka逃到香港，在这里，她遇到了她想要与之结婚的人。

科伦坡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Supun曾经是一个高傲的男人。十几岁时，是斯里兰卡一名备受期待的板球运动员，而板球是斯里兰卡最受欢迎的运动。他在学校很有名，是个万人迷，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扬名。如今，他却住在破旧的公寓里，坐在Nadeeka的身边，双眼布满血丝，显得有点难为情。

Supun 困在香港11年。一直靠父亲养活着，为了他，父亲卖掉了房子。Supun也想做工补贴家用，但他却不能。作为一名避难者，还没有获得法定身份，所以不允许在香港工作，也不允许离开香港。生活对他来说如同坐牢一般，可以说是度日如年。

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第一次听到爆炸声时，Supun才九岁。1993年，劳动节，当时他正在修自己的自行车。突然，他听到巨大的爆炸声，整个地都在震动。一个绑了炸弹的自杀式袭击者在一场公共集会中引爆了身上的炸弹，总统Ranasinghe Premadasa和许多旁观者不幸身亡。

斯里兰卡的内战持续了多年。政府以及反对军武装组织的战斗策略和征兵政策都相当残忍无人性。没有人可以保持中立，但一旦支持了其中一方，这个人立马就会成为另一方屠杀的目标。Supun在上学的路上经常看到烧焦的尸体，叛乱者的脖子上被绑上浸满汽油的领带，然后点火。为了遏制民众，学校前经常悬挂着那些反对政府的学生的被砍掉了脑袋的尸体。

Supun六岁的时候开始打板球，他的天赋以及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帮助他入选了全明星队。在Supun12岁的时候，斯里兰卡赢得了世界杯。在斯里兰卡没人比板球运动员更受尊重了。Supun想要成为一名职业板球选手，然后再转型去当演员或者歌手。

17岁时，他恋爱了，却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他的女朋友Inoko来自于一个积极拥护反对派的家庭，而他的父母和亲人却支持执政党UNP。这简直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

当Inoko的父母发现他们的女儿正在和一个对立派的年轻人约会时，就威胁要杀死Supun。Inoko的家庭想把Inoko嫁个一个她没见过但却符合家族利益的男人。走投无路的Supun和Inoko在2003年10月秘密结婚了。

斯里兰卡的政局状况在2004年UNP落选以后一落千丈，更为糟糕。很快，Supun接到了妻子的电话，让他赶紧躲起来。因为她无意中听到了她兄弟间的对话，他们找到了Supun在科伦坡的新住址并且准备去抓他。

Supun从一个藏身地搬到了另一个，但他妻子的兄弟们还是找到了他。他们用金属棍棒打他，要求他离开他们的妹妹。但是这对爱人依旧偷偷继续见面。

当Inoko的家人发现他们居然秘密结婚以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Inoko的兄弟们把Supun打到半死，并软禁了Inoko。他们强迫Inoko签署离婚协议，威胁她如果不签字，就杀了Supun。Inoko没有办法，只得服从，但是Supun却拒绝离婚。光天化日之下，Inoko的兄弟们用棍棒毒打Supun，而这次，是在他的妻子的眼前。

Supun走投无路，只能求助于警察，但却没有用。Inoko家族支持的政党如日中天。警察根本不敢把Inoko的家人怎么样。反而在Supun交完文件费用之后，把他打了一顿。2005年3月，Supun逃到了香港。他选择香港仅仅因为这里不需要签证，只需要一张车票。Supun拖着仅有的一个行李箱离开了斯里兰卡，开始了他新的生活。

“香港美丽华酒店是香港最时尚的酒店。2013年6月1日，斯诺登穿着一条牛仔裤和褪色的T恤，握着一个魔方作为接头物品，接受了Laura Poitras和Glee Greewold的采访。”

天堂里的悲惨世界

刚到香港的时候，香港看起来如此美好，仿佛应许之地。位于中国南部海岸线，风景如画。世界的各大银行在此竖起了摩天大楼，街上满是豪车。世界金融中心里的丽丝卡尔顿酒店是世界上最高的酒店。香港有着17亿欧元，约合19亿美元的财政预算盈余。仅仅20平米（215平方尺）的小公寓就需要一百万欧元。高级公寓则可以卖到690万欧元。

这是斯诺登在2013年5月抵达香港后感受到的这个城市的一面。坐落于弥敦道的香港美丽华酒店是这个城市最具风格的酒店。豪车成队排在酒店入口前，进入大厅后，可以看到弧形的白色墙壁以及时兴家具。在这里，斯诺登穿着一条牛仔裤和褪色T恤，手拿魔方以暗示身份，接受了Laura Poitras和Glee Greewold的采访。

从美国情报局逃跑的10天后，斯诺登开始熟悉起香港的另一面熟悉来。

斯诺登第一次接受庇护的地方，就是Nadeeka和Supun居住的公寓。公寓由一家本部位于瑞典的国际社会服务机构（ISS）经营，是一个正式的非政府组织（NGO），ISS和香港政府签订了一个相当合算的合同，主营难民居住屋。2015年时，市民大规模的抗议迫使城市管理者关闭并清理了超过60个的贫民窟：据报道，ISS的工作人员们将难民们送到了牟取暴利的贫民窟房东那里，他们将难民们安置在猪圈和鸽子笼一样的地方居住，以此从数百万的社会福利拨款中获利。政党、ISS高层以及恶劣房东们至今仍一脉相连。

当然ISS否定了这篇报道，以保护着它在香港的地位和权益。

香港美丽华酒店，香港奢华酒店之一，也是斯诺登2013年6月接受卫报记者Glenn Greenwald和纪录片制作人Laura Poitras采访的地方（图片来源：Jayne Russell）

香港对难民的福利政策饱受批评。难民拿到的兑换食物的票据只能在百佳超市使用。百佳超市，是亚洲首富李嘉诚经营的连锁超市。但不论像Nadeeka和Supun这样的难民抱怨过多少次百佳超市的物价比其他地方高，以及兑换券每月底就失效这件事，都没有任何改变，无济于事。

初次庇护

2013年6月，全世界第一次看到斯诺登。卫报的采访使他成为了美国的敌人。美国政府发布命令逮捕斯诺登，美国司法部长Eric Holder将军给香港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搜捕斯诺登并引渡回国。同时，美国自己也展开了搜捕，被情报局内部人员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情报局搜人工作。参议员Lindsay Graham说：“希望我们坚持追查他到世界尽头，并把他带回接受审判。”

对于斯诺登来说，世界尽头就是Nadeeka和Supun的公寓，他们毫不犹豫地接收了他。第一次见到这个美国人的时候，Robert Tibbo站在他身边。这对夫妇本来就想回报Tibbo曾经给予他们的帮助。Tibbo这位人权律师帮助这两位难民留在香港，未被驱逐。他们两人都被逮捕过好几次，而每次都是Tibbo保释他们出来的。在这个特别行政区，只有千分之三的申请人能获得难民身份，Tibbo是少数帮难民说话的人。这就不奇怪Nadeeka和Supun为什么愿意这个全世界都想找到的男人住进自己的公寓。

斯诺登害羞且有些紧张。他只说了一句“他们在追我”后便沉默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这个揭秘者身份的客人和房子的主任几乎不说话。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他的笔记本电脑前戴着耳机。Nadeeka和Supun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这是他们离奇经历的开始。全世界最想找到的人住在他们的公寓里，而他们却不能告诉任何人。Tibbo让他们卸掉手机电池，并且不能在电脑中用谷歌搜索类似“斯诺登”或者“NSA美国国家安全局”这样的关键词。这位律师谨慎地将这个美国人藏在没人能找到的地方，而且决定长期如此。

虽然斯诺登极少开口，但房主很快就明白了他们在这场搜捕中的角色。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这个美国人。每个人都在纳闷到底这个对抗无所不能的美国情报局的男人在哪里。“我们在保护一个英雄”Supun告诉他的妻子。几天以后，当斯诺登告诉他们是时候该离开了，这对夫妻哭了。但是律师坚持说离开是为了更安全。

菲佣

当爱德华·斯诺登站在她面前时，Vanessa无法保持平静。

“这个男人需要一个藏身之地，”Robert Tibbo告诉她，那是2013年的一个夏天夜晚。这已经足够了。她将这个陌生人带进了自己的公寓，给了他一个枕头和一条毛毯，问他想吃点什么。“松饼吧，”斯诺登说道，于是Vanessa伸手去拿自己的钱包。律师离开前，把她拉到一边说道，“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当你打开明天的报纸，你就知道他是谁了。”

当42岁的Vanessa第二天出门去给她的住客买松饼和干净的内裤的时候，她惊呆了。那个昨天夜里住进她公寓的男人的脸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报纸，电视和网站。“我吓得发抖，”她回忆道，“这个全世界都在寻找的男人在我的公寓里睡觉，如果有人发现了的话，我和我的女儿可能会惹上麻烦的。”

但是Vanessa并没有赶走斯诺登。“我不能这样做，”她说道，“把爱德华藏在这儿是Robert Tibbo交给我的重要任务，我不想让他为难，而且他能找我来做这件事是我的荣幸。”

Vanessa几乎无法帮这位帮助过她的律师做任何事情。在这个不需要她的城市里，Tibbo是她的依靠。她躲避当局多年，只有从Tibbo那里，她得知她最终获得了香港居留权。

初到香港时，她24岁。她的入境签证上写着工作是女佣，她觉得这是一张通往幸福未来的车票。她生于北菲律宾的一个小村庄里，村庄所在省里新人民间叛军和****武装力量对立。和政府军的战争司空见惯。还是个孩子的Vanessa就可以仅凭爆炸声来判断战斗在多远的地方展开。

香港看起来好多了，一个没有外来劳动力的帮助就会停滞不前的城市。超过30万的外来移民，基本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在香港当居家佣人。Vanessa开始的几年过得挺开心的。但是一场婚礼改变了她的命运。

2000年夏天回菲律宾期间，Vanessa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其中一名客人对她动手动脚，让她很反感。起先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当时她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份在香港的工作了，但是她发现她没有足够的钱付给工作中介公司，只能暂时留在菲律宾。她呆的时间越长，男人的骚扰就越甚，并且她发现这个男人与NPA反叛军成员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2001年12月，这个男人强暴了Vanessa，并且囚禁了她。

她曾三次尝试逃跑，每次都被抓回并且毒打。等到她生了一个儿子后，反叛军允许她去看她的父母。在父母的帮助下，她终于签订了一份香港工作担保合同。她把儿子藏在了父母家，打算日后再回来找他。

但是她的梦想破灭了。在逃离菲律宾的几周以后，Vanessa接到了那个让她的世界变得一团糟的男人的电话。他带走了她的儿子并且威胁她，一旦她回到菲律宾就会立马杀了她。直到现在，她都不知道她的儿子过得怎么样，是否还活着。

无法回到菲律宾，她在香港的生活一夜之间变得更加艰难了。香港住家女佣的生活异常艰辛。

“这个男人需要一个藏身之地，”Robert Tibbo告诉她，那是2013年的一个夏天夜晚。这已经足够了。她将这个陌生人带进了自己的公寓，给了他一个枕头和一条毛毯，问他想吃点什么。“松饼吧，”斯诺登说道。”

现代奴隶

在香港，法律要求女佣住在雇主的家里。这些年轻的女人常常住在儿童房，当孩子夜晚啼哭，或者凌晨五点醒来，不再愿意睡觉时，女佣们就要起来了。

很多这样的女人将自己看作是现代社会的奴隶。Vanessa的雇主还经常要求她去给自己的父母打扫清洁。但是，就像所有的家庭佣人一样，她的收入仍然低于法定最低收入标准。并且，一旦她被解雇了，Vanessa只有两周时间去找工作，否则面对她的，就是驱逐出境。

香港的家庭佣人只有星期天休息，每个漫步在这个城市的人，都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在大街上，或者在拥挤的公园里，有上千的年轻女人，坐在平展的硬纸箱上吃饭。这些人太穷了，以至于没钱去餐馆。这些年轻的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女人看起来像是抗议示威者，但实际上，她们不是。她们只是穷困，挣扎在最低生活线上。

那些不听话的人，会被赶出去。Vanessa在2010年，弄丢了上一份工作。不能回菲律宾，她只好在朋友家艰难度日。但在一次警方的搜捕中被抓获，由于不能提供有效的材料，她入狱了。之后的两个多月里，她和12个女人住在同一个牢房，睡在没有床垫的金属床上。

Robert Tibbo找到Vanessa，并且告诉她，她是有人权的。她开始成为难民协会的创办成员。在12000位香港的避难者中，这个难民协会登记了2500人。这个机构吸引了许多人，这些人几乎被香港的官僚主义逼到犯罪的边缘。

商报调查团队主管Sönke Iwersen在香港和Supun，Robert Tibbo一起。Supun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难民，曾经在2013年6月帮助藏匿斯诺登。Robert Tibbo是斯诺登在香港的人权律师。（资料来源：Jayne Russell）

难民们在香港无法挣到足够的钱来生活。他们被禁止工作，并且那些冒险非法工作的人，面临22个月的牢狱风险。对抢劫罪的处罚是2-3个月，而毒品交易罪犯的监禁通常少于一年。很多难民在香港因为非法务工，被监禁的时间比明显更有利可图毒品交易还长。

爱德华要走了

住在Vanessa公寓里面的斯诺登在2013年的夏天还有其他的麻烦。他被Dianne Feinstein指控叛国罪，Dianne Feinstein是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美国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斯诺登。

除了在公寓中收留斯诺登，Vanessa还是他的信使，帮他和律师之间传递文件。她每次都戴不同的棒球帽，以防被安全摄像头认出来。斯诺登的护照就放在她的冰箱里。在斯诺登30岁生日的时候，Vanessa为他买了一个巧克力蛋糕，“爱德喜欢甜食，我和我的女儿为他唱了生日歌，然后他吹灭了生日蜡烛，这太美好了。”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天早上，爱德突然说他要走了” Vanessa说。斯诺登看起来非常焦虑，她说“他告诉我他很怕死，但是我告诉他，别担心，Robert Tibbo会照顾你的。”

Tibbo先生的办公室很简陋，让人很难想象，在这个办公室的人，会有能力与美国情报局较量。这间办公室没有大理石地板，没有大厅，甚至没有前台。他在一个14楼的单间里工作，这里位于尖沙咀的一个高层建筑，紧邻隔壁的，是一个泰式按摩室。

他的办公室里放满了桌子和纸箱子。文件在架子、桌子和地板上高高堆起。每一份文件的背后都有一个人的故事。经常有人停在他身边，感谢他所做的工作。当记者采访Tibbo的时候，在斯诺登逗留香港期间，担任保镖的Ajith，也在办公室里。

Ajith的工作开始于Tibbo叫他去UNHCR的一个下午。“他想让我去看看有没有白人站在门外，” Ajith说。然后Tibbo和一个陌生人离开了大楼。“我认识你”Ajith马上说，“你就是电视上的那个人。”

斯诺登的保镖

18岁的时候，Ajith在斯里兰卡入伍。由于他的父母没有办法支付学费，他提前三年辍学了。Ajith没法找到一份正经工作。他的父母相信，如果他入伍，起码能养活自己。但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

Ajith前后共当了22年兵。在他历尽艰辛到达位于斯里兰卡西南部的安倍朴瑟军营时，噩梦开始了。年轻的新兵遭到性骚扰，甚至常常被长官强奸。那些抱怨的人会遭到残忍的惩罚。Ajith在两周后逃离，之后的三年，他一直躲避宪兵队，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Ajith，斯里兰卡前士兵，在2013年6月斯诺登转入地下的两周内，充当他的保镖（图片来源：Jayne Russell）

1993年，Ajith回到部队，因为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他用一个假名应征入伍。在新的军营里，新兵仍然会被长官性侵犯，但是这次Ajith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三个月后，他被送往前线，与政府军一起，和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交战。战争中受伤的他却得不到医疗护理，于是他再次逃跑了。

对于当局而言，Ajith是个做了两次逃兵的人。他用了六年时间逃亡。在那段时间，他做过渔夫，下过矿井，藏身过密林，有次还躲在佛寺里。2002年，他被宪兵队抓住，被捕入狱。他从此遭受各种折磨。Ajith曾经被棍子、头盔和椅子殴打。有时，折磨他的人会把汽油倒在他未愈合的伤口上，有时他们几乎把他淹死，然后把他丢进了一个垃圾坑。

在Ajith放弃生的希望时，他被突然释放了。家人把他带了回来，试图照料这个被严重虐待的孩子，让他慢慢恢复健康。几个月以后，宪兵队带着更多的问题又来了。这次他们发现Ajith的从军经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并且两次都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离开。家人开始恐慌，他们知道，Ajith如果再经受一次折磨，一定会死。

家人决定让Ajith离开祖国。他们找到一个自称可以通过伪造文件帮Ajith偷渡到加拿大的人。Ajith的父亲抵押了房子，将家里所有的积蓄和一些护照相片交给了这个陌生人。

2003年10月，这个掮客和Ajith飞到了香港，这人告诉Ajith，香港是个中转站。他把Ajith从机场带到了重庆大厦——一个有着2000个房间的旅馆。这个陌生人打了个的就出去了，他告诉Ajith等着他，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Ajith在香港被困住了。

庆幸的是，在香港有好几万斯里兰卡人。有些人给了Ajith庇护，他在地下室里住了三年。2006年他发现酷刑受害者可以申请避难所，但是身份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但是2013年，他有了个客人：爱德华·斯诺登。

当谈到和这个美国人一起的日子，Ajith有些踟蹰。这个满身纹身的大个子坐在Robert Tibbo的办公室里时，显得难以集中注意力。他在斯里兰卡经历的一切是无法愈合的伤口。看起来Ajith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保护斯诺登，但是当记者问到他为什么这样做时，Ajith说：“他和我一样，爱德是难民，我也是难民，我当然要帮他。”

他们俩很少说话。有时Ajith会为他的美国客人买吃的。斯诺登喜欢麦当劳。此外，每次从一个藏身所转移到另一个时，Ajith会伴随左右。“在转移的时候，如果Ajith在那儿，我就觉得更放心”Robert Tibbo说，他还补充道：“Ajith是唯一有前线经验的人。”

仿佛自由落体

Nadeeka 和 Supun，斯里兰卡的小夫妻；Vanessa，来自菲律宾的女佣；Ajith，前士兵。2013年，Robert Tibbo就是召集了这么一群奇怪的人保护斯诺登，而且除此以外，别无他人。

记者问过斯诺登的摄影师——Laura Poitras，关于她如何去拍摄那次在2013年6月6日进行的著名的采访。为什么记者们没有在之前将斯诺登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Ms。 Poitras说：“我们没有时间做计划，事情的演变比我们想象要快，我们简直像是在自由落体。”

Robert Tibbo解救了斯诺登。Ms。 Poitras说：“Rob是真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他很快制定了计划，帮助斯诺登离开酒店，也规划了后续的行动。如果没有他，我们绝对不会成功。”

Vanessa（右），来自菲律宾的香港难民，和她的妈妈、女儿Keana，和Robert Tibbo在一起。Robert是在香港的加拿大籍的人权律师，在2013年6月，他请Vanessa在狭小的公寓里藏匿爱德华斯诺登数日。（资料来源：Jayne Russell）

斯诺登在一次网络采访中，对Tibbo大加赞扬，“Robert每天都肩负着他人生命的重担，”这个美国人通过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加密渠道告诉记者。 “每天，他都在和一个体系搏斗，这个体系就是被设计来确保你无法胜利。而且就我看来，他的计划聪明绝顶。”

为什么Tibbo是唯一能清楚叙述在2013年夏天斯诺登的经历的人？他耸耸肩。Tibbo说：“作为一个人权律师，你经常发现自己处在极端情况下。”当然，他其他的案子不如这个闻名于世，但是，也都关乎生死，为客户赢得公民身份，避免因驱逐导致的死亡，是他的核心工作。“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Tibio说。

和斯诺登一起的两周在生命力留下了印记。在那些夏日，他很少睡，除了胡乱打几个盹，他不分昼夜地帮斯诺登寻找离开香港的办法。最后，这个美国人选择了莫斯科。2013年6月23日，Tibbo开车送斯诺登去了机场。

但是这并不是这位律师冒险生活的结束。Tibbo说他在与斯诺登分开的数年里，都一直被跟踪。他几乎只通过加密的渠道进行交流，因为担心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情报局截获。在他的办公室里，手机是被禁止的，来访者必须将自己的手机放到他的冰箱里。

Tibbo说，自己仍然是斯诺登的律师。他们几周前曾在莫斯科见面，但是他不愿透露两人的对话内容。他说，斯诺登看起来精疲力竭。但是与自己的客户私下见面是件重要的事。

对Oliver Stone和电影没兴趣

藏匿过斯诺登的难民们想要再见一次他，但是见面的几率几乎为零。Vanessa这位来自菲律宾的单亲妈妈，支付不起她女儿Keana的书本费，Ajith仍然承受着折磨并且需要心理治疗，Nadeeka和 Suduka艰难的生活仍在继续。

九月，当记者在九龙再次见到Nadeeka 和Suduka时，他们的情况更糟了。在滂沱的大雨下，Supun和他三个月大的儿子Dinath挤在一块塑料防雨布下，愤怒而绝望地靠在一堵墙边。

房东把他们的电掐断了。当时是晚上10点，室外有28摄氏度（82华氏摄氏度），他们的公寓里，伸手不见五指。没有电，也就没有通风电扇。Supun的儿子患有****病，他的药需要被存放在冰箱里。Supun不得不买了一袋冰。

在那可怕的夜里，孩子们满身是汗地和父母挤在一张小床上，啼哭不止。他们的父母几乎不能入睡，以至于第二天早上，家里的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他们去了物业管理处，但是工作人员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断电，最后说这可能是个计费错误。花了半天的时间，他们的公寓才重新来电。

这也是爱德华·斯诺登故事的一部分。虽然在三年前，难民们给了斯诺登庇护，但在这个不想要他们的富庶城市里，他们的生活仍然糟糕至极。他们还需要花10年或者更久的时间排队等候难民身份的申请，他们的孩子没有护照，这些孩子一出生就没有公民地位。

和斯诺登相关的另外一些人，却正好相反。记者Glenn Greenwald将他的经历变成了畅销书，Laura Poitras因她的纪录片“第四公民”举世闻名，还获得了奥斯卡。他们二人一起，发起了一个新的新闻计划，并且获得来自EBay创始人Pierre Omidyar两亿五千万美元的投资。好莱坞导演Oliver Stone耗资五千万美元的电影《斯诺登》，这个月即将首映。

Stone没有和救了斯诺登性命的难民们交谈，这个香港律师Tibbo说。引用Tibbo的原话：“这个话题看起来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那他是否会看这部电影呢？“不会，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 本文来自Handelsblatt（德国商报） ——

‘译见’是一个对海外内容进行搬运和翻译的栏目

我们坚信，语言不应成为信息流通的障碍

就像美酒不会永远藏在暗无天日的地窖里

这里也随时欢迎译作的投递：yijian@lanxi.tel

文 | 阑夕

在八月的最后一周，陌陌的股价涨幅接近35%，成为中概股的一支龙头。

一切都得益于那份财报：Q2直播收入5790万美元，环比增长超过270%，净利润同比更是大涨804%。

没有什么信心来源，比得过一个成熟企业开拓出了新的业务营收，而且增长幅度咄咄逼人。

陌陌的COO王力说，社交的目的永远解决的是效率问题，在IM形态稳固之后，全线视频化会让陌陌这款产品重获魅力。

这看上去是某种「战略思考」，但王力否认陌陌这家公司会有战略——「在互联网这个行业，谁又真的知道半年以后的事情呢」——事实上，直播模块的上线也是一次意外产物：在短视频功能未经运营便已在数据上呈现惊人的使用率之后，陌陌决定「试试涉足这趟浑水」，而仅在去年，陌陌的商业化仍以会员付费（增值服务）和游戏变现（平台引流）为主，分别是QQ和微信的擅长路线。

这也是陌陌为公众所熟知的特征，它似乎总是沉寂许久，然后突然冒出来搞了一个大新闻，从「约炮神器」到「痞子唐岩」，从「贾樟柯执导广告片」到「蔡崇信加入董事会」，再到最近半年私有化的嘎然而止，这家公司总以不同以往的姿态向外界传递着它的存在感。

王力还记得陌陌估值到达五亿美元的时候，他和唐岩聊，觉得可以把公司卖掉了，「创业就是向死而生，任何公司最后都会死掉，所谓的事业，就是大家一块儿走一段路，最关键的是风景要足够精彩。」

唐岩倒是忍住了套现退休的欲念，陌陌上市之后，他基本上不再会见媒体，甚至还因缄默要求推掉了原本定好的访谈——「人家记者选题都报上去了，杂志封面也定好了，结果弄的我们这边特别对不住」，陌陌的公关部门在谈起老板的避世，仍是纠结万分——除了经纬的张颖偶尔可以将他请到闭门的行业活动现场，人们基本上只能在每次财报的电话会议记录里看到唐岩的出场。

很难想象，是这样一支风格别致的团队，做出了迄今为止依旧争议巨大的陌陌这款产品。

在王力的办公室里，与办公桌毗邻的是一台黑色的椭圆仪，他在工作的间隙，就通过这样的器具来解决锻炼需求。王力自称「没什么私生活，也不喜欢社交，下了班就回家，不是看电视就是玩陌陌」，在这个角度上，他和昔日声名显赫的那个「王老板」的状态并无多大区别。

「王老板」是王力在博客时代的网名，他在罗永浩的牛博网上属于「核心分子」，书写文章广受欢迎，汶川地震时王力还到灾区前线，帮助运输牛博网募捐到的物资，那些稿子后来被出版社看中集结成册，刘瑜为之作序，称「别人的文字是写出来的，王老板的文字是从血管里冲出来的。他对理性始终警觉，不屑于给情感与直觉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在日益繁文缛节的“成长”中坚持简单和直截了当。」

在因赞誉北京奥运的开幕式而被牛博网的其他作者激烈抨击之后，「王老板」这个ID退出了牛博网，他在最后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正年轻，风华正茂。我追求健康的人格，快乐的生活。我憎恨某些东西，但我并不想也变成那样。我不想永远活在过去之中，我也不想背负这样的包袱。我从来不曾丢弃自己反对和质疑的精神，但也不愿因此而失去客观理性，和自己最淳朴的感情。我喜欢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但永远不会站在某个立场上去看待问题。我认为，前者让我更开阔，后者让我更狭隘。」

所以王力既认同牛博网对自己价值观塑造的影响，亦承认「仅是议论改变不了什么东西」，而当他还在网易操办微博产品时，旧时领导唐岩邀他加入陌陌成为第六个员工，他一口就答应了。

因为陌陌这款产品想要打破的人际关系的「篱墙」，与王力所崇尚的自由的价值，完全的不谋而合。和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发展的复杂态度一样，王力也认同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益处，但是新的环境造就了新的问题，「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认识你的邻居了，陌生人变得天生的就是不可信任的」，这让王力将陌陌定位于一个「开放式的社交平台」。

「我打个比方，如果把微信比作一个有盖儿的写字楼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暴露在天空底下的公共场所，用户的大多数时间肯定都在室内，所以写字楼的密度和黏性必然很高，但是人总要外出去到公共场所的，总会遇到擦肩而过的人，有可能搭讪，也有可能沉默，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让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有机会相遇，王力所负责的运营工作，绝大多数压力都在于此。

曾有同样在陌生人社交领域耕耘的同行评价陌陌，称陌陌随着用户规模趋于庞大，它的社交效率也随之下降，「现在去陌陌上搭讪一个姑娘，获得回应的几率微乎其微，换句话说，一个姑娘每天在陌陌上收到几十个打招呼的内容，她也没办法每个都照顾到。」

面对这类攻击性略强的质疑，王力简单干脆的连用几个「没错」予以承认，他甚至讲述了陌陌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上所绕的弯路：「我们在上一个版本的产品里希望用户填写更加详细的资料，比如你的家乡在哪儿，你有什么兴趣爱好，然后借着这些Tag，用户在认识陌生人方面可能就有新的选择。」

只是，这种看似友好的尝试，在用户层面遭遇了无情的否决，王力在后台发现，胡乱填写资料的用户占比过高，导致实际匹配效果和原本的预期差距甚远，除了填写简历之外，年轻人不太愿意接受类似结构化的一板一眼的要求。

尽管中国尚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Instagram和Snapchat，但是它们之所以能够在Facebook的统帅地位下另辟蹊径、并让年轻人产生「Facebook已经落伍」的感知，或许正是因为社交本身的目的就从未统一过。

在王力看来，Facebook是规规整整的社交，你需要非常认真和仔细的去配置自己的好友，而Instagram和Snapchat的社交更像是生活的花絮，用户预期也是不可控的。

网上流传的陌陌「交友攻略」也从侧面证实了王力的一个猜想：对于陌生人而言，他的头像和签名里的那八张图片，决定了他的个人吸引力，每个人都在管中窥豹的通过这些素材揣测对方的生活风貌，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将这根窥探的管道变得更加粗大呢？

因此，在几个版本的产品迭代里，陌陌逐步将短视频（最长30秒的视频动态）、直播（个人用户主播化）和时刻（类似阅后即焚的实时影像分享）像是搭积木一样放进了应用中，而在聊天之外，抛离文字而直接互动（鼓掌、送花等）的方式也在醒目位置引导用户使用，从视觉上看，陌陌已和微信、Line这些「远房亲戚」渐行渐远，不再处于同样的社交场景当中。

从文字到图片再到视频，都是在将生活呈现到线上

让社交的体验从静态变成动态，是陌陌希望开启的崭新风尚，也是王力选择的重新提升效率的举措，「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不可能每隔几天就去换个头像或签名，但是拍摄实时的状态来反映现在的生活，是几乎没有门槛的劳动，这个时候两个人拥有共同话题的机会，就远比只是看头像、看照片要强。」

「智能手机的摄像头一般都有两个，打开前置摄像头意味着以你为主角，打开后置摄像头意味着以你的视野为主角，前面一个是直播，后面一个是时刻，我们希望无论怎样，用户都能够最为快捷方便的展示他想告知他人的生活。」用王力的话来说，这是「信息全景化」的过渡形态，到了人们真的可以用视网膜、用脑电波链接彼此的时候，社交行为将变得前所未有。

王力很喜欢美国科幻电影《成为马尔科维奇》，在这部电影里，由约翰·库萨克饰演的男主角意外的发现他可以进入当红明星马尔科维奇的大脑中，并经由马尔科维奇的视线感受这位名流的日常生活。

这个有趣的设定后来在刘慈欣的科幻短篇《带上她的眼睛》被重新赋予人文主义的色彩：一名女性地心探险员在因事故而无力返回地面之后的剩余时光里，借助和地面的通讯让一名科学家使用传感眼镜让她「再次看见」那些再也见不到的自然花草，直到她在地心长眠。

在上面两部作品中，巨大的孤独感——无论是在城市经历中年危机还是在地底的科考途中与世隔绝——都是催生主角「生活在别处」的动机。王力很喜欢这种拉近陌生人距离的触感，在百无聊赖的夜里，他有时候会打开电脑看一些老电影，在陌陌里直播播放画面，几个小时下来，直播间里有人进来有人出去，有人从头到尾都保持沉默，有人热心的指出某个镜头为什么特别出色，遇到对味儿的，王力就和人聊上几句，感觉「特别真实」。

经纬创投的合伙人王华东认为，中国的IM类产品创业市场相比美国要难上许多，因为领先者的占有率差别太大，在美国，份额最高的Facebook Messenger也不过30%，而在中国，要在微信和QQ之外存活下来，就必须要建立独立的关系链，开心网和人人网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而陌陌和微博做到了，所以最后的下场也是截然不同。

这也是陌陌得以第二次出发的原始资本，王力说五年是一个断代，2011年陌陌开始做LBS，2016年则开始做视频化，两次都是对现有社交产品的重构，收益亦与风险呈正比，「做早了是先烈，做晚了是炮灰。」

财报的数据显示，陌陌的直播业务连续两个季度都是盈利状态，且利润空间越拉越高，这和垂直类直播应用仍在烧钱换市场的境况大为不同。

最大的原因在于，陌陌没有直接涉足「网红经济」，用大手笔的签约和大范围的带宽堆积成本，而是基于现有的用户存量来增加用户的停留时长。

根据陌陌的招商材料显示，其日均访问一小时以上的用户占比达到69%，即使考虑到社交应用存在后台运行的情况，这个比例之高也相当惊人，而沉浸式的直播自然功不可没。

王力相信，时刻的推出，会让陌陌的用户更加平顺的适应通过视频表达状态，而在商业化上，这种转变同样有利于陌陌面向的中小企业客户。

目前，陌陌的广告主有约30%都是健身馆、美发店等基于地理围栏的线下商户，它们在购买陌陌提供的信息流广告时即将新增实时视频这个选项，在更为真实和生动的传播场景中，转化率的提升显然是可期的。

「其实和大多数公司不一样，我们是在上市前保守，把围绕附近的人展开交友这件事情哼哧哼哧做了很多年，在上市后本来应该老实的，我们又开始激进，大家都看到了，每个版本都是很冒险的尝试，推翻了之前的很多逻辑。」王力用「高速换胎」来形容陌陌的状态，其中既有对于「路况」——也就是风云突变的互联网行业发展——的敬畏，也不乏旁若无人的自信，在他和唐岩看来，陌生人社交这件事情，陌陌的领先身位足够它不断试错，从而找准最为精确的前进方向。

前段时间，唐岩还在陌陌发了一封内部信，要求员工遵循「独立思考不唯上」的企业文化，据说这项主张的起源还来自任正非在华为的训导「让听见炮声的人说话」。

除了1979年出生的唐岩之外，陌陌的高管团队都是80后，而它们做的产品开始越来越多的服务90后乃至00后，在这样的迁徙趋势下，自下而上的驱动就特别重要。

王力生于1983，那也是TCP/IP协议正式生效的一年

这也构成了陌陌这家公司的某种价值观，迄今为止，陌陌的员工数量还是不足千人，王力说唐岩、雷小亮还有他都不是「热爱管理」的人，也不觉得做一个「小而美」的企业有什么错，他所享受的，就是为一个能够叫得出每一个员工名字的公司工作，在开会时无论职位，谁都可以拍着桌子反驳对方的主张。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接受这种设定之后，再去理解「顺势而为」这个词语可能就有了不同的结论。在王力看来，陌陌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用来解决特定社交需求的手机应用，无论它的成败与否，将陌生人当作贼一样防范的社会必然是无法健康运转下去的，互联网产品、公共道德、法律秩序都可以为此作出一些正向的改良，并让每一个参与角色都从中受益。

这么来看，陌陌似乎又和五年前没有多大区别，它永远在告诉用户，打开App，附近总有新奇的人和事等着和你发生关系，只是五年之后，这种体验愈加的可视化了，王力说他常在陌陌里看一个姑娘的直播，那大概也是望京某家互联网公司的前台，从上班到下班，她就开着手机摄像头直播自己一天的工作，有人搭话她就说上两句，没人的话她也从容自然的干着自己的活。

「说到底，每个人都渴望和其他人建立联系」——最后，他如此总结陌陌的核心价值。

文/阑夕

最近几天，大姨吗和美柚两个冤家互相撕逼，弄得朋友圈就像古罗马斗兽场，男人和野兽在泥浆中滚作一团，观众也分辨不清究竟谁占上风，只是茫然却也不失热忱的发出喝彩，有人昨天转了这家痛骂那家数据造假的稿子贴上表情“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今天又转了那家辟谣这家蓄意碰瓷的公告端出鸡汤“无缘无故也躺枪还能不能让人好好创业了”，更重要的是，他在每个时刻都坚信不疑自己的真诚和正义。

可惜和汪峰总是上不了头条的原因相似，终结大姨吗和美柚粉拳互殴的，是宅代洗这个一夜成名的创业公司，它亲自击碎了O2O尸横遍地的谎言，并告诫那些苦于获客成本居高不下的同行：不是商业规律辜负了你们，而是你们还不够努力。

如果洗车O2O公司能够意识到把小区里那些没有在自己这里办卡的车主座驾挨个塞上“如不开户，三天内划车”的卡片，它们又怎会倒在可笑的资本寒冬？

如果生鲜O2O公司及时的雇上一名壮汉奔赴社区商超的蔬果柜台用舍我其谁的气势威慑大爷大妈的采购过程，垄断这片小区的生鲜供应又有什么难处呢？

海底捞你学不会，宅代洗难道你也学会不会吗？

有人说百度应当收购这家敢为人先的创业公司，我起初觉得是在黑百度，但是看了宅代洗团队员工的朋友圈，还真是天作之合：

如果你看了感到隐约有种熟悉的感觉却又记不起来缘由，那么，再看看下面这张图：

这是百度的用户体验总监刘超在两个月前的某场行业会议上用Low爆的PPT和演讲瞎了听众狗眼并引起全网嘘声一片之后，他和他的手下在朋友圈里的得意表态。

简直一模一样啊有没有⋯⋯你们是失散多年的亲生姐弟吗？

从经济学的原理出发，作恶成本的低廉，也就是事后惩戒的消极，会助长那些将脚印踏入灰色地带的行为。尤其是在讲究“成王败寇”的商业市场，公众迷恋成事者的风光，也包容着他们的污点，而宋襄公这种败军之师的仁义情结，反而成了迂腐。

乔布斯就很坦荡的承认他和比尔·盖茨是从施乐那里偷来图形界面的窃贼，因为他知道，这种历史污点会和他反复无常的脾气一样，成为人格魅力的组成部分，没有任何审判机构有权力让他偿还代价。

所以马云当上首富之后，隔着千里喊着“爸爸”的声音此起彼伏，谁要是提起阿里对假货放任不管的过往，谁就是不识趣的碰瓷犯，拘泥于该翻篇儿的事情不放。周鸿祎也可以不必为他一手开创的流氓软件乱局负责，摇身一变化作安全产业教父，用光明正大的恐吓取代偷偷摸摸的潜伏继续占领者用户的终端。

倒是百度悲剧性的承担了互联网的全部之恶，在任何时候似乎只有骂百度才是全方位无死角的政治正确。

还记得余佳文么？这个被资本推到前台的九零后创业代表，在央视的镁光灯下高谈阔论，要将一亿元分给员工，在无法兑现之后改口说“九零后都是这么玩的”，突然就把全国的年轻人给代表了，还嘲笑那些批评他的媒体不懂时代的进步。

还记得许单单么？这位拉勾网的CEO在遭遇竞争对手BOSS直聘控诉被黑掉苹果账户删除应用时亲身上阵，有理有据的反驳对方无中生有，最后发现竟然真的是一名拉勾的员工通过黑进BOSS直聘的企业邮箱实施了上面他所否认的所有事情。

还记得黄修源么？他扒了一辆特斯拉的地盘，套上了自主设计的外壳，然后把车抬到了三里屯，命名为游侠X，宣称这是改变未来的重大发明，而质疑他的都是不懂梦想的粗鄙庸众，让他们等着2017年游侠X量产上市。时至今日，游侠已经悄无声息。

还记得邱懿武么？他的创业项目被包装为最懂年轻人的电动自行车云马X1，成于铺天盖地的网络宣传，也败于这种高调传播让被抄袭的正主——一个爱沙尼亚的高龄设计师——找上门来，欲打一场国际官司。

还记得黄佳佳么？作为51talk的创始人，他在IPO前夕被指出四轮融资全部注水造假，然而带着公司流血上市终让早期股东得以顺利退出，却又让他在VC行业风评颇好，只是上市当日就跌破发行价的股价，则让散户甚感寒心。

还记得刘畅么？她所创办的伴米网，发展硅谷科技公司的华人员工在工作时间兼职带领国内的游客游览观光，导致他们因为违反职业道德而失去工作甚至签证，刘畅的回应则是单方面宣布胜利，称Facebook的小题大做有助于伴米的用户增长。

还记得王信文么？他开发的手游《刀塔传奇》采用暴雪和Valve的版权IP却不曾获得授权，以擦边球的形势在中国成就了国民级手游的地位，尽管后来在App Store里被强制下架，却仗着Android应用商店的碎片化继续安然吸金，坚持躲避诉讼。

⋯⋯

迄今为止，“双创”光环究竟为中国经济拉动了多少体量仍不可考，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在由政府鼓吹、资本兜底和产业合谋的美好图景中，创业本身也有了形式化的色彩，就像“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胡乱逻辑，将创业当成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并决心为此不择手段的年轻人前仆后继，如同长袍加身的殉道者，自顾自的将自己绑在了只可成功不许失败的祭坛上。

创业者并不生而骄傲，这份事业无论有多么激动人心，它同样需要遵从经济规律、公共道德和法律秩序，俞敏洪说创业就是养出一块丰美的草地，着急是没用的，他把新东方做上市的时候已经44岁了，真要抓住了机遇，什么时间都不晚。

何必总是想着如何一夜走红，如何消灭对手，如何功成名就。你还没到站就急着下车，即将面对的必然也不会是你的目的地。

写到这里，突然看到宅代洗发布微博，承认“剪电线”事件是其公关策划而非事实，希望公众能够“再给年轻人一次机会”。

我想说的是，年轻人之所以有第二次机会，是因为他们年轻，受挫之后还有充裕的时间成本可以东山再起，不是在犯错的时候总是以为可以得到原谅和纵容，蛇咬得若是不够疼，永远不会意识到井边有多危险。

1972年，美国人理查德·格林萧在一辆福特汽车内因一场交通事故而被发动机舱的起火烧伤全身90%的皮肤。格林萧的代理律师在查案时发现，这个自燃隐患福特公司在生产实验中已经知晓，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增加的制造成本高达1.4亿美元，而如果任凭小概率事件发生而按常规赔偿数额来理赔，直到这款车型停产，最多也不过会有180人被烧伤，赔偿这180人只需要花费约5千美元。

于是，在1.4亿美元和5千万美元之间，福特公司选择了后者。在获悉原告律师提交的这份证据之后，当时法庭最终判决福特公司做出1.25亿美元的巨额赔偿，你不仅甭想省钱，反而还要出血更多。这在美国的判例史上被称作“惩罚性赔偿”，即：如果企业的作恶成本太低，那么就由司法系统填补进来抬高成本，迫使企业出于忌惮而不敢以身犯险。

宅代洗事件的结果，即使以最严重的程度而言，无论是因为真的剪了电线而被处于十五天以内的拘留，还是没有剪电线只是因为恶意炒作而被舆论鄙夷，相比它的所得——史无前例的品牌曝光和服务传播——都显得太过划算。

我相信有很多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在义愤填膺之余，或许也在恼怒于自己的团队为何没能想到这样性价比惊人的招式。

这大概也是“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当代悲剧，就像所罗门效应所说的那则故事——两个妇人争夺一个孩子，都说是自己亲生的，所罗门让她们各拉一只胳膊往坏里抢，最后获胜的一定不是亲生母亲的那个，因为她才不担心伤着孩子——那样，如果每次都是耍小聪明或是僭越规则的占尽便宜，那么或许不会再有人尊重诚实、守信和节制这些日益稀缺的德性。

另外有个小小的技术性问题我想问问铅笔道的同学，这也是我一直想问的：如果“剪电线”的故事创业者可以无中生有的轻易骗过你们，那么为什么在融资额度这件事情上你们坚信可以不被蒙蔽？

文 | 阑夕

所谓「直播元年」的盛世豪歌，像极了2011年的「千团大战」和2013年的「页游之巅」，简而言之，就是需求端的正向反馈，在变形的信号机制下造就了供给侧的过剩产能。

甚至连运营手段都变得惊人的相似：

• 团购时代，大大小小的团购网站都会为上架商品的售出量设定随机函数，无论何时何刻，用户都不可能看到零售出的商品。

• 页游时代，哪怕一个月三位数的开服数字，在任何时间进入游戏，都会发现身边有着人山人海的同级别新手，正在和用户一起升级。

• 直播时代，假人设计成为坦诚布公的标配，美其名曰「对新人友好的用户体验」，在群雄割据的环境中同时取悦用户与资本。

如果不是傲慢到自认能够倾覆历史规律的地步，所有人或许都应承认，相较团购的九败一胜和页游的溃不成军，直播产品赴其后尘的概率几近板上钉钉，然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没有哪个贪婪生猛的掘金者会在体力耗尽之前宣告失败，谁都知道，在以人口规模为生产力及消费力起源的市场，意味着胜利的，不是技惊四座的创造，而是坚持到最后一个倒下。

新浪微博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在拖死全部的竞争对手之后，它方才有机会孤身试错，以低风险——不会有同行趁虚而入撬其用户——的代价寻找可期的盈利模式，并终有所成。

看直播的诉求，还是“关系”

用今天的视角来看，钱钟书的论调——爱吃鸡蛋却无必要结识那只下蛋的母鸡——不过只是清高文人的隐世托辞，从东野圭吾的签售会到AKB48的握手会，无论职业、阶层、成就的差异何如，发生关系仍是人格与人格之间最大的情感需要，尤其是在表达内敛而心思慎密的东亚几国，互联网在构建第二层社会皮肤这件事情上居功至伟。

因此，就直播行业而言，一个三象限的图景很容易的就跃于纸面：横贯全球东西的，是游戏直播这个「术业有专攻」的品类，它的背后是游戏无国界的商业设定；在纵轴上，究竟是使用智能手机的前置摄像头还是后置摄像头，则区分了剩余两种品类，也就是以主播为唯一主角的秀）直播和「所见即所得」的现场直播，它们合在一起，就被称之为「泛娱乐」。

游戏、秀场和现场，是直播行业三分天下的格局

捉对厮杀的三个局部战区，拼凑出了风景独好的一块资本热土，账面现金流的充沛更是加剧了僵持不下的时间长度，但是Twitch的早早卖身、Periscope的如日方升、Meerkat的投子认负和Facebook的收拾残局，则让美国的直播行业提前水落石出，残存无几的悬念全都系于内生性的中国市场。

现阶段，依然是烧钱换市场

根据TalkingData的数据显示，中国安装有直播应用的智能终端数量达到1.86亿台，且仅在2016年上半年，直播行业的融资额度就超过了12亿，已经高过直播行业在去年全年的融资额度，且近两年来的融资阶段多集中于早期（B轮以前），仍然呈现出新兴市场的典型特征。

媒体期待的残酷洗牌，看似远未到来。

有种说法，是将直播产品比作机会主义的足球前锋，强于临门一脚的能力，而无统帅全局的魄力，这话颇为有趣。

也就是说，直播的场景优势在于快速创造消费行为，这是很多「赔钱赚吆喝」的产品难以匹敌的，但是直播本身的独立性能否长期维持下去，尚需存疑。

更加自然的商业逻辑是：腾讯在手机QQ里推出NOW直播入口、新浪在微博里加入一直播模块、阿里在淘宝里新增网红直播的通道等，由一个完整的社交或是变现生态来融合直播应用。

这种设想，自然不被破釜沉舟的创业公司接受。

刚刚融到C轮15亿人民币的斗鱼创始人陈少杰以「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来解释这家公司对于资金储备的要求：在一切均可交易的时代，直播业态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内容领域的成果，无论是主播的签约还是节目的自制，都与现金的消耗成正比关系。

QuestMobile的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是在第一梯队里将直播应用的用户叠加起来进行对比，重合用户的数量也仅在一百万到两百万之间，重合度极低。这也就意味着，独占内容是独占用户的前提条件。

换句话说，直播产品的运营是有忠诚度因素存在的

目前，斗鱼是中国的直播产品中跨度最广的一款产品，其虽以垂直化的游戏直播发迹，但是借着「网红经济」的萌芽，向秀场直播的横向拓展早已实施多日。

以用户属性而言，秀场直播相对位于底层位置，容易遭受来自更高层次的侵犯。这也是为什么欢聚时代要在游戏直播品类独立推出虎牙品牌而沿用YY的原因：爱看美女的用户在转化为爱看游戏的用户过程中流失率过高，故而存量用途极其有限。但是反过来，将爱看游戏的用户转化为爱看美女的用户，这个漏斗的底部宽度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细小。

就像Dota游戏的著名主播伍声2009即使是在直播自己到理发店剪头发，也吸引了逾12万人在线围观，这种从垂直化到生活化最后再到泛娱乐化的内容裂变，皆以用户停留时长为基础。

直播产品的重金投入无不为此而生，只要用户在应用中逗留得足够久，那么就像「电视换台」的习惯那样，频道越多，他就越是不想离开沙发（手机），而沉浸则极大的有利于未来的商业化。

斗鱼的另一名联合创始人张文明说「快鱼吃慢鱼」，意思是尽管千军万马都在过独木桥，但是跑得快的才会占据用户的心智。

但是同行看待斗鱼，更喜欢用「激进」这个评价。

早在直播行业尚未演变成为今天这幅局面时，斗鱼就开创了一个月花掉两千万的竞争手段，用抬高市场价码的方式倒逼其他直播产品因为跟进而不得不财务吃紧。

具体的演绎，可以参考在线视频行业的「版权大战」，最后抬价的也自伤其骨，以2015年为例，斗鱼先后传出悍然拖欠主播薪资和签约主播另投明主的新闻，显得格外疲惫不堪。

从2014年开始，集中在游戏领域的主播骤然成为各家竞相追逐的稀缺资源，身价大涨，跳槽频繁，从整体上来看，每家直播平台都痛失过当红花旦，同时也撬来过别家大将，损益自知。

从B轮到C轮，腾讯连续两轮领投出资支持斗鱼，而后者的经营战略，也高度协同的转为「泛娱乐」这个由腾讯互娱（IEG）早年自造的概念。

具体的表现在于，斗鱼离开了「中国版Twitch」的既定路线，甚至也不继续参与游戏主播的竞价，以正面战场的转攻为守，换来特种部队的多线突击。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秀场（女主播陪你解闷）之外，活跃在斗鱼上的主播目前看来是五花八门，从小语种的在线授课到豪车的试驾评测，的确很难真正归纳斗鱼的直播类型，大杂烩的形式仍旧倾向于运营验证，试图重新定义产品的角色：基于兴趣的社交化直播。

兴趣是人性的原始生产力，也是承载时间消耗的重要商品，如果直播行业真的需要在争议中寻求一个立足的理由，去解释缘何会有在陌生人之间隔着玻璃屏幕产生交集，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孤独，或许是唯一合理的原因。

只是这也很难说得上是成型的「泛娱乐」布局，毕竟若是以腾讯为标本，「泛娱乐」涉及多条产业的联动，最终能将内容的生产和消费连成一条线，分配各个环节的利润。斗鱼曾将一名主播送上江苏卫视某档综艺节目，并将之视作草根与名流的「平起平坐」，但是只要这种案例无法在工业机器的驱动下批量复制，它的鼓舞力量就还是有限的。

反而是王思聪力推的熊猫通过全盘复制斗鱼成长历程——深入电竞领域，不惜血本的砸下顶级的游戏选手，换来最为饱满的内容观赏性——的方法，以垂直化的运作不断收复斗鱼因为多元化而无暇顾及的过往城池，并直接殃及战旗这种本就根基不深的同质化直播产品。

王思聪「自带流量」的特性，导致做他的竞争对手通常都很难受

这也让熊猫在业界有了「接盘侠」的绰号，自认奇货可居的主播穷极各种手段实现身价翻番的转会过去，而被王思聪数度「手撕」的斗鱼，或许会回想起2015年年初与这位首富之子眉来眼去的甜蜜关系，那时王思聪甚至愿意挂上斗鱼超管的袖标，兴致勃勃的进出直播间查房，让斗鱼的主播和用户惊喜连连。

直播秀场文化的抢滩登陆

与身世曲折的前辈相比，坐上火箭的映客则属行业异数，它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改写了秀场直播原本的亚文化特性，让那些「卖艺」的身影登堂入室。

注意，登堂入室，是中国互联网接纳非主流文化的核心表现，包括二次元等概念在内，它们能否映入大众眼帘，取决于从媒体到行业的定调。

就在两年前，9158还是一个需要被暗访揭秘的隐秘领地，人们看待那些妆容艳丽声线甜美的女主播和为博美人一笑而一掷千金的土豪就像是在野生动物园里游览观光，目睹了某种原生态的奇异的交配行为。

两年过去，人们开始对那些身处地铁和餐厅的美女举着手机「感谢宝宝点亮」熟视无睹，而企业也将白裙飘飘的直播请到了发布会的前排，从被妖魔化到被常态化，映客无疑居功至伟。

也曾有八十岁高龄的老人，在映客上分享文革的记忆

不过，由于起势凶猛，围绕映客的争议也居高不下，从App Store的刷榜，到涉黄的传闻，每一次似乎都将置映客于死地，但每一次也都让映客变得更火。

金沙江创投的朱啸虎说，投社交就要投湖南的产品经理，唐岩、张小龙都是湖南人。大概也是因为这番认知，朱啸虎投了湖南人奉佑生创建的映客，而湖南人是中国互联网江湖里的一股隐秘势力的说法，也流传了出来。

除了上面几个名字之外，58的姚劲波、世纪佳缘的龚海燕、快播的王欣都是湖南出身，湖南人操刀的产品也有着鲜明的共通点：深谙普通用户的需求，追求简单务实和粗暴可行的大众产品。

分析映客如何成功的稿件多如牛毛，有称其挖角二三线网红的偷天换日，有赞其市场投放敢于大鸣大放，但是少有人提及映客的产品前身：蜜Live，以这个原本主打留学生交流的直播产品的用户为基础，映客完成了它的冷启动，并在前期用户品质的取舍上显得干净利落：高颜值不是推人的唯一条件，更关键的要看她能否刺激用户互动，如果能，那就在短时间内集中将流量倒给极少量的头部主播，让她一夜成名。

这种运营策略并不常见，互联网公司多视流量如金，不太愿意在没有任何契约的情况下通过义务劳动捧红一介普通用户，而映客奉行的「寡而不均」的做法，也开启了它不得不为长尾用户刷量（在线机器人）的先河。

最后的结果证明棋行险招是柄利大于弊的双刃剑，映客成于它的全民性，很快甩开那些新人难以出头的资深秀场，虽然潜规则遭到曝光于声誉有害，却也将整个行业都拖下了水，分摊了谴责压力。

映客的隐患在于它的壁垒过低，虽在一时可以挟用户以令市场，但秀场直播的高流动性人尽皆知，映客的先发优势能否转化为规模效应，还是存在悬念，从数据上来看，陌陌、花椒等产品的追赶速度，已经大大缩短了它们与映客之间的差距。

这是小米的一场新品发布会，被人描述为「像是进了夜店」。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如果说在直播App里给女主播刷礼物就相当于在****里点妹子送花篮，那么风水轮流转，一个城市的****，大概是很难做到百年老店的，老板们都知道，新开业的那家店，往往才是妹子品质最高的店。

前创新工场的合伙人、YY的投资人邱浩认为直播行业搞不好会有前100名都能存活下来的情形发生，因为直播产品已被验证毋须中心化的规模流量也能产生符合对应体量的流水入账，这种能够持续产生收入的生意，很难逼迫落后者完全放弃，「而秀场之后的直播形态，需要满足孤独的人陪伴的需求，可能会有几万个直播间，每个直播间里有三五好友聊天、游戏。」

最为赞同这个论断的，或许是直播产业的中途插班生陌陌，基于社交关系链的实时视频化为陌陌原本黯淡多季的财报添加上了一抹鲜艳的亮色，而陌陌的COO王力也在一次访谈中讲述了他在陌陌里的直播经历：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晚上，他开着手机摄像头直播自己重温经典电影《教父》的过程，而在这长达180分钟的时间里，总有那么几个人驻留在他的直播间里，和他断断续续的聊着某个镜头的精巧或是某场表演的出色，他和他们既算不上是熟人，也不能说完全陌生，可能只是因为共享了各自的情绪，才在直播这扇并不起眼的窗口里横生交集。

说到底，直播是一面不会说谎的镜子，它所映照出来到世间百态，都是原本就活生生的存在的，而惊诧讶异则多半始于孤陋寡闻。

我曾结识一个刚入大学不久的读者，她在某直播应用里小有建树，常被一名土豪钦点，打赏之财对其校园生活品质的改善立竿见影。有一天，她问我该土豪约她出去吃饭，并作出种种暗示，应当如何抉择，我看出她心意已定，只是想要寻求场外支持以获心安，揶揄了几句，便没有继续对话。再后来，她把我屏蔽到了朋友圈之外，我只能看到她的微信头像换成了坐在一辆MINI Cooper中的自拍，笑颜依旧美丽动人。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账号：techread

文 / 阑夕

下半年显然是国内电商企业们狂欢的日子，今年亦如是。眼看着亚马逊、苏宁、网易考拉、洋码头、京东、天猫、唯品会、国美在线、聚美优品、一号店等一家还比一家欢，补贴力度更是一浪还比一浪高，在这中间，或许可以发现，跨境电商的身影正在增加……

政策风向时东时西，加剧了整个行业的紧张感

所有中国的跨境电商创业者大概都还难以忘记今年4月的那场不眠之夜：由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税总局等十一个政府部门联合发布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产品清单》，公布于一天晚上的九点，并将于次日凌晨开始执行，也就是说，仅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可供跨境电商企业来消化、理解和接受这项法规。

猝不及防的袭击，几乎重创了这个方兴未艾的新兴行业，将数以百万计的SKU收拢到一份力求结构清晰而有利监管的清单内——有些商品可以进仓，有些商品不能进仓——毫无疑问是在挑战电商的经营逻辑：通过长尾突破货架的限制。

尽管这份清单的出台在经过政商层面的激烈博弈之后被延迟到了一年以后——也就是明年的5月左右——执行，但是就像那只久未落地的靴子一样，在真正发出声响之前，谁也无法预料届时又会有怎样的变数。

更为诡谲的是政策风向时东时西，加剧了整个行业的紧张感。

从去年开始——吴****那篇出国买马桶盖的文章「立了大功」——跨境电商这个议题开始频现于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上，****将之纳入「供给侧改革」的框架里，曾明确表态「消费是被供给引导的，给国内消费者多一点选择决不是坏事，这会倒逼我们的企业转型升级。」

但是，今年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税收新政——即增收增值税和消费税，并对不全额征税的消费上限进行封顶——又结结实实的给包括企业和用户在内的全产业流通环节打上了一记「闷棍」，这项提高进口商品价格的措施，在新闻中被定义为「保障公平竞争」，其效果实则是对国内商品提供了一层保护壳。

一边是日益高涨的消费升级浪潮，一边是让人永远也猜不透的权力之手，这让跨境电商的剩余玩家充满赌徒色彩，它们将盘口抬得越来越高，让后发制人不再具有可能性。

根据IT桔子的收录统计，在2015年成立的跨境电商企业数字是107家，而在2016年（截止到8月），这个数字是11家。

风云变化之际，跨境电商亦步入了「直邮模式」和「自营模式」的验证时代，黑猫白猫，都相信只有自己才是抓得住那只老鼠的好猫。

先来看一下直邮模式

国内跨境电商的代表、正在做六周年活动的洋码头认为自己押到了正确的那一方，虽然其在杭州也建立了保税仓作为储存中继之处，但是从最初开始它就打定主意海外直邮才是根本，不去涉足自营这趟浑水。

「直邮模式」的出身卑微，最早实际上是源于私人之间的小范围代购业务，代购人的品质决定了商品及服务的品质，但是缺少了中立平台的集约和管理。现在洋码头充当着这样一个中间人，并培养了一批专业买手，在世界各地为国内的消费者搜罗各种不同的商品。

根据官方的数字显示，现在洋码头一天的SKU已经达到28万，已经甩出保税自营的N条大街。可其面对的问题也存在，好的买手在新客面前依然存在信任危机，坏的买手也不会主动离开这个混杂的市场，故而良币和劣币永远共存。

洋码头的创业根基，就是基于自家的物流服务（贝海国际速递），其创始人曾碧波曾对媒体说过这个原则，「物流做不好，肯定不创业。」这与如今的京东、阿里一味保障用户的「最后一公里」异曲同工。

洋码头的电商观念从一开始就异于常态。就像物流公司顺手做一个电商平台的故事，看似逻辑顺理成章，却缺少成功实例，即使是顺丰优选这种尚且称得上生存无恙的，也在上线四年的时间里换了四任CEO，步履艰难。

洋码头所仰仗的，是其用了六年时间招安的遍布68个国家的2万多个买手，以及分布在全球的15个国际物流中心，在接入平台体系之后，用户直接可从每天28万SKU里下单购买，由买手通过贝海国际速递——或是提前储存的保税仓里——发货。

由于涉及国际运输，比「最后一公里」的建设要难得多。「直邮模式」的跨境电商存在体验上的劣势，如商品正伪难以确认、发货速度不够理想、如何与买手建立信任和售后如何完善等问题，这也是让「自营模式」成为后起之秀的原始动因之一。

随手翻了一下洋码头的App，发现其每一分钟基本都有几千场以上的直播正在进行，而正在直播的买手区域则因世界时差不断变化；在上面挂牌的商品，并不需要其亲自去谈入驻协议，而是只要在海外的买手能够在当地组建好相关的供应链——无论是从门店端还是批发端——它就属于可以销售的货品范畴。

这就是「直邮模式」最大的魅力，就理论而言，它可以接受海外零售产业的最大程度的倒灌，而信誉问题，就用物流（不拆包）、运营（买手直播）、服务（慢赔、惩劣）来小火慢熬，最终归于品牌这条线，复制eBay和Etsy的C2C神话。

曾碧波并不讳言身在中国必然面临的政策干预会让「危险和机遇并存」，但在具体的经营层面，洋码头躲过了第一轮干扰，在保税仓「只出不进」的那段日子里，很多「自营模式」的跨境电商遭遇断崖式的销售下跌，而直邮业务则相对稳定，还借着海关通关升级的档口提高了进出口岸的效率及成本的下调。

至于曾碧波口中的「机遇」，同样来自「政府愿意关心你」，因为能在庙堂里讲话——而不是在朝野和民间暗渡陈仓——对跨境电商的业态合法性是一个保证，这也是在中国经商所不可或缺的一道免死金牌。

再来看国内目前的大多玩家的做法「保税自营」

在建仓方面投入巨大成本的网易考拉等巨头，则将基于资金优势的集约化采购作为竞争优势，打算借助自营取得领先地位。

作为「自营模式」的集大成者，网易考拉拥有的保税仓面积据说是跨境电商里的第一，分布于杭州、宁波、郑州和重庆等地，意图最大限度的辐射全国。

保税仓的优势同时也是使它深陷利益集团纠葛的核心因素：在上架售卖之前，海外商品先行进入仓库储存，这种囤货机制和一般贸易的质差有限，但是后者承担的税率及检验成本都相对更大，这让传统外贸商业的游说力量逐年反扑，试图重新定义「公平竞争」的意义。

如果跨境电商做的是进口商的工作，那么仅因搭了一个网店的台子，就能享受一路绿灯的待遇，这种身份认知上的模糊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这也是为什么聚美优品曾在去年指责唯品会售假——其实是在所谓的「独家授权」上，每家跨境电商都有着不同的定义标准，而在标准之间的落差，就有了正品和走私的区别。

此外，他们统一正在做的就是扩大仓储，一方面兴建国内保税仓，另一方面因税改新政之因，逐步涉足海外仓的建设。但无论怎么看，在这条道路上，缩小时间成本的难度是最高的，它需要优先解决供应链上每个环节的调拨流畅度，同时还需扩展品类的宽度。

或许是的确感受到了建仓方面的不易，网易考拉在今年年初宣布让亚马逊接管了自己的保税仓，希望由这个可能是全球最为先进的物流运营网络直接输入成熟经验，从而跳过「缴纳学费」的流程。

只是，网易考拉的做派，不太适合同行照搬，比如它的自我定义——「媒体型电商」——就相当有趣，这里的「媒体」和网易传媒（也就是运营网易新闻等媒体业务的实体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而更像是强调它的流量来源场景的多样化，以及廉价。

其他选择「自营模式」的跨境电商企业就没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背景了，尤其是在耕作细分垂直领域而无丰富品类分摊风险的玩家身上，阵痛远比想象中的要长。

比如尿布师从B2C转型B2B、蜜淘至今生死未卜、明星衣橱被传资金断裂等例，都说明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会由不同的方向吹来，在仓储的巨大成本和获客的巨大成本中间，是必须要保持低价（低利润甚至负利润）用以应对市场竞争的无奈，在这种物竞天择的环境里，弱小者只会被加速淘汰。

也有宁可多押也要求得稳妥的跨境电商企业，它们不仅将直邮和自营混合到了业务中，还将香港仓（归属于海外仓）作为一道保险，冀望能够弹性的应对随时降下的政策，即使徒增经营成本，也不能重演无货可卖的窘境。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显示，2015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2亿人次，境外消费的总量达到1.5万亿人民币，其中有着一半以上是用来购物，且购买对象开始逐渐由奢侈品向日用品延伸。

显然，从这个角度来看，跨境电商的成长空间仍然大得惊人，存量加上增量的产值遐想，只会继续诱发狂放的赌性，乐观者坚信海外的零售产业已被中国的消费者振动，这也构成了全球资源重新配置的条件，而悲观者如刘洋（繁星优选创始人）则表示，中国跨境电商想要输出「价格战」的价值观、让海外重视品牌的商业生态陪着一起赌博，这会是自取灭亡的第一步。

对于很多创业者而言，2015年的O2O泡沫碎裂并不像公众和媒体所渲染的那样恐怖，或者说，在它们眼里更加在意的不是死掉的那些失败者，而是活下来的那个新美大。在跨境电商这个行业，道理或许同样如此，一切都必然变得更加艰难，但只要继续搏下去，就能维持站到最后一刻的希望。

如马克•吐温所言：「若为奇迹一切证据皆可为之，若为事实则必证明之。」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帐号：techread

就在昨天，连B站也公布了内部的一起贪腐案件，令人感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二次元弹幕视频社区Bilibili宣布，前Bilibili游戏运营负责人高楠楠，涉嫌职务犯罪，伙同丈夫以及亲属开办公司进行利益输送，涉及金额超过100万元。在掌握基本事实后，Bilibili已向警方报案。目前高楠楠等涉案人员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处于取保候审阶段。」

以英国政论家阿克顿勋爵的理论而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清水衙门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只要制度无法有效约束人性，那么雁过拔毛的寻租行为就势必难以避免。

由于企业的经济问题很少涉及公共资产，公众对于相关新闻的敏感性往往低于他们对待政府机关滋生的同类事件，围观态度也是以娱乐情绪为主，少有痛定思痛的代入感。

企业的尴尬也在于此，当发展速度不足以掩饰阴暗面积时，主动揭盖或有杀鸡儆猴的威慑效果，却很少能够得到舆论的拥戴，在「仇商文化」的传统浸染下，这种「挥泪斩马谡」的做法更易于被理解为狗咬狗式的宫斗戏份，严肃不足而讥讽有余。

就像百度历次通过「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身份披露贪腐案件时，遍布在社交媒体的反馈通常都是不无戏谑的故意偏题：什么？百度还有「职业道德委员会」？

「职务侵占」是互联网公司最常见的涉案名目之一，在这个热钱涌动的行业，分配权的价值空前稀缺，在其位不仅意味着谋其政，还有相当弹性的财物输送空间，属于在河道在建坝截流的隐秘动作。

纵观市场经济星火燎原的这三十载时光，与天（政策）斗、与地（同行）斗、与人（人性）斗的主旋律从未降过一丝声调。

在这方面，联想或许是人治体制的典范。孙宏斌的故事在业界耳熟能详，「挪用公款」则不过是对这个忤逆者的惩戒教条，罪名的成立与否，委实取决于员工有无低头。

柳传志善于胡萝卜与大棒的管理组合，借给出狱之后的孙宏斌一笔启动资金让他东山再起、并让后者迄今为止在任何场合都只谈感恩不提愤懑，无疑也是柳的驭人之术的高明之处。

事实上，「自曝家丑」也是联想的一项传统，柳传志甚至有过对因贪腐问题而锒铛入狱的前员工再度录用的历史，所谓「改过之心不可无、治病救人最重要」。

相比联想更为「国企化」的华为，则是早在2005年就开始动员内部的管理岗位一致宣誓——通过一份书面的自律宣言——试图杜绝贪腐行为。

显然，这种未雨绸缪的程序，并不比政府官员的入党誓言来得有效。根据媒体报道，2014年华为出现了金额达到上亿元的受贿个案，最终查实了116名员工涉嫌腐败。

当时有人用极为耳熟的逻辑「如果容忍腐败，华为可以发展得更快」来作出评价，然则风气之败坏仍是军人出身的任正非的管理死穴。华为后来力推「特赦方案」，鼓励员工主动交代经济或账目问题，结果在一个月的时间内，选择「坦白从宽」的人数高达「四五千人」（出自2015年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的访谈）。

到了「BAT」的时代，高管犯戒的曝光概率，也随着企业形态趋于稳定而逐渐增多。

由于和「魏则西事件」在时间上发生撞车，百度副总裁、E-Staff成员王湛因「损害百度利益」而被开除。或许是因为王湛的确过于「位高权重」，百度所写的声明亦是语焉不详，没有明确说明他是如何损害了百度利益，少了司法介入的环节，更是保留了足够的体面。只是，除此之外，百度那支由经侦专业退役刑警组成的「职业道德委员会」在动手时很少手软。

同时，作为昔日流量分发的绝对中心，百度每每壮士断腕，也都给业界科普着新的贪腐形式。比如在「搜索资源合作部负责人王庆伟和品牌展示广告部经理陈刚严重违纪案」中，两人伙同参与流量黑市谋取私利，就让公众首次了解到了这么一个隐晦行当的存在：搜索资源合作部手握着流量阀门，品牌展示广告部掌控着变现开关，只要伸手从中舀一勺子流量，便可轻易转化成广告收入套进私人腰包。

流量黑市就是一个提供买卖双方相互接洽的交易市场，「BAT」均是市场上不曾缺席的大户，很多中小型互联网公司为了完成KPI任务，也会积极加入购买流量的队列。在流量与货币能够等值换算的场景内，所谓的贪腐风险也只不过是推升流量售价的因素之一。

前聚划算总经理阎利珉，应该是倒在阿里反腐利剑之下的级别最高的一个祭品。不同的是，阎利珉当时正值盛名，一手将聚划算带到团购行业的第一梯队，且深受团队好评，最后仅因区区五十余万人民币的查证受贿金额而换来七年时间的有期徒刑，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阿里的平台特征，使其私下交易更多的发生在底层的员工和开店的商户之间，淘宝在历史上也多次对「小二」进行削权，来限制他们干预规则的能力。从部分情节来看——借着拜访机会而偷偷塞钱到阿里员工的包里——这个商业江湖的业态早已媲美官场，甚至在创新层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阿里针对内部反腐所成立的廉正部，据说对标就是香港的廉政公署，拥有最高级别的督查权力，虽在最初只是挂靠在淘宝的组织之下，但是几经架构调整，现今已经横跨多条业务线，还被马云授予了「就是应该小题大做」的顶层合法性。

腾讯对于前在线视频总经理刘春宁的追杀，则是剧情最为丰富的一章，虽然腾讯并不希望媒体将事件与刘的叛逃（跳到阿里）作出联想，但是二者的推棋博弈过于微妙，也由不得人们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刘春宁的案子还在法院审理，他在腾讯的直管下属、在线视频总监岳雨（后也随刘奔赴阿里）则已经领取了自己的九年刑期，其被查证的所获好处同样不过是区区数百万元人民币。

不同于时政新闻中动辄出现的巨额数字，即使是「BAT」这样体量的互联网公司，它们的单位贪腐规模都相当有限，尤其是结合当事人本就不低的收入水平，代价未免显得昂贵太多。

也有人说，不劳而获的快慰感受是人的最大弱点，它是一种心理毒品，而非理性可以衡量，就像猛兽血液里流淌的原始侵略性，除非用铁笼锁住，否则死伤便在所难免。

倒是网易状告唐岩的「反转」少之又少：在陌陌上市的大喜日子里，网易发布公告，指责唐岩在担任网易门户总编辑期间向自己妻子开设的广告公司输送利益，让后者来负责网易的几支广告制作。随后，多名网易前高管纷纷站出来「打东家的脸」，称事实是当时网易门户的预算紧张，开出的价码根本无人应承，是唐岩劝说自己妻子的公司以低于市场价的数字接下了活，解决了网易门户的燃眉之急，且事件早已通过内部调查本无异议，丁磊这是真小人之病又犯了。

所以不妨说困境之中见真章，公道也自在人心。

回到B站今天这起头条的话题上来，风光无限的创业公司从来不是净土一片，然而，改变世界的雄伟口号往往产生讳疾忌医的排斥动机。

只可惜假装看不到并不意味着不存在，B站声称这次是在「刮骨疗毒」，勇气固然值得嘉奖，但更重要的是，技术性的反腐和制度性的反腐需要同时并轨而行，这双文明体面之鞋，很多天赋勤勉俱佳的选手都忘了穿上，而跑得愈快，最后需要回头拣鞋的代价，也就愈大。

故而：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账号：techread

文 | 阑夕

「Pokemon Go」的横空出世，就像一道满汉全席，几乎满足了所有食客的味蕾，用户沉迷其中自不必说，这款游戏的商业背景亦是工匠企业（任天堂）、科技企业（Google）和创业企业（Pokemon）的协力共赢，甚至连高墙伫立的中国市场，也从这又一起「现象级」事件中吸取到了「IP致胜」的养分。

同样自认成为短期赢家的，还有AR（增强现实）的技术。

AR和VR属于前沿信息技术的两项分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和而不同」的竞争关系，但是后者在资本市场的热度一直高于前者，这种厚此薄彼使得AR的拥趸始终不太好受，尤其是Google Glass这款AR明星产品从惊艳亮相到没落流产的过程，更是令人气馁。

的确，AR缺乏VR所具备的「革命性」元素，包括对于场景、感官和体验的彻底重塑，VR都承载着崭新的想象空间。因此，在产业资本相继入局的最近几年，创投行为都集中在VR行业，相比之下，AR则近似于研究层面的「赠品」，颇有「鸭嘴兽」的风范：进化不够彻底的产物。

问题在于，正是由于VR的侵略性——它所取得的一城一池都将建立在对传统行业的摧毁上——加上新兴硬件从极客发烧走向家庭入门的昂贵成本，VR的普及效率会是考验资本耐性的一个重要问题。

恰恰相反的是，即使作为教育市场的工具，AR的活力恐怕都是被低估的：它在技术上易于开发却不过度依赖终端设备的支持，对人体感官的影响足够克制且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友好性，适用于融入而非取代现有的各种交互式体验——比如Snapchat的视频滤镜特效，就是非典型的AR应用，门槛低到任何国家、任何种族、任何年龄的用户都能乐在其中。

AR行业亦应感谢「Pokemon Go」这支兴奋剂的诞生，它所唤醒的，不止是世界对于AR技术的关注，还有聚焦于创造力方面的启蒙。一些原本覆满尘埃或是即将崭露头角的AR应用案例，也值得放大一览。

游戏应用：Father.io

在产品尚未制作成型、仅有几支实验性质的宣传影片时，「Father.io」的开发商原本只想在众筹平台Indiegogo上募资5万美元，而用户的踊跃出资则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将这个数字翻了七倍之多，将总计近40万美元的现金拱手相送。

可以将「Father.io」理解为一款AR版的「守望先锋」——连Logo的表现和世界观的设定都不乏致敬之处——第一人称的射击加上与户外实景的连接，这款手机游戏在测试期间就已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长达三年的开发时间也说明了产品打磨的精细程度。

「Father.io」原本只是希望通过移动应用来实现它的游戏体验，但是因为手机芯片的迭代速度太快，而众多手机型号之间的差异也较为巨大，使得「Father.io」在开发后期推出了可以适配所有智能手机的一款外设（售价18美元，夹在智能手机的机身上），用来统一调度游戏数据。

宣传视频中甚至展示了一名玩家通过操作无人机和队友配合参与歼敌的画面，这亦体现了「Father.io」的野心，它将实景世界作为战场，衍生出的交互能够支持各式终端——未来还可能包括其他的可穿戴设备——重现了科幻小说及动漫中的场景原型。

想想《安德的游戏》或是《杀戮都市》吧，不知到了「未来已至」的时代，文艺创作的想象力又该如何开拓其日益狭小的边疆？

社交应用：QQ的奥运火炬传递

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历来是QQ的重点营销项目，2008年由可口可乐赞助的「点亮QQ图标，在线传递火炬」项目，至今仍是业内交口称赞的互动范本。

时隔八年，PC退潮几近尾声，智能手机成为新的个人中心，而奥运仍是那个「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在「旧瓶装新酒」的思路下，QQ这次的社交营销——据说立项级别仅次于春节期间的红包——也将现实因素拉了进来，虚拟火炬的传递不再是用鼠标点击，而是人与人、手机与手机之间的互动。

在手机QQ的扫一扫中，新增了一个与「二维码」并列的选项：「QQ-AR」，使用这个功能扫描不同的图景，可以出现AR形式的动画，比如今天腾讯在《深圳晚报》投放的整版「蒙娜丽莎」原画广告，扫之即可出现一只背着滑翔伞的企鹅，这种互动最终将引导用户成为虚拟的奥运火炬手，而已是火炬手的用户，则可将火炬通过同样的互动——让朋友拿出手机扫描自己的手机界面——将火炬传递出去。

如果说是微信让二维码成功扮演了线下入口的角色，那么QQ对于AR技术的推广，则属于投石问路的探测行为，借着「Pokemon Go」掀起的东风，让懂得「卖萌」的企鹅来完成又一轮用户习惯的培养。

「QQ-AR」能做的事情，恐怕也不止是服务于一次活动，这取决于市场的反馈机制能否驱动QQ的产品团队将更丰富的识别和互动能力放进后续的更新中，委实只有拥有足够大的数据的巨头公司，能够反哺AR所需的与现实结合的内容，比如曾经风靡中国的QQ宠物能否借着AR重生——让两只企鹅在办公桌上一起跳舞？

甚至有人建议腾讯签下「游戏王」这个并不弱于「精灵宝可梦」的经典IP，实际上，这个IP的原作设定可以说完全是为了AR游戏定制而生的——集卡、试炼、养成、决斗——在智能手机和简易外设的配合下，高度复原IP场景的可行性极高。

马化腾曾经说过，下一代的连接方式，可能是视网膜或是脑电波。就在上月，腾讯也参与投资了硅谷的AR创业公司Meta，充分的表现出了染指「黑科技」的雄心。

驾驶应用：捷豹的概念HUD系统

如果不是特别妄自尊大，所有人都应当承认，无人驾驶是一个好东西，但是距离这项技术的普及——以及对于整个现代交通系统的改造——必然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那之前，帮助人类更加安全和方便的驾驭汽车，仍是工业科技关注的重点，基于AR的创新亦从未缺席。

「Virtual Windscreen」是捷豹汽车研发的新一代辅助驾驶系统，它将原始的HUD（平视显示器）从业界普遍使用的独立显示屏变成了投影在前挡风玻璃上的虚拟信息，让驾驶者的注意力能够更加集中在视线的正前方，同时直接在道路上呈现信息。

捷豹还考虑通过AR技术让车辆的A柱和引擎盖「透明化」，以便更好的实现全景驾驶和极限降低视线盲区。

由于涉及到极为敏感的安全问题，汽车行业的发展难逃保守风格的约束，从科技的角度来看或许显得惰性十足，多一些特斯拉和Google这样的「牛虻」给予刺激，也不是坏事。而来自传统制造商的被动创新，自然也有其实用及历史价值。

广告应用：宜家的AR版产品目录

在样式上注重推陈出新的广告行业——以4A公司为首——倒是对AR应用喜爱颇深，它们乐于尝试新的技术促成订单，同时有着客户买单和兜底，商业链条健康而完整。

宜家每年年初发行的产品目录是其悠久传统的一部分，精美的印刷品配合北欧风情的家居图片，能够十分有效的激发年轻中产家庭的消费欲。而将AR运用到产品目录的数字化改造上，则是宜家最近几年发生的新变化。

在宜家推出的独立App中，用户可以扫描纸质产品目录内的家具样品，然后将其「拉」到现实世界，直接「摆放」到房间中，实际体验这个家具的尺寸以及与室内风格的搭配结果。

这种形式也广受广告公司的青睐，经由画面传输能力日趋强大的手机摄像头，在拍摄过程中埋藏「彩蛋」是为用户创造惊喜的绝佳手段，同时也降低了广告本身的硬度。

根据美国专利局的公开信息，Snapchat也为其广告系统提交了AR方面的专利，它希望能够对用户的拍照场景进行分析，进而推送实时的精准广告，不是通过Feed流，而是直接浮现在画面中，比如拍摄一座商场的大楼，便可直观看到有哪些商户正在打折促销以及前往该店的导航路径。

以及……

来自投资银行Digi-Capital的一份报告预测，2020年VR和AR将瓜分高达1500亿美元的市场，其中AR将分到1200亿美元，也就是80%的蛋糕。

简而言之，AR虽然目前看来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技术，但与VR主要局限于游戏和电影等少数几个垂直行业不同，AR的应用行业品类十分丰富，相当适合见缝插针的渐进改写人类现有的生活规律，反而产值变得更高。

在《钢铁侠》的电影中，盔甲与「贾维斯」的组合也象征着AR和AI（人工智能）的携手，效果令人尖叫。

相比致力于「创造一个神奇世界」的VR，旨在「然让现在这个世界变得神奇」的AR同样值得期待，不是吗？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帐号：tech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