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阑夕的互联网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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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看法:关于灾难发生后的“社交情绪”

文 | 阑夕

1、隆重的阅兵仪式前夕,塘沽爆炸事件的深夜敲钟,仿佛重演2008年汶川地震之于奥运盛会的伤痛。很多企业的传播部门被电话唤醒临时策划借势物料,微信的大量“公号狗”也睡眼惺忪的强迫自己开始整理能够在次日清晨冲破“100,000+”的稿件。

2、社交媒体的名利场性质,在公共性的灾难出现之后尤为显著,通过键盘进行某种虚拟化的现场指挥和纸上谈兵,无疑是对“参与感”——出自小米公司联合创始人黎万强的方法论总结——的最佳证明。而在中国互联网,这里面其实有些独树一帜的既定模式正在形成。

3、比如第一时间对于“不信谣、不传谣”的疾呼。相比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谣言的伤害性其实极低,尤其是描述性而非判断性的谣言。举例而言,在实际死了10个人的事故中,因为恐慌而将死者规模扩大到100个人,考虑到媒介本身的自净能力,无论是否相信,它都无法造成现实意义的二次伤害。

4、“谣言”是一个充满上帝视角的定义,若以“不信谣、不传谣”来强求信息传播节点的论证程序,那么塘沽爆炸就不应在一夜之间为人所知,因为所有收到视频内容的网友,其实都没有亲自验证那里是否真的已经沦为焦土。“谣言”唯一的附带伤害价值,只会是政府的公信力,而公信力其实本就具有重建和推翻的循环过程,而不是基于天赋来保持长青。

5、今年春天,俄罗斯环球航空公司上的一名以色列籍女性乘客因为坚持听到发动机异响而阻止航班起飞,遭到机组成员和乘客的抱怨,但是在检查时却发现真的存在机身严重故障。但是,这则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正是因为它的概率足够的小,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同类行为通常都会被证明是虚惊一场、是乘客的幻听和脑补。

6、因此,美国关于言论自由的著名论断“在电影院里谎称失火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也在经受质疑。一个典型且极有可能发生的场景是,某人在路过一间电影院时闻到了烧焦的味道,但是如果在一个打击谣言相对严厉的社会,他不会愿意冒着“造谣”的风险去检举这件事情,因为那也可能并非火灾隐患、而只是有人在他看不到的墙后吞吐一只劣质雪茄。

7、追溯起来,仍是针对灾难问责体系溃不成军,社交媒体只能被迫以一种失焦的方法来对灾难进行还原,感动、愤怒、迷茫、争论、祈祷、感慨,均为舆论拼图的模块组成部分,进而形成公式化的应激反应,以十年为尺度复盘下来,毫无进步和改变。

8、人们甚至愿意指责一些敏感区域之外而又能够表现政治正确的对象,比如昨晚责怪天津市政府的微博帐号“睡不醒”——其实这种当量的事故发生之后,政府的所有官员显然都已被从床上撵了起来,只是发布微博的优先级的确并没有那么高,哪怕以传递消息的效能来衡量,地方政府掌握的广宣渠道,包括短信、广播等都更为强大。

9、以及对于外媒记者的“添乱”斥责,这里仍是混淆不清职业分工。记者的职责就是报道——当然,也可以狭义性的同比为“消费灾难”——这种理性基于现代社会分工的原则,不能说因为存在悲伤的情绪,记者就应当放弃天职,更不必借题发挥试图粉饰中国一贯钳制媒体的动机。尤其是在现场直播报道时,要求媒体报道准确不出错是不可能的,因为事情的水落石出需要时间,最初的情报和信源尚未组成判断的全貌,故而勘误本身就是程序的一环。说媒体报道存在偏差进而嘲笑“打脸”的人,也还是处于直立行走的文明阶段。

10、“在现场的每一分钟,我都在想要逃走,我不想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我是一个拿相机的人,我是按一下快门就躲开,还是应该负起摄影记者的责任?”——美国当代知名战地记者詹姆斯·纳奇威。

浏览数: 次 星期五, 08月 14th, 2015 未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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