阑夕的互联网手册

文/阑夕

2010年，乔布斯在苹果的一场高层会议上表示，他憎恨Android对于iOS的剽窃，”如果能够毁了Android这个错误，我可以动用我银行里价值400亿美元的苹果资产，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

微信遵守规则怎么就成了一件令你们悲愤的事情？

而迄今为止，苹果对于Google做得最为‘残酷’的一次攻击，就是在iPhone 5的发售时将原本预装在iOS系统里的地图应用由Google Maps替换成了苹果自己研发的同类产品。

2012年，苹果和三星就专利争端在全球逾10个国家提起了30多件诉讼，赔偿数字动辄以十亿美元的级别起步，但是与此同时，三星依然作为苹果最大的供应商为iPhone供应着最核心的元器件，二者都没有撕毁协议给对方‘使绊子’的意向。

我要说的是，在一个成熟且理性的自由市场里，基于规则的竞争，不会轻易超出商业伦理的底线，而就事论事的美德，也向来不是稀缺之物。

只是，在丛林中练就一身生存本领的物种，似乎很难摆脱被迫害妄想症的心理反射，哪怕它过得早已不再是茹毛饮血的生活。

微信对其公众号叫停iOS系统下的赞赏功能这场风波，就在社交网络中相当生动的投映出了不同品种的‘洞穴隐喻’，以及各自匹配的价值观。

根据苹果的披露数据，App Store在2016年为第三方开发者分账超过200亿美元，几乎两倍于百度公司的全年营收。

据说乔布斯最初并不支持App Store这款产品，他认为苹果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监管和维护一个开放应用的生态，直到第一代iPhone问世一年之后，苹果才宣布推出适用于iPhone的SDK，并接受第三方应用的测试运行。

App Store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既没有违背乔布斯及其团队试图打造统一集成体验的软件模式，又建立了具有管理弹性的开放制度，任何第三方开发者都可以在遵守规则的条件下，为苹果的用户提供各种各样的应用服务。

截止到2016年，App Store里已经有220万款应用、1300万开发者、1400亿次的历史下载量，甚至在iPhone的全球市场份额不足15%的情况下，App Store贡献了超过54%的移动游戏收入。

的确，苹果的软硬件一体化战略，使其成为一家封闭特性显著的科技企业，但是即便如此也不会有谁否认，App Store是苹果推出的极为成功的开放作品，它真正筑造了秩序和流动并存的软件生态。

而腾讯和苹果的冲突，则体现在双方对于‘内购’界定的分歧，根据App Store的营运规则，在应用内兑换虚拟物品及服务的消费行为，均需通过App Store的交易渠道完成，而微信公众号的赞赏功能，则绕开了这项明文规定。

事件原委并不复杂，两家公司亦都坚持了各自的原则：腾讯不愿让苹果的支付工具替代哺育多年的微信支付，而苹果则履行约束权力要求微信解决问题，于是最终微信选择遵守规则，拿掉微信iOS版的赞赏功能。

当结构清晰的仲裁结果被加以2700亿美元市值和7400亿美元市值的摩擦背景之后，事情的走向顿时变得群情汹涌而诡谲荒诞。

有人说，这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又一次傲慢行径；

有人说，这是垄断结出的恶果，是自主权丢失之下的受制于人；

有人说，是微信日渐侵入苹果的领地，导致苹果是在设障报复；

还有人说，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会面临在微信和苹果之间‘二选一’的遭遇。

……

入戏太深的场面，总是让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解放战争里，陈佩斯的父亲陈强随联大文工团在共军前线演出劳军，他在饰演黄世仁到最后一幕时，一名士兵拉开枪栓，意图打死台上的这个‘恶霸地主’，索性被身旁眼疾手快的班长夺走****，这才救下陈强一命。

事实上，‘二选一’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竞争手段，在美国是不太容易想象的。

曾有在华工作的一名美国工程师在Reddit上分享他觉得不可思议的互联网见闻：作为这个国家最大的移动通讯应用，微信能够禁止这个国家最大的电商平台的链接识别，阻断用户在应用内浏览跳转的能力，而反过来，阿里旗下的产品同样也不会错过干扰腾讯系产品的机会。

在回帖里，美国网友穷极想象，也难以构思一副符合他们认知图景的画面：出于竞争原因，你无法在Gmail或是WhatsApp里分享亚马逊的链接，出于竞争原因，亚马逊可以要求它的商家停掉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开建的网店，出于竞争原因，一款软件可以通过弹窗，鼓励用户卸载另一款软件……

在滥用规则方面，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早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普遍的不安全感所催生的忧患意识，也许构成了中国互联网行业全球领先的战斗力和执行力，但在价值输出层面，他们取得的分数至今仍然是零。

同时，足以自洽的逻辑在于，倘若微信有权制定并维护它的规则——比如不能用支付宝来赞赏公众号、禁止诱导性的分享内容传播等等——那么苹果也理应拥有相同的权力。

也就是说，如果你将微信选择遵守规则视为博弈失败甚至是一种值得共情的被羞辱情结，那么你实际上也是在否认微信自身不辞辛劳建立起来的用户生态。

丛林法则认为生存战争没有妥协的余地，而且乐于相信狮子与羚羊的励志故事：狮子如果不追赶并杀死羚羊，它就会被饿死，而羚羊若是跑不过狮子，它就会被吃掉。

尽管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相信，但是事实上就是有着另一种生存状态：不同的组织之间可以展开协作和交换资源，它们的利益来自创造价值，而不是从其他组织那里掠夺，而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的遵从者，也只有角色差别，而无地位差别。

当微信作为一款移动应用被提交在App Store里之后，也就意味着它认同了苹果设计的游戏规则，在标准化的分寸之内，它可以从容获得符合自己需要的利益，而不需要作出多少和寄人篱下有关的政治思虑。

当苹果——或许是在未来——作为一个公众号而开设在微信里之后，它也将适时的转变身份，变成规则的遵从者，全盘接受微信划出的活动框架，老老实实的运营涨粉，嫌慢就去找广点通。

无论是哪一种场景，都没有一方卑躬屈膝、一方趾高气昂的画面，依托于经验和情绪的虚构剧情，也委实并不存在。

至于腾讯是否真的有一天能够威胁到苹果，这个概率倒是没有否认的必要，科技公司的疆域从来就不曾静止，来日方长，一切皆有可能。

只是过于急切的想要渲染中美两大巨头的交锋，实在还是早了一些，微信的所作所为，在尺度上都没有超过Facebook的‘小动作’：

2012年，Facebook推出App Center（应用中心），比微信”小程序”更早的染指了轻应用分发业务；

2013年，Facebook推出了深度定制的Launcher，并以合作形式进入智能手机生产领域；

2015年，Facebook发布新闻服务Instant Articles，和苹果News争抢媒体机构，并提出更为可观的分成方案；

2016年，苹果开始大幅强化iMessage的功能及体验，直接和Facebook的IM产品发生竞争；

……

到现在为止，Facebook在App Store里上架的各款应用都安然无恙，也没有任何英文科技媒体会做出选题，讨论苹果会不会封杀Facebook、你们究竟是选Facebook还是选苹果。

永远不要做那个被自己的影子吓坏的蠢货。

另一方面，由于的确涉及到支付通道不可被替代的底线原则，微信酝酿多时的付费阅读功能恐怕还将无限期延后，这对那些没有相应包袱的产品——比如喜马拉雅和得到——反而是一个意外的利好。

而依赖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创作者，也必须考虑如何适应赞赏收入的腰斩，苹果只能监管微信而无权干预用户，公众号的运营者在推送内容的设计里借用其他手段为iOS用户提供付费入口，这个不会违反规则。

总而言之，整件事情的尴尬在于，腾讯和苹果两家巨星公司在沟通过程里并未表现出多少应有的智慧，它们的确没有‘做错’事情，然而却在解决问题的结果上不约而同的牺牲掉了用户的需求。

这才是最让人失望的地方。

它让我想起契诃夫写过的那个”套中人”的形象：

“他与众不同的是：他只要出门，哪怕天气很好，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的伞装在套子里，怀表装在灰色的鹿皮套子里，有时他掏出小折刀削铅笔，那把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就是他的脸似乎也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每当他坐上出租马车，一定吩咐车夫支起车篷。总而言之，这个人永远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生活令他懊丧、害怕，弄得他终日惶惶不安。”

（本文系TechWeb博客作者原创，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文/阑夕

2008年，罗振宇刚从央视辞职未久，就被吴晓 波请到第一财经组织的《激荡三十年》的纪录片项目里，要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记忆录入胶片，致敬这个国家的复苏和市场的胜利。

让整支团队都苦闷不堪的问题在于，吴晓 波在其原著《激荡三十年》里所写的企业家和政治家们，到了2008年时都“无不显赫鲜亮”，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全部完成预约和采访，几乎是一个不可如愿的任务。

最后的解决方案，是罗振宇在会议室里“脑中一亮”，他提议放弃采访当事人的念头，转而采访和他们有过交集的人物，比如在谈论柳传志的篇章，就可以从直接和柳传志有过深聊的数十名资深记者里挑选合适对象，让他们以旁观者和亲历者的角度投射柳传志的轮廓，“甚至在可以采访到本人时，我们也坚决绕开。”

吴晓 波后来说，“罗振宇方法”拯救了编导组，“它把拦在眼前的约访难题都变成了马其诺防线，一旦迂过，豁然一马平川，所有的访谈全都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并在节目播出之后，抱回了国内几乎所有的新闻纪录片大奖。”

* 2008年，《激荡三十年》的纪录片编导组

对于罗振宇而言，这段插曲或许是他在成为自由人以来的近十年生涯中不甚重要的一场协作，距离他真正开始凭借《罗辑思维》兑现价值也还有些时日，然而这种绝不循规蹈矩的机智和难逃争议是非的创造，从此就如烫入皮肤的烙印，黏在了罗振宇其人其事的肌体上，让他永远都在演绎斩断枷锁的剧情，一次又一次的和旧的秩序做出决断。

而在点燃火种的过程中，罗振宇也在向过去的自己告别，包括那些他自己都曾坚信不疑的理论框架，都在流动的趋势变化之下快速陈腐、化作齑粉，从知识脱口秀到微信自媒体，从社群经济到内容电商，从“罗辑思维”到“得到”，他所兑现价值的途径，始终都如一条不死不休的解构与重塑之路，而在每一个浪花拍岸时，他也都是队列中排序最前的那一个身影。

他就像是那个质疑“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聪明人，总是做出把纸张提起来对折使得两点直接相撞的举动，在不同的判断体系里，他的作为会得到迥异的评价结论，只是今时今日的罗振宇，既不是课堂里的学生，也不是企业里的职员，他精准践行了自己多年以来竭力鼓吹的生存方式：不由他人带路，只为自己负责。

“我们团队不在乎所谓的“招黑体质”，不是因为我们内心强大，而是只有市场才有资格给你打分。”在位于郎园Vintage的办公室里，早于这几天刷屏的那场“一件小事”沟通会，我和罗振宇彼此交换了对于内容产业的一些意见，他也相当坦诚的弃用了诸如“认知迭代”或是“人格跃迁”这些演讲辞令，将创业四年以来的甘苦得失和对新一轮浪潮的悉心筹备，都滴水不漏的倾倒了出来。

在武侠小说里，武林豪侠若是如此公开展示完整的剑谱，要么是将金盆洗手隐退江湖，要么是就没想着让在座者活着回去，而罗振宇既没有退休的意思，也不太可能在门外藏着刀斧手，那么仅剩的解释，就是他已在这场舍命狂奔的游戏里再次构思好了进化和闯关的思路，迄今为止的全部存档也就再无保密的必要。

见山而疑是否是山，见水则虑是否是水，答案纷呈，各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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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治学是知识流通的过去，但它不见得会是未来，而创造从未诞生在保守的头脑里面。”

身为日本近代最为出色的管理学家之一的大前研一曾说，他在中国的一间书店，看到一本题为《西方百部管理经典》的图书，以区区两百多页的篇幅试图浓缩整个管理学论的摘要拼凑成册，急功近利得令其惊叹：“匆匆忙忙的只想在五年之内就赶上日本花了五十年所学的，这正是中国打算做的。”

这种穿越时空的震耳批判，同时也扣在了中国互联网日渐兴起的“知识经济”的头顶，而罗振宇及其团队在享受着这个行业领军人物的地位之后，则又不得不扛下了分量最足的那些刀山剑树。

从《罗辑思维》开始招收付费会员组建准入制意图明显的社群伊始，直到以资深商业记者李翔为代表的“得到”作者卖出千万级人民币的内容商品，罗振宇一直以来都在剧烈冲击传统观念的固有认识，他将无法作伪的货币作为工具，洗刷人们对于“何为价值”的陈旧判断，并又吸引着猛烈的火力，又被追以“价值为何”的责问。

凭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著的《经济学原理》只要70块钱不到，而比特币的大炒家李笑来却可以将《通往财富自由》的数字专栏定价到200块钱？后者的价值真的是前者的三倍之多吗？

这是一个标准的鄙视链设问，与之相似的还有之前盛传的一则故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曾在一次出差时在候机区邂逅层层叠叠的举着“张杰”名牌的年轻男女，他以为科学家的地位突然提高了，竟然都有粉丝了，结果发现这群人是在给流行歌手张杰接机，于是科学家张杰自嘲的在满是自己名字的欢声雷动中蹭了一张照片，默默打车离开。

* 科学家张杰，和他身后的歌手张杰的粉丝

在政治正确的语境中，哀叹知识的没落和凋零永远市场长存，尤其是在经过树靶瞄准之后——比如以明星艺人的收入，来对比高校教授的工资——极易产生丑富怜贫式的愤慨。

若是承认内容付费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不将粉丝供养视为它的重要成分——那么和罗振宇处于同一座山脉里的所有掘金者都必须要考虑到如何实现商业正常化的效果，而不是在近乎于宗教式的揣度中含糊不清。

在罗振宇这里，他对于“得到”的作用定义，是将“知识产品化”的一间便利店，产品固然有着好坏之分，但它是否合乎用户心意，取决于场景的匹配程度，就像百达翡丽的机械表必然工艺举世无双，但是顾客如果只是想要挑选一款可以让他今年夏天下水游泳的手表，那么可能一块防水性能足够的深圳产电子表就已经可以满足他的需求了。

罗振宇认为计较知识的含金量只会陷入无穷尽的循环悖论，“学习的本质就是反人性的，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克服方式，而商业的存在理由，就是按需提供商品。”

换句话说，知识本身的成就可以排列座次，爱因斯坦发表在《物理年鉴》上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对于科学业界的贡献一定要比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发行的《十万个为什么》高出好几万倍，“但是你要让一个普通人对科学萌生兴趣，是应该给他读《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呢，还是让他读《十万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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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需要产生符合碎片环境的学习方式。”

说出这句话时，罗振宇完全没有遮掩他时常自居的“商人”角色，他未必真心喜欢这种个人时间被数字生态切割得七零八散的生活方式，却以识时务者的反射性配合这个时代，把“得到”推向了风卷残云的雷暴中心。

与其说碎片化的反义词是整体化，不如说是结构化或是集中化，在刘易斯·芒福德看来，这是技术和文明之间的永恒冲突，工业时代的伟大发明其实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后者为人类赋予了精确测量时间的能力，同时也让人跌入了这个可以无限细分的陷阱里。

“1850年之前，交通和通信方面的困难成了天然的过滤器。人们接收到的外界信息不会超过他们的处理能力。现在这种过滤器没有了，人们收到的外界信息越来越多，过日子的韵律被打断了。”

当教徒可以经由《圣经》的印刷品感知上帝的时候，他也就被削弱了前往教堂亲历神父传道的欲望，当电话铃声不受主人约束的随时可以在书房里响起，工作和生活的连贯也就从此变得昂贵起来，早在八十多年前，刘易斯·芒福德就忧心忡忡的告诫社会，警惕这种臣服于精密机器的可能性。

如果让身为央视《对话》栏目制片人的罗振宇采访身为《罗辑思维》创始人的罗振宇，前者一定会向后者抛出来自知识分子的质疑：为何选择顺应这个世界滑向糟糕的边缘？而后者的回答则理应是：只有这么做，才能让世界不致于变得更加糟糕。

2015年年底，“得到”App上线，这款产品的初生面目，就像一本精美轻盈的杂志，横跨媒体和出版两端，负责减轻知识传递的厚度。当时的一项重点工作，是找到合适的编辑，去将已购入版权的重部头图书“挤掉水分”，提炼出两万字以内的“干货版”，并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吸引用户掏钱购买。

这个时期的“得到”，代表罗振宇“还没有想明白”的过渡阶段，同时期的他，还在尝试牵手Papi酱、胡辛束等“网红”，把投资也列进了公司的经营范畴。打破不温不火的僵局的，是罗振宇的一场主动断臂求生：他意识到这种膨胀对于专注的伤害，以及公司依然处于创业季节的事实。

于是，公司清退所有投资项目，“得到”也进入回炉重造的计划。

简而言之，罗振宇的反思在于，他是否陷入了向用户提供一匹更快的马的局限当中，把优秀的图书变成语音、变成干货、变成短文，的确是对碎片化环境的一轮生理适应，然而用户对于知识的渴求——或者说“得到”可以在这个市场上供应的服务——是不是只有这种形式创新？

到了这个时候，罗振宇终于察觉，他遗漏了传统知识贩卖产业中除了媒体和出版之外的第三块大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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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接下来要开设一所大学，你该从哪一步开始做起？”

问完之后，罗振宇自己紧接着回答了这个问题：“一定是先从找老师开始，你能找到多好的老师，决定了你的大学的起点能有多高。”

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例，这所学府首创“研究型大学”的风潮，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均受其影响极深，其首任校长丹尼尔·吉尔曼认为“大学的荣誉来自教师和学者的品质，而不应该取决于人数和使用的建筑物”，而他和他的继任者的专职工作，就是不择手段的为大学寻找优秀的教授，有了这些人的加入，也就解决了生源的数量和质量。

这也奠定了美国私立大学的运作模式，在颇具仪式感的跨代传承之外，它的目标就是尽可能的笼络顶尖教育资源，然后心安理得的收取高昂的学费，交付萃取之后的精华知识。抛开修饰不论，其实就是生意。

* 罗振宇已经习惯了立领衬衫和窄腿裤的穿衣选择

在罗振宇看来，在信息充裕的互联网雨林中付钱购买知识，必然涉及交易本身的独特性，在阅读、聆听、观看的切换之外，交付知识的“人”才是四两拨千斤的道具。

也就是说，在对媒体和出版进行改造之后，再将教育的环节融合进来，这才组成了“知识经济”的在线模式，相比寄生于智能手机的自媒体、更迭发行渠道的电子书和开放学术资源的公开课（MOOC），“得到”轻取三者之长，却造出了一艘似新非新的“忒修斯之船”。

《李翔的商业内参》是验证这套方法论的第一位实验品，也是“得到”在知识产品的供给层面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款付费人格，它在冷启动之后的广受欢迎——仅是营收规模就已前无古人——为罗振宇喂下了一颗定心丸。

罗振宇曾将《罗辑思维》的付费社群描述为“爱的供养”，从四年前开始，他就小心翼翼却又执着不悔的测试一种可能性：一款互联网产品可以通过只为付费用户服务也能实现高速增长和获得可观利润。这本应是商业的常识，却沦陷于免费逻辑的摧城拔寨，而在现在，历史的钟摆似乎又荡回了熟悉的另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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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这件习惯的养成，就像是第一次吃螃蟹，蘸着酱油和醋的第一口下去了，后面就会自然的上瘾。”

免费用户很难在“得到”里获得良好的体验，他们甚至难以感受到友善的对待，在宣布《罗辑思维》只在“得到”中以音频形式播出且支持免费订阅之后，如果一个没有在“得到”里有过消费记录——哪怕只花过一块钱——的用户，他也无法激活《罗辑思维》的收听权限。

这未尝不是一种奇货可居的引导，用阿兰·德波顿的话来说，社会属性和私有产权，让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难逃对于身份的渴慕、对于权力的崇拜和对于知识的要求：

“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

于是，消费主义顺理成章的登堂入室，成为帮助大众缓解焦虑的心理按摩师，中产阶级之所以迷恋贴有品牌标签的生活方式——从Cherry的机械键盘，到Givenchy的口红，从马尔代夫的度假套餐，到百老汇的演出门票，从兑换里程的航空服务，到星级酒店的会员资格——无一不是借助财富的消耗交易体验的满足。

所以中产阶级素来也是饱受嘲讽的对象，他们是商业营销的应声虫，是上流社会的门外汉，也是不求甚解的理论家，只是谁也无法否认，唯有中产阶级的蓬勃壮大，才能支撑繁荣经济的曙光不落，所谓“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是充盈社会结出的累累硕果。

而罗振宇致力于死磕的，就是知识作为服务型商品能否如上所述的也摆到琳琅满目的货架上供人选购，以及“得到”能否成为其中一档流行品牌。

之所以停掉《罗辑思维》的多平台分发——并将周播的视频节目改为日更的音频栏目——也是出于“去存量”的考虑，和罗振宇“搭伙”已经接近两年的脱不花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不能彻底割舍存量，那么就会陷入即使什么都明白但什么都做不成的泥潭。”

* 脱不花和罗振宇的搭档被认为是天生默契

而《罗辑思维》的存量，无疑是其在媒体化的狂奔途中基于流量思维建立起的分发管道，罗振宇曾经只恨插在自己这座水箱身上的水龙头不够多，一切为了播放量的数字增长，而在今天，他要关掉供水的阀门，不再取悦那些伸手党。

又一次的，罗振宇在内容创业的风起之穴，把所有人都撇在了原地，走进并不存在于通俗计划中的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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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牛逼的出版社是哪一家？是出版《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商务印书馆，只靠这两本，每年都是数千万级的发行量，需要十几家印刷厂合力消化。”

罗振宇说“得到”永远不会做成开放平台，所有的“知识供应商”都是通过邀请制加入——“只能是我佩服的牛人，我们做这种买卖的，比谁都求才若渴”——每一个付费专栏的背后，都是“得到”单独立项配以团队进行磨合和运营，前端是智力密集产业，后端却是劳动密集产业，横向规模化的瓶颈极浅。

所以罗振宇才将商务印书馆视作出版业的王者，以及他对老干妈辣酱的推崇备至——“就是一瓶一瓶的辣酱，做出很多，然后卖到全世界”——“得到”注定不会是一个以SKU丰富著称的精品店。

根据“得到”现有的19个付费专栏计算售价和订数，可以简单估出“得到”的核心营收数字：不到一年时间，进账1.7亿人民币，加上电子书和听书等其他业务的销售，超过2亿人民币并不算难。结合“得到”大约200万活跃（付费）用户的数值，其APRU（单位用户平均收入）达到100元人民币，甚至高于陌陌的直播业务APRU（50元人民币左右），相当于二线手游的APRU。

无论外界如何定义“得到”里的这种付费学习是否存在“健身卡式的浪费”，但是确凿明亮的数字摆在眼前，如果这都不算破竹之势，那恐怕也没有谁好意思拿出更加亮眼的答卷了。

不过罗振宇还是相当谨慎的谈论竞争，他用“汪洋大海，孤舟相望”形容这个行业的稀疏间距，所有玩家加在一起的产值也不足以撑起让巨头为之侧目的市场，遑论你死我活的同业竞争。

根据他的设想，即使以最乐观的进度来算，“得到”在2017年全年至多也只能扩容到50个左右的付费专栏，无论是他的服务能力还是能够签下的合适对象，都无法实现快速复制，而在“慢工出细活”的方针下，罗振宇及其团队要做好的只有两件事情，其一，是职业化的生产能够匹配定价的知识，其二，是把每一份知识卖出更多的份数。

还是参照那个私立大学的运作例子，“得到”不过只是一个搭载于智能手机系统里的容器，吸引用户趋之若鹜的，是里面的人格化知识产品，是和李翔一起读懂商业的愉悦心情，是接受北大教授薛兆丰耳提面命的难得机会，是听和菜头向你娓娓道来生活志趣的不打烊咖啡厅。

是英雄辉耀了王座，而不是王座点亮了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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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容付费或者知识变现，你们想的都错了，只有促成新的社会分工的，才是它能否被称作为产业的必备要素。”

“42章经”的创始人曲凯认为，工具的效率优势可以很快激活知识交易的流量——很多平台都在强调对于用户变现的赋能效应——但是从长久来看，还是要做一些“MCN”的事情，“有点像视频平台，不断的BD来IP是没有用的，最终拼的还是自主制作内容、打造IP的强运营能力。”

若是将“MCN”（Multi-Channel Network）理解为互联网文娱体系中的经纪公司，那么这倒也和罗振宇如今正在掘地三尺的劳作相当贴切。他说自己就像是一个疲于奔命的“星探”，四处追逐赏心悦目的猎物，却不能绑了人家撒腿就跑，还是要用尽心意——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分配——去打动那些委实都并不缺钱的各尊大神。

“我们现在都是预付制，一笔不低于七位数的预付金，先打给你，落袋为安，然后咱们再琢磨着怎样开工。”罗振宇坚持认为，不能产生职业化的“知识供应商”的产品，都跑错了方向，或者说，这个行当里的领军势力，绝对不是让人在本职工作之外多挣一些零花钱的产品，只有新的分工模式和组织形态才能满足崭新市场需要的承重基座。

根据相关产品的各自特色，不妨借助下面这张四象限的图片辅助理解：

* 竞技模式属于职业咖的栖息地

团战稍微失误便会被队友骂得无地自容。

* 休闲模式堪称好奇者的游乐园

搁着进行中的游戏去倒饮料刷微信接电话都无任何压力。

* RPG是在虚拟世界里的持续冒险

需要每天关注角色和装备的数值成长

经年累月的积累经验。

* MOBA是追求刺激的收割农场

兴起登入，心累则退

每一场的成绩都单独计算，互不影响。

所以，与其说罗振宇不认同其他三个象限的玩法，毋宁说他看不上散漫而轻巧的生意，创业至今，他所秉承的至始至终都是“要么Fold，要么All-in”的原则，他的入场，一定要拿走最顶部的回报。

就像曾经位于海斯尔赛湾之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历代君王为了浇灌这朵驰名天下的文明之花，不惜通过掠夺的方式充公一切靠港停靠的船舱内的书籍——它不仅象征着对于知识的极致尊敬，也让后来的灰烬和断砖有了残酷的美感。

好在天下终究归于太平，有着更为体面和文明的掠夺手段，可以留存那些没有形体的珍宝，并让它们如同面包、绸布和房契那样安全而有序的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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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说过：“自由社会的实质在于，第一，私性的个人并不是政府管理的资源，第二，一个自由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安全地使用他所享有的人所皆知的物权。”

换做人话来讲，就是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而知识同样可以是其中的一种。

按照罗振宇的计划，除了他已放话要办二十年的跨年演讲之外，他还要在每年春秋两季分别举行两场知识产品的新品发布会，让那些被“得到”新晋签下的创作者走到舞台中央，和所有人打声招呼。在受商品经济的冲击而让“知识无用论”大行其道多年之后，商业社会终于通过提升全民的财富水平而对失落的知识代际表达出了歉意和补偿，育出“得到”这类助其重拾尊严的增压引擎。

乍看上去，仿佛咫尺之水，可以一步而越，可在目不见睫之处，总有先行者用躯壳铺就的小径。

文/阑夕

诚如尼采所说，一个人若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有人煞有介事的用emoji表情记录了春节长假的心态变化：从兴奋溢于言表的笑容，到拒人千里之外的愁苦，只不过用了区区十天上下，在日历上连两整行都填不满。

在电影史上的神奇之年——1994年——昆汀·塔伦蒂诺带着《低俗小说》参加斯德哥尔摩电影节，他遇到了同样前来参展的香港导演王家卫和他的《重庆森林》，用昆汀自己的话来讲，他“完全被震撼住了”，甚至“如果没有这部电影，世界上不会有人去听Califorunia Dreaming这首歌”。

在被昆汀不吝溢美之词的这部华语电影中，韩国演员金城武用并不标准的粤语道出了那段著名的罐头独白：凤梨罐头的保质期是一个月，所以我告诉自己，当我买满30罐的时候，她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过期。

如果每一份真挚的感情都会过期，那么萌生于北上广的每一轮思乡之情，也都会在抵达保质期之后，迅速变质。

就像在临近春节的最后半个月，朋友圈里充斥着对于滴滴的控诉，人们不再能够接受“打不到车”的生活，假装忘记这种好日子在三五年前根本就还不存在。

即便如此，一度刷屏的抱怨批评都在声音的主人们在返乡之后多半都会发现，对于滴滴的吹毛求疵显得矫情而多余。

一个从上海回到许昌的姑娘发现，在互联网渗透极其有限的家乡，自从她蹬着Christian Louboutin的漆皮高跟长靴走出火车站伊始，一切经验准则就都不管用了，她眼睁睁的看着出租车司机沿途拉了两拨乘客，她在后座被挤成一只惊恐不安的猫儿，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声量还不及她在会议室里对待乙方的十分之一——发出抗议之后，换来的是吸烟司机的吼声——“不乐意就现在下车，我都不收你钱”——和陌生乘客的嬉笑。

逃离北上广的舒畅才下眉头，逃回北上广的郁结又上心头。

传统的保守主义——如果中国仍然存在这样的图谱——总是对于宗祠结构的断层感到忧心忡忡，无论这种割裂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还是来自经济力量的腾笼换鸟。

野夫就在《乡关何处》里不无悲伤的说道：“城市化和移民，剪短了无数人的记忆，他们是没有且不需要寻觅归途的人。故乡于很多人来说，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仿佛不这样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如果文科式的抒情仍然带有些许武断色彩，那么数据化的结论则更加令人结舌：截止于2015年，中国流动家庭在全国的占比已经逼近20%，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及部分沿海城市）扮演的是人口抽水机的角色，像是山东、黑龙江这样的省份，在未来四十年内将有40%-60%的劳动力人口会被北上广抽掉，成为新世代回忆中的凋零故土。

纵使是严苛而极端的户籍制度，也无法完全阻碍向远而生的流动欲望。

北上广当然并不是无原则的欢迎这种蜂拥而至的仰慕，控制人口属于地方政府的核心政绩之一，而如何不显露骨却又实有收效的驱赶那些负净值来客，则是检验执政能力的一项标准。

毫无疑问的是，上海要比北京幸运，抑或是说，北京要比上海不幸。在2015年，被称作是“魔都”的城市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连宽带山这样的本地社区都意识到硬盘数量开始减少而洋溢出扬眉吐气的气氛，反而是北京顶着遮天蔽日的雾霾气候，穷尽房控、业控、学控几乎所有手段，还是仅仅能够实现拉低增速的目标。

北京悖论甚至入围了尤瓦尔·赫拉利的选题，这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窜红的年轻的历史学家在新作《未来简史》中提到人类陷入双重竞赛的难解问题，一边是不能停滞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一边是现有资源难以支撑的中产阶级规模扩张，就像北京的国际学校可以斥资数百万美元用圆顶帐篷将整个校园笼罩起来隔绝户外的空气，但是大多数普通居民连空气净化器的选购也要计算能够负担的价格。

我的一个朋友在书评里是这样写的：“环境污染从来难以忽视，冒着风险的抗议也不少见，但是鲜有用脚投票的现象发生，富人留在北京，是因为他们可以使用资本保护自己，穷人留在北京，是因为这里的脱贫机会最多，显然交房租要比保护环境更为重要。”

于是事情总是演化成卡尔·荣格所指的“衔尾蛇”，有始无终，循环交替。

大概也是因为终于厌倦重复表达的缘故，在这一年的春节期间，对于三四线城市的移动互联网观察内容几无踪影，据说快手都已经锁定了纳斯达克的上市进程，再去对边陲小镇里的科技生态产生猎奇，已经没有多少市场可言。

尽管互联网已经在最大程度上熨平了地理上的剪刀差——支付宝的一名员工说他在返乡过年期间甚至被读初中的侄子要求“能不能走后门给他送一张敬业福”——但是更加深邃的鸿沟，体现在从社交礼仪到价值判断的巨大断崖之下。

跨越年龄、阶层和地域的新型仪式感

在以经济基础换去人格独立之后，中国的年轻人愈来愈抗拒血缘决定的情感，而向往主动选择的关系，与其付出难以想象的说服成本寻求一致，不如自制漏斗挑选最大公约数。

于是塞进行李箱里，往往有着第二张面容，它是每年只会拿出来使用一两次的、却绝对不可遗忘丢失的独特道具，高度符合永驻于长辈亲朋记忆中的温顺形象，只有在掏出手机的时刻，第一张面容才会在比特的世界里满血复活，在亲手构建的社交网络中卸下防线，像个段子手那样张口吐槽闭嘴点赞。

你不知趣的在年夜饭的觥筹交错之间提及特朗普和黑天鹅，话茬马上被一个有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古老笑话给接了过去，你就像那个武陵人，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答案面前不知所措。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人类文明的进化，正是基于将兴趣投射到广域事物当中的过程——北上广的虚荣之处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在咖啡馆里动辄听到几十个亿的项目话题固然滑稽，在高峰期挤着地铁去追看一场戏剧也常被朋友嘲讽，被加班需求折磨得一晚上喝掉九杯速溶咖啡更是无数次让人火大，但是只有在时光漫长到无所适从的春节长假里，看着几年过去也不曾发生变化的街道和院落，身处风暴中心的残酷生活突然就变得清晰和亲切起来。

莫过于说，有着可以想象的未来，就是最大的幸事，感知到潮水之后，就再也回不去沼泽。

过去几天，蹲守于机场和火车站的摄影记者捕捉到了太多疲惫不堪却坚定不移的表情，就和他们十几天前出现在此地时的神色一样，只是方向正好相反。

而在每一张疲惫的脸上，都写着逃回北上广的兴奋，如果不出意外，这份兴奋要么在一年之后抵达它的保质期，要么会因接到和父母健康相关的电话而提前变质。

你要知道的是，没有挣扎，就不叫生活啊。

文 | 阑夕

1904年，《企业家》杂志在美国创刊，它采用了作家迪恩·阿尔芬奇的一首诗篇作为发刊词：

I do not choose to be a common person.

我拒绝平庸。

It is my right to be uncommon — if I can.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成为一位不寻常的人。

I seek opportunity—not security.

I do not wish to be a kept citizen,

humbled and dulled by having the state look after me.

我渴望冒险，而不是安逸。

我不希望成为一名只顾享受国家福利保障的公民，

那将被人瞧不起而使我感到痛苦不堪。

I want to take the calculated risk,

to dream and to build,

to fail and to succeed.

I refuse to barter incentive for a dole;

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

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我拒绝用自由来换取施舍；

I prefer the challenges of life to the guaranteed existence;

the thrill of fulfillment to the stale calm of Utopia.

我宁愿向生活挑战，而不愿过有保障的生活；

宁愿要达到顶峰时的颤抖，而不愿要乌托邦式毫无生气的平静。

I will not trade my freedom for beneficence

nor my dignity for a handout.

我不会拿我的自由交换福祉，也不会用我的尊严去乞食。

I will never cower before any master

nor bend to any threat.

我决不会在任何一位威权面前发抖，也不会为任何恐吓所屈服。

It is my heritage to stand erect, proud, and unafraid;

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所畏惧。

to think and act for myself;

to enjoy the benefit of my creations;

and to face the world boldly

and say:

“This, with God’s help, I have done.”

我思、我行皆我自主，

我只满足于自己创造的成就，

我要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自豪地说：

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做到了。

在那个黄金一般的年代，全球的机遇似乎全都在向美国集中，联邦党领袖古尔奈尔·莫里斯更是将他的同胞称作是「商业时代的长子」，而开启「柯立芝繁荣」的总统则向每一位公民传递「做生意才是创造价值的头等方式」的信念。

于是，尽管自由市场并非发源于美国，但只有在这片土地上，企业家精神才被真正的尊敬和发扬，它象征着勇敢、冒险以及一切和疯狂沾边的事情，耐克的创始人菲儿·奈特在其自传里写道：「无论你是不是喜欢，这就是一场比赛，懦夫从未启程，弱者死在中途，只剩下我们继续前行。」

而企业家的魅力，除了他们斩获成功的非凡效率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沿承历险传统的本能，财富的确能够引人羡慕，然而真正致人仰慕的，却是那些和财富无关的独特品质。

所以，这次想和你谈谈那些在「分外之事」上做得出类拔萃、甚至不逊色于其主业的企业家。

蒂姆·库克 | 苹果公司CEO | LGBT旗手

这位乔布斯的继任者从未远离过舆论的非议，尽管在他的带领之下，苹果公司的股票已经在乔布斯去世之后上涨了超过230%，但他始终摆脱不了「前任」的阴影，也被恋旧的媒体唱衰了足足五年。

2014年，蒂姆·库克在《商业周刊》发布文章，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并表示为这个身份感到自豪。这个剧情的发生其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关于库克是男同性恋的传闻由来已久，每年硅谷的LGBT游行，库克都会带着员工一起参加，并向民众分发彩虹旗包裹着的iTunes礼品卡。

在西方，LGBT并不仅限于个人性取向的主张，而是代表着平权运动的荣光延续，且逐渐成为捍卫公民权利、反对歧视迫害的一种社会风潮。

蒂姆·库克本可不必卷入这种对其私生活并无益处、甚至可能会给公司带来风险的活动——事实上，在不少宗教势力发达的保守州，对于LGBT的高调行为并不持友善态度，而其中很多人都会是苹果的顾客或是潜在顾客——但是无论是苹果的员工还是股东，都对库克的「假公济私」表示了赞同，这也是健全社会对于企业家的基本要求：公共表达是经营企业的社会责任之一，观念的是非争议绝不是阻碍企业家参与表达的障碍。

在当年的「出柜」声明中，库克写出了他为什么要站出来推动这个话题的原因：「我很荣幸能领导这样一家公司，它长期倡导人权和平等。我们在国会坚决支持职场平等法案，同时坚定支持在加州实现婚姻平等。当亚利桑那州通过针对同性恋的歧视性法案时，我们站出来抗议。我们将继续为我们支持的价值观而奋斗，我相信这家公司的任何CEO，无论种族、性别或性取向，都会做同样的决定。」

理查德·布兰森 | 维珍集团CEO | 冒险者

维珍集团的品牌在英国的家喻户晓，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的特立独行，这个留着披肩金发的男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决定创办一家航空公司时，收到了来自英国廉价航空鼻祖莱克爵士的一封信，后者向他讲述了自己为何开创跨大西洋航线却终因入不敷出而破产的原因，并对这个试图挑战相同课题的后辈提出诚挚的建议：

「确保你的品牌出现在报刊杂志的封面上，你要用尽一切手段推销自己，不然你无法在这个行业生存下去。」

布兰森在随后三十多年人生里的表现证明，他深信这份忠告，并将这种推销发挥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1986年，为了推广步履维艰的维珍航空，布兰森亲自驾驶一艘印着维珍品牌的帆船横渡大西洋，打破了史上最快的世界纪录，次年，他又如法炮制，搭乘一个巨型热气球再度飞越大西洋，出尽风头。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布兰森的历次冒险都是围绕自己的公司展开，比如执着于大西洋的穿越是因为这也是维珍航空成立初期的主营航线，又或曾因打赌输掉而穿上空姐制服在飞机上上班一天则展示出了商业社会最为重要的诚信品质，他的这些行为让维珍品牌迅速壮大，并在多年以来都位居最受尊敬的榜单前列。

理查德·布兰森儿时患有严重的阅读障碍，直到今天，他也未能彻底治愈口吃的疾患，但是他从来不吝于公共发言，甚至还出席过TED大会作为演讲嘉宾，向听众解释了他何以永远保持偏执和疯狂：

「在一次热气球越洋的途中，燃料意外不够用了，我在舱室里给我的家人写了一封信，然后降下气球跳到海里求生，我的公关团队批评我，说作为一家航空公司的老板，最不应该演绎的事情，就是在半空中发生事故而跌到海里……我没有想过要留下多少名声，在剩下可能不到五十年的人生里，我就是想要活在每一分钟，而且加倍的关心这个世界，我不想去做那种空有财力而对世界待以冷漠的人。」

小托马斯·沃森 | IBM继承人 | 国家主义者

在从父亲那里继承IBM这家生产穿孔卡制表器（一种会计职业的工具机器）之前，小托马斯·沃森放出的话掷地有声：「我可不想这么早的就让IBM支配我的生活。」

在二战期间，小托马斯·沃森辞去父亲为他安排的销售经理的锻炼岗位，加入美国空军，在太平洋及亚洲的炮火声中一次次的飞过，还差点在缅甸撞到山上。

盟军取得胜利后，沃森带着零星的战功和不同寻常的人生，回到IBM，帮助身体渐衰的父亲经营IBM公司，在决定进入当时方兴未艾的计算机市场时，他和父亲大吵一场，后者说出了「世界上只需要5台计算机就够了」这席后来进入商学院反面教案的发言，却依然不能阻止沃森倾尽公司财产赌到研制计算机的事业上。

在IBM创建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小托马斯·沃森同时在美国63座城市和全球14个国家举行发布会，开启了个人电脑时代。

沃森不仅是在领导IBM时就和美国政府关系密切，他在退休之后甚至主动请缨依靠政治献金向卡特总统换来了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职位，致力于阻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

终其一生，他被尖锐的媒体称作政府的走狗，被员工抱怨过度热衷于个人崇拜，也被乔布斯通过著名的《1984》广告暗讽为「老大哥」，但是无人怀疑他对国家的忠诚，在他去世之后，人们将他誉为「美国最伟大的资本家」。

梁建章 | 携程创始人 | 人口专家

梁建章也许是当代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他一手创办携程并成功上市，随后辞任CEO前往斯坦福大学获取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携程陷入危机时回归，力挽狂澜的解决麻烦，合并了由百度支持的竞争对手去哪儿，然后再次辞职，专注于一名学者的身份，推进中国的人口问题改革。

加缪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所有独行的人格都意味着强大。」

梁建章长期公开反对计划生育制度，即使是在管理携程时，他也不忘在公司内部成立一支基金，补贴那些因为「超生」而被迫缴纳额外的社会抚养费的员工。

在梁建章看来，人口之于国家从来不是负担，而是珍贵的资源，中国若是想要尽可能的降低老龄化危机的影响，就必须尽早废除对于公民生育的法律限制。

为了贯彻这条信念，梁建章用了接近十年的时间持续上书表达意见，每隔一段时间，刚入行的新记者都会在整理素材时发现这么一个和携程创始人同名的人口专家在时政版上侃侃而谈，并在最后确认得知竟然真的是同一个人时大感不可思议。

潘石屹回忆他和梁建章的交往，称后者总是少谈生意，而是充满热情的推销人口模型，希望在企业家的圈子里加大影响。在中国逐步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之后，梁建章一边认同这是重大的进步，一边继续批评「这还远远不够」，因为生育是一项天然的个人权利，限制胎数始终有着人为的政治味道。

在梁建章的一篇论文里，他写下了如下的谏言：

「不应该把孩子增加当成洪水猛兽。在生育率比我们高得多的西方国家，婴儿潮都被当成社会福祉，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自然资源可从市场上购买，唯有本民族的孩子需要自己生育和培养。即便应对出生反弹需要一些付出，但未来的回报将远远超过这些付出。」

郝义 | 长城会CEO | CXO乐队发起人及主唱

企业家的文艺兴趣往往能够充实外界对于他们的形象补充，比如苹果公司每年秋天的新品发布会会邀请哪一支乐队出场，都是备受关注的悬念。

不过，由企业家亲自来组一支乐队，从来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谈笑风生，比如暴风的CEO冯鑫就在前日和记者的对答中表示如有机会他希望能够和唐岩、周鸿祎、王小川和张一鸣一起成立一支摇滚乐队。所以若是冯鑫真的有这个念头，不妨加入下面这个团体。

正是因为知易行难，所以才有知行合一的考验，所以当长城会的CEO郝义真的践行不务正业搞乐队玩音乐的事情时，业内的懵逼是一致的。

长城会是成立于2008年的企业家社群和创新者平台，中国主流互联网企业的管理者或是高管均为会员，移动互联网领域首屈一指的GMIC大会也是由长城会主办。

郝义萌生在长城会里招揽「C-Level」级别的会员组建乐队的念头，除了是要实现个人的音乐理想之外，也是想要检验这些终日忙于事业的企业家们能否支配各自的时间，通过余光照亮另一种生活方式，做一件对于企业家而言非典型却有趣的事情，让科技性感起来，也让内心摇滚起来。

最后成型的乐队，由主唱郝义（长城会CEO）、主唱兼键盘何佳忆（曾任咪加CEO）、吉他杨宝成（纹路科技CEO）、吉他马良骏（MadhouseCEO）、贝斯沈海争（合纵音乐学院创始人）、鼓手宋洋（麦爱文化CEO）、和声、林震（小米电视副总裁）组成，他们已经先后在去年的GMIC年度盛典和杭州G20峰会上演出两次，让公众看到了商业之外的别样风情。

这支被郝义命名为「CXO」的乐队，还有一些没有上台，但随时能参与演出的CEO们。他们可能也会在今年春天举办的GMIC北京大会上再次登场献唱。

文 | 阑夕

体现某支势力的强盛，往往不在于它的下场争夺，而在于它的离场效果，就像美国从输出秩序到孤立主义的转变，后者带给世界的震动和不安实际上更为显著。

在某种意义上，微信宣布今年退出「红包大战」从而引起同行们的无所适从，也属于上述这种情形，打得激烈凶狠的时候，仿佛各有平分秋色，只是一旦引战者突然宣布撤离，遗留下来的市场真空反而充满了陷阱的味道。

严格来说，微信是放弃了在每年辞旧迎新的假期通过设置手摇红包的互动形式教育用户绑卡的短暂传统，尽管这已形成中文互联网世界的行业惯例，并被认为是移动支付得以普及的重要推手之一。

去年红包大战在春晚的竞价投标尚且历历在目，然而时过境迁，仅仅一年过去，气候的集体降温就倏然而至。

当然，这在逻辑上并不是无迹可寻。

在一方面，红包本身承载的历史使命濒临尾声，即使是在微信失去央视曝光资源的去年，用户在春节期间相互发送的红包总量也达80亿个，人均发送红包超过6个，同比增长800%，这种融入自然交际行为的强大惯性，足以让微信支付摆脱市场焦虑。

微信支付在13年8月上线至今，已经成长成为绑卡用户超过3亿、日均交易笔数过5亿，接入全球超过12个国家和地区，全面覆盖用户衣食住行、全方位生活场景的移动支付产品，它几乎改变了每个人的支付习惯。

另一方面，红包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存在，是为了服务微信支付的扩张，收发红包无疑能够有效激活钱包的使用效率，但在更为具体的场景设计中，转化社交能量连接消费场景才是重中之重。

因此，可预见的社交红包转化的商业潜能引发了新的探索。不止是微信，支付宝和QQ双双扎入AR的水池，欲将红包演绎成可捕捉的宝可梦精灵，有着明星效应的微博以及各大直播平台则借鉴着夜店里给小妹点花篮的模式，发动土豪掏钱、刺激百姓哄抢、于是有了莺声燕语绕梁三尺的期许。

硝烟散尽，海阔天空。

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发生在西部战线的故事那样——德英交战双方因为意识到这天是圣诞节而突然停火，甚至还有隔着战壕探头聊天的士兵行为——这为紧张而胶着的战局赋予了些许生动的趣味。

不过，转型幅度最大的，还是微信。

据说张小龙对于微信这款可能是腾讯当今分量最重的产品的理解，常常连腾讯内部也要费力消化和自圆其说，比如他坚持要将微信定义为「工具」，就让很多预先备好的浓重笔墨难以挥发。

大概也只有微信，能够曾在版本迭代之后的开屏画面，无视KPI而对着数以亿计的用户劝说「放下手机，多和朋友见见面」。

微信在将竞争主动进行降温处理之后，重新升温的是它将纸质红包带回人间的做法。

微信支付希望发动用户在线下使用支付功能，从而在加入合作计划的商户端领取一封加持京绣工艺的纪念版红包，京绣工艺所带来的仪式感无疑是为了提醒每个人珍视这个红包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以及祝福和心意，以及时响应「兑现祝福」的主张。

而这封纸质红包，则可在物理世界继续传播。在定制版的红包礼盒上，饱含深情的书有「每份祝福都应好好珍惜，每个红包都不该辜负」的文案，从昔日的数字游戏到今天的温情脉脉，画风变化惊人。

微信想说，红包的价值在于它所凝结的是来自他人的心意，而这份心意可以通过微信支付随时随地的自由兑现。

在腾讯的深圳总部，每逢年底都有员工排成长队去向马化腾、刘炽平等高管团队讨要红包，这种习俗在广东被称作「逗利是」，而马化腾正是广东潮汕人，在企业文化的构建上显得颇为本色流露。

曾经有人提出过「年关流量」的说法，大意是指：每逢春节，中国就会经历全球绝无仅有的人口迁徙规模，在剧烈的流动性中，互联网产品如同蒲公英，随着智能手机散播流通，这也是发现和影响潜在客群的最佳机遇，不少手游、交友应用都是借着城市和乡镇的年轻人的这场交汇实现了用户激增的弯道超车。

对于微信而言，这个年关的意义同样在于，它能不能像过去几年那样，再度引领用户的广泛认同，没有春晚舞台上主持人们敬业卖力的口播引导，没有花样迭出的互动玩法或是现金刺激，只是凭借回归情感和吟唱温暖的一次转身，把温度无损的传递给它的十亿用户。

历史学家孙隆基认为中国是典型的「人情社会」，在传统的天道观中，连天地这种自然符号都可以被「人情化」，天有雷公电母，地有土地公公，人们献以贡品，求得平安愿景。

和厚重而浩瀚的传统相比，寿命不过数十年的商业公司的所有努力都不过只是投入荒漠中的一粒沙砾，它向前滚动着，或在力量丧失的尽头止步化作装饰风景的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或者足够幸运，能够以混沌的方式酝酿将会改变地貌的风暴，彻底改写整个地区的生态链条。

这也是商业文明的有趣之处：在结局到来之前，结局从来都是未定的。

返璞归真的微信红包，大概会成为朋友圈里照片分享的热门主角，微信支付的小小野心，也就又往前挪了意义非凡的一小步。而将社交能源注入商业引擎的举措，则不可避免的将要成为微信在未来数年的主旋律，微信支付的版图正沿着从中国到全球的路线纵情生长，肌肉和柔情兼有，速度与力量并重。

六年以来，微信的每一次产品决策，都在试图扩大共赢生态的疆域，卷入愈来愈多的同盟共襄盛举，这次也不例外，将纸质红包交给线下商户发放给使用微信支付的顾客，场景颇为一本正经的风趣。

而对于它的对手而言，恐怕不太能够笑得出来，这种超脱规则之外的挑战，连胜负是否存在都难以评判。

（本文系TechWeb博客作者原创，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文 / 阑夕

最近几年，「BAT」都在大谈朝向基础设施的转型，希望成为「水电煤」式的支持平台，这种充满务实主义的表态，亦有某种倨傲的成分在内。

对于经济规律洞若观火的投资行业，倒是能够理解其中的因果：一个多世纪以前，成就美国迎来「镀金时代」的，是西屋电气、美孚石油和卡内基钢铁这些提供以及周转资源的商业巨擘，有了它们的解决方案，才有消费时代的福特汽车、可口可乐和波音集团。

迄今为止，在财富500强的榜单上，能源企业依然占据着Top 10里的6个席位，这种坐收渔利的生意，已经摆脱了「唯增长论」的烦恼，而和它们瓜分榜单的沃尔玛、大众、丰田和苹果，则依然需要费心于开拓市场的增量。

就像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搭建起来的流量管道为「BAT」的腾飞立下了大功，虽然前者看上去也在为OTT化寻求出路，但在趋势面前，这种努力多半会是徒劳，不过即便如此，仅是中国移动一家企业的净利润，就已远超「BAT」三家企业的净利润之和。

「BAT」的后退，同样符合它们的根本利益，前端的业务边界能够借助投资布局实现扩大，唯有后端的基本盘——也就是社交关系、搜索服务、消费平台、人工智能这些基于数据的技术能力——保持稳定长青，这就将商业社会最为惧怕的风险因素降到了最低。

尽管经济学家始终忧虑新型托拉斯的诞生，然则「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未尝不是均衡博弈的产物，在Windows、iOS和Android的沃土之上，比特创新的纷呈世相徐徐展开从未停歇，最终反哺到了整个社会。

所以当去年有人提出「BAT」之后是[T MD」（头条、美团、滴滴）的概念时，这里面非但没有丝毫僭越的味道，反而填满了对前一代的敬畏和继承以及对新一代的期许。

今日头条、美团点评和滴滴出行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至今取得所谓「上半场」的领先优势的三只旗帜，也分别都曾和「BAT」短兵相接而不落下风，除了今日头条拒绝买方出价之外，美团点评和滴滴出行都在赢得尊重的同时，接受了「BAT」的粮草馈赠。

一级市场里的百亿美元俱乐部并不多见，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的服务应用领域，「T MD」构成了人口红利殆尽之时的创业上限，至少是在未来五年之内，它们的地板将成为后发者的天花板。

张一鸣和程维都是1983年生，王兴则是生于稍早的1979年，在吴晓 波的概括里，这也正是中国企业家群体萌芽初现的年代，包括俞敏洪、严介和、李东生这些当时勤勉好学的青年，都是借着高考的恢复而走进高等学府，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岁月里验证了知识的价值。

而互联网的市场窗口，则在更迟一些的时间才被叩响。

曾有科学机构对包括足球、篮球和冰球在内多个主流体育项目的运 动员进行统计调研，结果显示，在职业球员当中，每年前三个月出生的球员占比最多，每年后三个月出生的球员占比最低，前者比后者平均高出超过10%。

这个分布并非指向天赋论——也就是前三个月出生的人要更善于体育运 动——而是因为运 动员的选拔机制决定了同年出生的人将在同一个年级里训练，在儿童及少年阶段，出生相对较早——哪怕只是早上半年时间——带来的发育优势使其更容易表现优异，从而获得选拔优势，这个现象，也被称作是体育圈的「抽签咒语」。

互联网企业家的代际效应，同样遵循这样的规律。

如果说「BAT」的三个创始人是恰逢自己的当打之年——通常是指大学毕业到年满三十之间——遇到了互联网落地中国的第一波浪花，那么「T MD」的三个创始人则是在经历了「BAT」的熏陶之后，带着更为娴熟丰厚的经验和超乎常人的勇气，沿着修缮完备的信息公路兴建“加油站”和“服务区”。

张一鸣曾是王兴在经营饭否期间的同事，王兴硬是把这个在曾在酷讯管着四十多人的福建同乡拉到了自己的创业团队，只是天有不测风云，在饭否遭遇关停的时期，张一鸣开始独立创业，历经多场败绩，才有今日头条的一鸣惊人。

在创立美团之前，王兴同样有过五次创业经历，除了校内网这个项目卖给千橡互动算是有所回报之外，其余四个尽数沉沙折戟，曾有投资人在被问及为什么要投美团时，给出的答案是「他把创业者能犯的错误几乎都犯了，所以接下来他是最不会犯错的创业者之一。」

程维在阿里打工八年，从销售岗干到产品岗，出来创业时已是厚积薄发，也是中国极为少见的被阿里和腾讯同时看好并追逐的创业者。早在负责支付宝的业务线时，程维就去拜访过王兴，希望能够把美团发展成客户，创业之后第一版滴滴上线，程维还拿去给王兴「参谋」，结果被后者直言不讳的骂「注册繁琐，垃圾」，这个插曲在程维的回忆里，被形容为「一语点醒梦中人」。

「如今，肯尼亚中部使用智能手机的一个部落青年，他所拥有的通讯及信息能力，比二十五年前的罗纳德·里根总统都还要好。」奇点大学联合创始人彼得·戴曼迪斯如此形容科技的进步速度。

今日头条对于媒体形态的倾覆、美团点评对于消费路径的改造、滴滴出行对于交通效率的升级，都是彻头彻尾的二次服务创新，它们调用着百度地图和支付宝的接口，在微信的群和朋友圈里获得分享，运行在苹果、三星、小米和华为的终端设备里，如同坐落于崭新城区的商业中心，拉动人流往返留驻、昼夜不息。

另一方面，「T MD」的调良稳泛，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时间窗口趋于关闭」的说法。

这个命题的真伪或许只能由时间检验，如若通过历史经验给出判断，那么它就像埃庇米尼得斯的文字机锋那样，具有「既真又假」的性质。

其真在于，由于「T MD」吸收了过多的资本而又尚未启动IPO的进程，加上全球经济依然处于不可测量的利空时期，这让原本追求快速退出的机制变得难以行使，这也是解释创业寒冬的唯一原因——否则就要让人相信突然之间创业者失去了他们的才华和能力这个荒诞故事——风险和避险的相互调整这在二十多年以来已经轮回过多次，故而会有新生代创业者「生不逢时」的感慨。

其假在于，任何现有势力的壮大，都不足以拦截未来的想象，无论是冰河世纪还是太空陨石，它们的影响都是相较整个生命周期而言都是短暂而徒劳的，与其说是「T MD」抢占了最重要的那几条黄金跑道，毋宁说是它们树立了新的创业坐标，没有谁能够断言下一个奇迹会在何处产生。

「BAT」和「T MD」对于创业者的告诫，就是速度即生存，通过核心业务连接用户的增长是「上半场」的唯一竞争力，只有当连接规模接近顶端——达到境内网络用户总量的六成以上——才有资格进入「下半场」，到了那时，才是谈论多元化和扩张版图的时候。

甚至连前文所说的，前一代巨头和下一代巨头之间互不侵扰的「默契」也有可能打破，特斯拉的市值不过两百多亿美元，但它的存在已经让石油业的寡头们感到坐立不安，中国允许民营资本获取运营商牌照的政策开放，亦使正统的运营商惊呼引狼入室，只要市场有其流动性，任何可能都有可能。

根据全球移动通信协会的统计，移动互联网创造的总计产值达到3.1万亿美元，接近全球GDP总量的5%，它所承载的价值使命已经不止于半导体和无线电的现今遗产，而在那些曾被视作是科幻文学的狂想中。

SpaceX刚刚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旨在发射4425颗轨道卫星的申请计划，提供覆盖全球的无线宽带服务，惠及发达国家之外的42亿「离线用户」，你要知道的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射的卫星总量，也不过只有4025颗。

总而言之，记住凯文·凯利说的那句话：「你们还没有真正拥有互联网。」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账号：techread

文 | 阑夕

罗永浩可能拿出了锤子科技有史以来第一款迈过及格线的手机产品，但它的前提在于不惜推翻曾经拥有的所有优越，美颜、跑分、快充、Type-C、指纹……这些行业主流的标配往往也被贴上世俗的标签，直到Smartisan T2都坚持不去迎合这种趋势，但从Smartisan M1开始，遗世独立终告结束，就像出走的野马带着疲惫回到群落，必然获得来自同类的舔舐。

甚至连「M」这个全新的型号，都象征着和「T」系列的决裂，使得在仅有两代产品之后，锤子科技的「T」系列旗舰机型就真的已成绝唱。

说是「你终于变成自己所鄙夷的那种人」或许有些过了，美国社会学家Kat McGowan认为与逆境抗争过的人往往更加具备进取的力量，同时，「挫折造成的幸存者也会变得更加宽容，能够缓和原本的糟糕关系。」

比如在最近一年的时间里，罗永浩不止一次的借媒体传递「向小米道歉」的声音，这绝非是性情和画风的突变，而是「执手相看泪眼」式的将心比心：自认为优秀的想法，并不足以支撑手机的生产和热销，小米栽进去过的坑——供应链、备货量、定价策略等——锤子科技一个也没漏下，而且表现得更为痛苦，只有在感同身受之后，共情的种子也才有机会发芽。

锤子科技的问题在于，其创始人的演讲水平是出类拔萃的，广告创意及文案也是业界一流的，连历次发布会的Keynote设计都要远胜同行，但是唯独在谈及他所拿出的商品是否能够称得上是「优秀」的时候，会陷入短暂的尴尬和沉默。

如果说Smartisan T1的滑铁卢可以归咎于产能不足——或许还要加上王自如的视频——那么用于冲击千元级市场的坚果手机和交完学费之后推出的Smartisan T2依然难撑大梁，这就很难用外部因素来解释了。

由于绝大多数硬件企业都没有苹果那样完整和连续的传承性，所以「憋大招」实属常见的节奏，小米是在其第二代产品方才一鸣惊人，然后又隔了平庸的小米2S和小米3，再又迎来小米4的惊艳，而华为也是在多年温吞之中等到Mate 7这个「爆款」，从此有了根深枝茂的客群基业。

就周期而言，留给锤子科技的窗口依然存在，尽管资本储备不容乐观——创始人质押股权的融资成本是极高的，在财务层面仅次于对赌——不过据我所知，锤子科技的确没有作价卖身的决策，风雨欲来黑云压城，不过都是行业边缘的人心套路，多少有些娱乐色彩。

Smartisan M1系列，基本上是集约成熟工业设计和时尚简约美学的一对作品，除了将听筒和感光器融为一体和强迫症级别的对称工艺等少数做法保留下来之外，它的符号特征不再浓烈，就像一台刷上了Smartisan OS的iPhone 5，而背板的弧线又与魅族的MX 3如出一辙，塑料高光的外壳虽显质感廉价，但在全新状态时也能展现出仿镜面的光洁效果。

如同上古时期的人类在发挥对于瑞兽的幻想时，将狮头、鹿角，虎眼、麋身、龙鳞和牛尾凑为一体名曰麒麟，Smartisan M1的「集各家之所长」，固然有失造物匠人的天生骄傲，却换回了久违的安全边境，让用户不必畏惧于特立独行的代价，曾有锤子科技的忠实拥趸在微博上大倒苦水，说他厌烦了对每个好奇者解释如何适应那三个倒行逆施的实体按键时所承受的「看猴儿一样的眼神」。

至于苹果公司拥有对于「圆形Home键」的外观专利这一说法，在公开的数据索引中，其专利是与按压触控捆绑在一起的，很难单独拆分出来作为诉讼证据，只是苹果公司的法务团队颇为强大，之所以中国的手机厂商「宁可像三星（椭圆）而不去学苹果（正圆）」，也是出于提前的风险规避原因，而Smartisan M1是否会有这个危机，恐怕还很难说。

美国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将史蒂夫·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传遍全球，这种为了追求戏剧性而罔顾管理本身的威权效应的写作手法，使得它如魔法世界的巫术一样吸引着企业家的追求，换句话说，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只限于雇佣关系的体系中，但效仿者却试图将之复制到公众市场。

于是就有了「恨铁不成钢」的调侃，人格魅力的信徒愿意维护意见领袖的声誉而与数字世界的敌军剑拔弩张，只是一旦涉及掏钱买单这件事情，人群却总是归于作鸟兽散的结果。

这是锤子科技在过去四年频频遭遇的「现实难以扭曲力场」，无论罗永浩多么自豪于发布会的直播屡次打破纪录、百度指数的高涨令人目眩以及不怎么需要公关预算就能获得媒体的主动关注，这些廉价的传播潮水或因巨大天体的引力而卷成巨浪呼啸而来，然而只要没有修缮完备的围栏将之储存利用，它的退去也就必然会比来势更加迅速，而且不留一丝痕迹。

即使算上坚果品牌，锤子科技在其创立的四年时间里只发布了四款硬件产品，这在早已沦为「机海」环境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有着天然的劣势：过长的间隔周期，导致供货和销售的压力尽数集中在前三个月，然后便步入漫长的与世无争的贤者时间，既无法与供应链形成稳固的利益同盟关系，也在消耗着粉丝阵营中换机用户的耐心。

高通821又能领先几个月呢？

曾经的魅族也是奉行着「精品战略」，黄章的江湖地位无人敢于小觑，在同样不低的品牌忠诚度的支持下，坚持每年只拿出一款旗舰产品，但在2016年，这家企业已经发布了超过十款手机，把发布会开成了演唱会，J.Wong在论坛里的身影越来越难以看到，倒是每次请来充当展板女郎的年轻学生妹总是可以帮助魅族在社交网络里刷上一轮屏。

罗永浩当然不是黄章，但黄章的前车之鉴，不见得不会成为罗永浩的后事之师，你要知道，在罗永浩大谈「工匠精神」的五年前，黄章就被媒体喊成「中国的乔布斯」了。

智能手机是万物互联的入口，即使是在分兵进入VR领域之后，锤子科技也将面临「先要有光」的哲学课题，其实罗永浩的市场框架搭得不错，包括游戏中心和阅读应用这种分发渠道都有模有样，HandShaker亦是实际用途出众的软件，只是这些都是在考卷背面的附加题，正面若是交了白卷，加分项填得再多亦是无益。

本次新品发布会的最大亮点，是罗永浩和朱萧木倾心铺垫的三大交互设计，它意味着锤子科技真正脱离了简陋的功能创新——比如短信延迟发送——而在系统层面尝试体现了对于用户操作体验的主导权。

科大讯飞的语音输入法可能尚属集成式的作品，而且目前绝大多数Android手机都已支持相同版本的产品，这场预热不妨当作是罗永浩向科大讯飞的回礼，毕竟，这家安徽企业是从Smartisan T1时代，就在技术层面支持着锤子科技的定制需要。

而「Big Bang」和「One Step」就是相当出色的行为主义作品了，前者充分体现出锤子科技产品团队扬长避短的机灵心智——就像iWorks的伪云端识别处理那样——在不涉及改动底层系统和电子元器件的情况下，接入第三方的技术应用并在用户端套了一层交互方案，毫无疑问是令人开眼的。后者在Android的界面中加入Windows式的任务菜单栏，则是在原生Android系统占有率低下的中国市场做了新的多任务风格尝试，它与Android 7.0所表现出来的Google规范格格不入，但又符合国内ROM生态的现状，在跨应用数据传输方面确有起效。

在某种意义上，软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用户的行为，根据微软的说法，它之所以要在windows 3.0系统中加入「扫雷」和「纸牌」这样的游戏，主要目的就是教育和训练那些当时已经习惯了敲命令行而不太熟悉使用鼠标的PC用户，学习单击、双击、拖拽等操作，不料竟成一项独特的产品文化。

包括电容屏的技术进步对于全键盘的毁灭性打击，都是绝佳的验证，老派的宫崎骏曾经幽怨的说他在地铁上看到有人用手指在iPad的玻璃屏幕上摩擦滑动「就像是在令人厌恶的自渎」，但是苹果仍在不长的时间内改写了素来保守的日本市场，将生命力旺盛的翻盖手机彻底扫入冷宫。

在合法的制度下，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不会直接受益于其地位，但规则的推行和普及，势必有利于游戏参与者的增加，而市场的繁荣本身，就是对秩序主导者的最大回报。

锤子科技的「Big Bang」和「One Step」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基于高频行为的改造，而不是像罗永浩的旧时作品——比如双手按下侧键唤醒相机抢拍，或是用于帮助亲人解决手机问题的远程协助——那样炫技成分居多而无法跻身用户的常用交互列表里。

中枪最重的可能还是微信，这款载誉丰厚的国民级社交应用的设计不便，被罗永浩和朱萧木用外科手术刀划了出来，微信的对话内容不支持分段分词选择，实在是和iOS无关。

另外，「One Step」的效率至上主张，可能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知道，一贯嘲笑iPhone——以及所有其他的智能手机——效率低下的公司叫作黑莓，它也做过大量的体贴用户和挠掉痒点的工作，比如将包含电话号码的一整段短信复制粘贴到通讯录时，会智能识别并只写入数字内容，在过去十年的日子里，黑莓生产这类彩蛋的热情并不输于锤子科技，但它刚刚在今年九月宣布，停止了手机生产的业务，从此告别硬件市场。

把微信里的照片存到本地相册，再用邮件客户端上传附件，这套工序的确有其繁琐性，但是它所遵循的路径是有着清晰指向的，你在每一个阶段，都能知道数据的传输状态及所处位置，符合物理想象在虚拟空间的残存逻辑，而「One Step」砍掉路径的副作用，就是连同逻辑本身也舍弃掉了，传送门开得多了，学会管理这些传送门同样会有不低的效率成本。

不过，就像《人类简史》的作者、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对于硅谷那些创业天才的评价所言：「我怀疑硅谷的领军人物是否仔细考虑过他们的想法所会带来的社会、政治上的全部后果，但至少他们是用新的思维方式思考，好过那些失去理解能力的人。」

相比那些迷恋制造概念和撕逼销量排名的国内同行，锤子科技这次是体面的。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旧账不必清算，战役性的一次小捷无法掩盖战略上的大幅落后，即使是位于多事之秋的小米，那也是在触及到天花板之后才有的瓶颈，摆在重回跑道的罗永浩的眼前的，是早已从单品竞争升级到复合竞争的产业焦土，他还有得忙。

耶路撒冷的国王所罗门在《传道书》里倒是说得公允：「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帐号：techread

杭州距离香港的直线距离大约只有一千公里左右，飞过去的耗时不会超过三个小时，所以在10月13日这天，马云和张勇几乎是同时出现在了这两座城市，同台出席阿里在杭州主办的云栖大会和在香港召开的股东大会。

两人的分工也相当明确，身为董事局主席的马云务虚，基本不谈业绩，畅谈「三十年之后」的变化，而CEO张勇则秉持务实路线，列数字、摆成绩、讲布局。

有人说，阿里处于史上最好的时代，粮草富足，兵强马壮，泅过暗礁天险之后，仍有气吞山河之势，这话说得不吝美言，却也让人难以反驳。

「致股东信」这种形式，日渐成为企业家的高级布道媒介，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伯克希尔的沃伦·巴菲特，都是个中翘楚，他们历年发出的公开信，都被公众奉为圭臬，时常温故知新。

当然，也有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和沃尔玛的山姆·沃尔顿这种不太热衷于言传身教的企业家，只参与和来自各大投行的股东代表共席的闭门会议，再由公关部门整理新闻通稿交给媒体。

以上两种经营管理的风格，自然也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选择的差异更多的是取决于企业家的性情和风格，以及符合最大程度企业利益的原则。

显然，马云所希冀的形象，是前者而非后者。

阿里的「致股东信」大概很难称得上是一项传统，它的开端是在近在咫尺的2014年，适逢阿里上市前夕，马云在更新招股书的同时向广义层面的股东群体发放了第一封公开信，重申了「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原则。

把股东放在最后一位，只是阿里特立独行的企业文化之一，包括意在强化管理集权的「合伙人制度」也曾引起不小的非议，这是在后职业经理人时代，全球的企业家都在试图调和的某种潜在风险：创始人把企业视作骨肉，但投资人却难以割舍贪图回报的心机，企业发展顺利，双方便是举案齐眉的甜蜜关系，如若遭遇逆风，企业家的决策就很容易被当成「一意孤行」，而投资人的做法也会被诟病「急功近利」。

因此，如何巧妙的未雨绸缪，通过制度框架和充分沟通来规避最坏情形的发生，是企业家的管理天职，而「致股东信」则属于其中相当好用的一种工具，它传递的不是技术性的具体方法，而是判断性的抽象思路，而投资人——也就是股东——需要借此明确自己对于企业的认同与否，只有基于这种共识基础之上的资本合作，才有其睿智的一面。

就像杰夫·贝佐斯数十年如一日的告诫亚马逊的投资人要相信这家企业的长远价值而不是短期盈利，言下之意也不外乎是「如果您要是不认同就别投咱了不然您要朝东咱要往西扯起皮来就太麻烦了」。

那么，马云在今年的「致股东信」里，说了些什么？

在1500字不到的篇幅里，马云的核心观点，是继续宣扬着「去电商化」的概念。

「BAT」三足鼎立，百度做搜索，阿里做电商，腾讯做社交，这是长久以来的市场定位和社会认知，亦符合三家企业的商业模式。只是业务的增长不可违背经济规律，任何奇迹曲线终将归于平缓——就像时至今日的Facebook再去展示新增用户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而在高速创新的科技行业，想象空间的停滞只会意味着接受平庸。

资本买的永远都是增量，而非存量。

因此，除了在财报里设法突出新兴业务的贡献之外，马云的「致股东信」在更高的层面为阿里的未来战略做了定调，当互联网成为人类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基本人权之后，电商已经不再是需要特意标注的功能型配置了，就像今天不会有人特意的说「我为家里客厅买了一台电视机」。

于是马云提了「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的说法，除了第一个是电商的升级版本之外，后面四个都是阿里决胜后三十年的前线阵地，而这每一个的背后，都存在社会本身的落后性问题。

《人类简史》的作者、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世界亟待一个新的故事」，工业革命的保质期濒临结束，而科技行业的领军人物「需要仔细考虑他们的想法所会带来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全部后果」，换而言之，人工智能、数据算法、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突破，必将覆水难收的冲击和改造那些看似稳固的社会结构。

以金融为例，这里既有阿里志在必得的信用系统和惠普系统，也有迷倒整个硅谷的「区块链」技术，还有货币电子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任何一项的大规模应用，都会造成天翻地覆的改变，蒂姆·库克戴着Apple Watch在深圳使用Apple Pay购买咖啡失败——该店不支持外币——固然有些幽默色彩，然而德国人戈特利布·戴姆勒在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辆搭载煤气发动机的三轮车时，也不乏围观的市民嘲笑这个连最瘦的马都跑不过的笨拙玩意。

迷恋视线之内的景观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不要忘了，越不过眼前的丘陵，就看不到山花遍野的美景。

一直认为「痛点」这个本土的自造名词虽有被滥用之嫌，但它委实生动描述了创新的来源：是有着令人痛苦——哪怕是尚未被发现的——的事情存在，才有试图解决对应问题的人的诞生。

和马云发出「致股东信」的同一天，有这样一条「逗逼气质挡不住」的微博被转了两万多次：

「刚才肚子饿了叫了个麦当劳外卖，我啃着一个麦辣鸡翅突然想起来，这他妈是我小时候生日那天在地上打十几个滚不起来才能赖上一顿的麦当劳啊！！我现在半夜三更拿手机戳两下，他就得老老实实给我送到枕头边，我躺在床头柜上吃！我真的太有出息了，是个人物了！」

区区数百字，就把活在当下的经济得益、物质得益、创新得益和市场得益表达得淋漓尽致，而每一次的满足之声，都会在企业家的功勋薄上记下一笔。

在云栖大会的音乐节上，马云压轴出场献唱《好久不见》和《海阔天空》两首歌曲，马云提前作出申明，「唱得不好，不能退票」，其实，在飞奔的技术革命的趋势下，是没有人可以退票的。

作者 阑夕 微信公众账号：techread

文 | 阑夕

在今年618时段期间，网红张大奕直播2小时，店铺销售额近2000万。大家看到数据之后纷纷惊叹，她的热度已经超过了柳岩。而几乎就在同时，张大奕在采访中表示，曾经推掉过导演邀约，对娱乐圈兴趣不大，想做一个专业的网红。

似乎有很多人对这种选择不甚理解，为什么有机会有能力去娱乐圈赚大钱却要放弃？的确，眼下中国「饱受批判」的娱乐圈，是高收入的代表领域，而且还有明星光环加身。可是不要忽略的是网红这个称号，也已经变成了变现能力的代名词。范冰冰可以说是娱乐圈高收入的代表人物，2015年收入达到1.28亿元，而王思聪女友「雪梨」2015年的销售额是2个亿，张大奕的销售额据说已经突破3亿元。刨开成本，网红赚得也不比明星少。

同样有着超高的变现能力和粉丝经济加持，网红圈和娱乐圈，却似乎一直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个生活在象征着虚幻的赛博空间里，一个活跃在虽然有些遥远的现实里，中间隔着厚厚的次元壁。更重要的是，在所有受众的眼中，网红和明星之间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地位——哪怕他们在各自粉丝心中都是心肝宝贝。

其实网红和主流世界之间的鸿沟，在互联网更为发达的美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美国网红最大的发源地Youtube中有千千万万的内容频道，其中不乏在音乐、教育、时尚、美食等各类领域中的专业信息，然而这些网红们的内容可能会在互联网上被大量订阅和传播，但是很少见诸主流媒体。虽然「时尚博主」作为影响力最大的网红团体已经开始慢慢渗入时尚圈，但是能够登上「VOGUE」等正牌时尚杂志的红人，依旧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所以美国的网红一般还是依赖粉丝的订阅和追随开创自己的频道和品牌，因此才会大面积诞生类似MCN这种「经纪公司」来帮助网红维持良性运作。像卡戴珊这种全家进入娱乐圈的，可以说都是「转业成功」的少数。而在中国，网红挑战娱乐圈的事情屡有发生，却一直只是喜忧参半的情形。诸多例如度娘刘冬原、武大女神黄灿灿等在网络上红极一时的角色，在娱乐圈几乎只是冒起一个小水花就烟消云散，而同时却也有小芈月那样从网红一路成为童星的励志案例存在。

说到底，网红因为缺乏专业功底并非科班出身，身边更没有明星所具备的专业团队来笼络资源，因此很难在百舸争流的娱乐圈中找到自己的立锥之地。反倒是从去年开始出现了令人倍觉诡异的现象，就是包括罗志祥、郭富城、林更新等在内的一众明星男神全部选择了网红作为自己的女友，让网友大呼这真是另一种「网红占领娱乐圈」的实现方式。

不过就算是娱乐圈里困难重重，也始终有网红们抱着「彼之砒霜，吾之蜜糖」的态度频频挑战。近几年持续火热的各类歌唱和选秀节目，可以说是网红挑战娱乐圈的热门途径之一。然而结果也不算美好，虽然网红们在互联网上拥有大量的粉丝和号召力，但是在传统评审的体系之下依旧难以得到正面评价。

坐看拥有如此庞大粉丝资源的网红群体无法进一步壮大实力，这显然不是互联网历来的作风，因此越来越多的网络选秀开始借助直播的势头应运而生。最近做得声势最为浩大的一场网络选秀，应该算是腾讯举办的QQ空间斗歌大赛，整个比赛有160万人次参与斗歌直播，最后还有一场盛况空前的十强盛典晚会——晚会上还有SNH48助阵。

QQ空间一直在95后年轻群体之中拥有极高的人气，月活跃用户达到6.52亿，在今年年中的时候，QQ空间顺应用户对于热门载体的需求加入了直播的功能，意料之中受到一片好评。因为本来就诞生于社交平台之中，QQ空间的直播也有极其浓厚的社交氛围。所以这次QQ空间斗歌大赛开启了创新的PK模式，让网友用1V1的比赛形式参加，互动能量比起其他直播形式来说更具叠加效应。一周之内，这场一言不合就斗歌的比赛，创下了160万参与人次和1100万打赏次数的记录。

而在这种热度的背后，是腾讯为比赛提供的高额诱惑，或者说是一场属于QQ空间的造星计划。首先，十强赛将会以线下晚会的形式举办，而且可以和SNH48这种在年轻人群中拥有高人气的明星同台，这已经是极佳的曝光机会。另外，冠亚军还会分别赢得腾讯提供的两百万和一百万推广资源，冠军可以参演企鹅影业旗下电影——资源和机会恰恰是网红最渴望的东西。

这场斗歌大赛，用腾讯自己的话来说，可以给网红提供更好的生存机会，不再重蹈转瞬即逝的覆辙。言下之意似乎是在说，进入娱乐圈的生态之中，网红才有持续发光发热不被人遗忘的机会。可是转过头来看，目前的娱乐圈也正在迅速的「网红化」。以小鲜肉为代表的一票男神们，无一不在以网络人气倒逼娱乐圈的实力谱——李易峰、王源等诸多明星在其电影上映期间，粉丝会在网络组织自发购买线下资源为偶像做宣传。其中王源在「爵迹」上映前，某个王源粉丝站独立应援，买下全国70个城市472家影院的数字屏，循环一周播放王源个人爵迹宣传片。这种来自互联网端的力量，远比传统的「带资进组」更为震撼。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网剧和网络综艺中容易见到明星面孔的原因之一。

说到底，无论是网红圈还是娱乐圈，都在走向越来越接近的经济学原理，那就是粉丝变现的能力和持久度。互联网拥有的强大的变现效率，让娱乐圈不得不正视。而娱乐圈拥有的让偶像长久保持活跃的运作模式，也是网红圈以往所缺乏的能力。持续的内容产出，曝光率的保持，合适的商业模式，这些原本在娱乐圈才有的「保鲜秘诀」，正在被互联网复制。直播平台，就是涵盖以上三个方向的最好范例之一。

而腾讯QQ空间这次的斗歌大赛实际上是一个广而告之，网红手中拥有的资本正越来越逼近明星，而作为一个好的直播或者说资源平台，也应该具备造星的能力和魄力。网红圈和娱乐圈之间的次元墙，正因为资本的交融而逐渐软化，当它倒下的那一刻，我们将迎来更加多元和异彩的未来。

文 / 阑夕

搜索「杨天桓」，排在第一条是这么一条新闻——「富二代」杨天桓：别人永远知道你是谁的儿子。

他的父亲杨休是南京著名的企业家，因在2012年向南京大学捐款4.1亿人民币而名扬海内，也曾跻身中国财富500强，家世显赫。

只是子承父业的剧情并未如期上演，在位于西土城的一间咖啡馆里，杨天桓戴着一顶棒球帽，坦然承认拍摄网剧的难度比他预料的要高很多，虽然「能用钱解决的都不算问题」，但是「一分钱总会逼死英雄好汉」。

大学毕业之后，杨天桓想要申请布拉格电影学院，被父亲明确反对，最终妥协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深造，而这也正是他的父亲的学历轨迹。谈及父亲的时候，杨天桓在言语之间不失尊敬与爱戴，却总有些若即若离的距离感，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在失去科班教育的机会之后，不声不响的完成了父亲要求的历史专业，却又还是回到了心仪的影视行业。

杨天桓在传奇电影《公民凯恩》中看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子，很少有人能够抵御权力对于人格的影响，他曾多次和父亲就后者开发的知名地产项目「东方之门」为什么不设电影院而激烈争吵，甚至在朋友圈里公然「拆台」，说「买我爸的楼，不如投给我拍电影，房地产是被人诟病的，文化业是令人兴奋的」。

带有相当长的一条叛逆反射弧。

杨天桓可能会对日本知名独立动画导演新海诚感到憧憬，后者在成名近二十年后，才被媒体察觉他原来是日本百年建筑公司新津组社长的长子，这位富家公子在与家族完全无关的行业用勤奋和天赋确立了前无古人的地位，堪称当代最为鼓舞人心的励志故事。

南京是六朝古都，素来重视宗族和血脉，隐姓埋名的设想，大概很难实现，所以杨天桓越来越愿意呆在北京，混迹于电影行业的北漂圈中，庆幸于京城偌大，欲在这里扬名立万，可能不太需要以父之名。

于是有了十集网剧《中国散伙人》，目前在腾讯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2000万，算是踏入了及格线，杨天桓说，创业这件事情被媒体抹上了太多的脂粉，产生了太多「只管挖而不管埋」的事迹，他在创业途中亦深受其苦，从而有了还原行业本色的念头。

杨天桓和他的团队用了半年时间创作剧本，又用了半年时间筹集资金，试图率先拉开中国本土的行业剧大幕。

中国影视市场的畸形举世皆知，基于意识形态和内容审查的双重作用，使得这里长期处于文化洼地，仅在电视剧领域，就由「抗战解放」、「家庭伦理」和「历史宫斗」三大品类主宰了近二十年，并在产业层面掘下鸿沟。

在杨天桓看来，劣币驱良币的结果就是「编剧不学无术，制片粗制滥造，导演拒绝负责」，最后再由纯粹的资本数字买单，挣钱就是好的，亏损就是坏的，不是不能讲功利，而是不应该只讲功利。「中国的市场就好像在监狱里捡肥皂，菊花一松节操就不复存在了，一旦试过，说不定还会爱上这种感觉。」

所幸互联网的兴起和繁荣，让内容创作者有了另起炉灶的机会，《豪斯医生》、《犯罪心理》、《绝命毒师》和《广告狂人》等海外作品的流入，也筛选出了相对前沿的受众市场，他们或许百般挑剔，但是至少勇于尝新。

深思熟虑之后，杨天桓决定进入行业剧题材，与《中国散伙人》同步开展的，还有一部描述导演行业的剧本在他手上推进，这也是中国新生代影视制作人的局限：暂时难以离开自我经验丰富的领域。

《中国散伙人》采用了美国情景喜剧常用的多主角结构，由离家出走试图证明自己的富二代、习惯于中英文混搭的高颜值海归、对美食有着独特热情的新媒体从业者、来自香港的内向宅男工程师、在微博上拥有巨量粉丝的网红和神神叨叨的互联网混子六人组成，同时邀请六禾创投、36氪等互联网公司客串表演，在虚实之间炮制出不少黑色幽默。

「我创业多年，从来都是先有想法再有产品，这次是先有产品，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想法……」、「那边那个DJ，也是个投资经理，手里也管着十个Million」、「新媒体时代概念最重要？你当做牛腩呢」……由于埋下了大量的行业梗，杨天桓连预告片都剪了三个版本，分别照顾理解能力位于不同层次的观众。

似乎也掺杂了《IT狂人》和《硅谷》的糅合影子。

在荒诞的场景中体现严肃感和正式感——或者用更为通俗的说法来讲，叫作「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是《中国散伙人》这部网剧的内容精髓，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剧和观众能否达成笑点的统一。

而编剧的功力，在中国一直是个大问题。

创造美国收视奇迹的《好汉两个半》有着相当著名的幕后故事，在第八季结束之后，整部剧集的核心主角查理·辛与编剧产生矛盾，对剧组发出「二选一」的通牒，称自己和编剧只能有一个能够留下。彼时的查理·辛是全美片酬最高的当红名角，《好汉两个半》这部美剧也是以他和他的海边别墅为主要场景打造的情景内容，他若半途而废，对于收视率的打击无疑会是毁灭性的。

然而最后的结果，是查理·辛拿钱滚蛋，编剧继续工作，并把维持了八季的男主角「写死」，请来阿什顿·库彻顶替成为新的主角，继续拍了四季方才宣告完结。

编剧地位及待遇的悬殊差距，往往让中国的同行心生羡慕，在《武林外传》之前，宁财神写了五年剧本，过的也是「吃了牛筋面，就不能吃抓饼」的窘迫生活。这是土壤品质和果实甜度的关系，用户往往抱怨后者的口感，却少有关注前者的健康。

作为真实的创业者，杨天桓并不反对创业这件事情，他将「散伙」定义为剧情的主旋律，只是出于「借机表态」的目的：「创业不可怕，可怕的是认不清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不敢承认心中的那头洪水猛兽，嘴里说着梦想，心中装着欲望，最后只能精神失常。」

这依然是他自己的现实写照。

2014年，他在南京创办众创空间，为本地创业者提供「水电煤」式的服务，并拿到了300万的天使投资。

同年，李 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并在国 务院层面出台了政府工作报告，鼓励地方政府实施「双创」运动，希望助推中国经济增长。

多管倾灌之下，必然泡沫丛生。

在自己的众创空间里，杨天桓自述「阅尽创投圈的人情冷暖」，见过言必称马云、马化腾但永远「只差一个程序员」的创业团队，见过借投资为名让创业者尽情「招待」自己的海归骗子，也见过连续创业失败之后转型职业经理人专门培训创业者如何「忽悠」VC并抽成股权的行业混子，在《中国散伙人》里，用户可以看到以他们为原型的各种角色，他们的身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创业生态里常被忽略却密集存在的一层剖面。

「创业比就业更讲出身」，杨天桓常和他的客户——也就是那些投奔他的众创空间的创业者——作出劝诫，他说自己算是条件优于99%的创业者了，可是创起业来都还是踉踉跄跄的，实在捉襟见肘时还可以去刷自己母亲的信用卡，但是普通的年轻人只是因为头脑发热就要为此搭进自己最为珍贵的年华，非常不值。

在微信公号里，杨天桓写过一篇题为《万众创业葬送了多少人的前程》的文章，他在最后说道：「没有能力的、没有经验的、没有人脉的、家里没有钱的，老老实实工作。创业是一件厚积薄发的事情，年轻还是要多学习，少看创业报道，多学学实际的——写代码、做设计、画线框图，别老总想搞个大新闻。」

就像博尔赫斯说他的食粮乃是世间万物，在杨天桓的生活半径里频繁上演的现实戏码，成为他在筹划网剧时「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丰富素材。

众创空间不太挣钱——「那点利润还不够我们几个股东旅游一次」——但是杨天桓乐于接触这些鲜活的人，当有创业者选在办公室里成功求婚的时候，他甚至比那对情侣表现得更为高兴。

「尘世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这句台词出自徐克担任编剧的《笑傲江湖》，由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悠然唱出，杨天桓说这是「唯一一部哪怕剧情再烂、故事多无聊我还是坚持完整看完的电影」，据说金庸对于徐克的改编意见不小，而杨天桓却更青睐徐克的偏执，在他缔造的充满隐喻的这系列武侠电影里，「没有扫地僧，也绝没有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恶人」，他的江湖，有来无回。

最大的共鸣，恐怕还是隔着岁月触景生情。

就像在《中国散伙人》里，主演之一的富二代在团队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时刻，又不得不回到家里，低头恳求自己的父亲「希望你能拉我一把」，后者的回应是冷冰冰的「玩大了，输了，就来找我？现在你知道了吧，这个游戏不是随你的脾气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

这未尝不是杨天桓给自己断掉的后路，他提前预设了最为难堪的场面和最为冷漠的结果，放在作品里供千万人讥笑，也就逼着自己押上了尊严，绝对不能赴其后尘。

2016年前6个月，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融资次数相较去年下半年跌掉近三成，且一级市场的投资从VC向PE转移的迹象尤为显著，资本寒冬如期而至，创业者的准备却算不上充分，整个行业也进入了丑闻频发的焦点期，刷单、造假甚至是剪电线的行为屡现报端，令人咋舌。

「像咱们这样的团队，哪儿能算得上是创业啊，顶多就算是个聚众赌博罢了」，借助无处不在的自嘲，杨天桓安排镜头里的六个年轻男女，从创业食物链的最底端站起来，去经历这个浮华行业的森森白骨，这部网剧在拍摄手法和演员表演等硬性指标上可能不无缺陷，但它在「真诚」一项的记分牌上，值得打出满分。

有趣的是，在《中国散伙人》里饰演六个主角之一的网红张可，是实打实的本色出演，她不仅是实名出镜，而且本人就是在微博上拥有七十多万粉丝的网红@除了我都是猪，自拍、直播玩得飞起，杨天桓因为曾经看她的视频「笑得植物神经紊乱」而邀其加入，成为《中国散伙人》确定的第一个演员。

在划分人群时，除了「屌丝」、「中产」、「九零后」这类标签之外，杨天桓认为「雅痞」这个群体是被广为忽视的，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不错的收入与品位，不会忍受两天不洗澡或是廉价酒精饮料的生活，所谓的「精致利己主义」，也在群体性焦虑之后有着些许「理性光辉」。

而《中国散伙人》就是以这个群体为轴心所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杨天桓说他的这项事业未必会在盈利层面表现出色，但「一定会在深度、广度、节奏和频率上保持得最好，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这个群体的自由、幽默、痛苦与孤独」。

赖声川则说日本的能剧最讲严肃和深沉，却一定要夹杂一个狂言，直接讽刺戏的本身，以求提高戏剧的境界，「因为当情感激烈到一个程度，再用另外一个形式来嘲讽这种激烈，更能达到净化的目的」。

他们两人，倒是合拍的。